中国的“器官捐献”噩梦 （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3月31日讯】（看中国记者灵素编译）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体器官移植问题已经长达数十年。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努力地想建立一个自愿捐赠的器官移植系统。
据《外交家》网站报道，上个月，一名移民高官在梵蒂冈举行的国际器官交易峰会上重申，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已经不再使用囚犯器官做移植用途，现在只用在医院等护理机构死亡的病人自愿捐助的器官。
如果这是真的的话，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不过根据近年来中国器官移植数据的矛盾，中国官方误导性的声明和对器官移植事件过分的不透明，这一切都说明中国政府的这种说辞不能让人信服。此外，中国器官移植过往的历史也让人非常不安，人们认为以后中国还会滥用一些手段来进行器官移植。因为在器官移植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根本没想过要限制不人道的活体器官移植，所以要千方百计遮掩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必要的。
不能令人信服的数据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官方对外公布的器官移植人数不能让人信服。中国器官捐赠及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上个月在梵蒂冈峰会上表示，从2011年到2014年，共有2,342人死亡后捐献肝脏。
此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内，黄洁夫在接受国有数字新闻出版社“文件”采访时，又有了不同的说法。他说：“从2011-2014年，全国捐献肝脏的病人有1,910例。”
这些数据相差百分之十八，所以不可能同时成立。自2013年9月1日起，中国所有器官移植手术都已登载在中国器官移植反应系统（COTRS）的中央数据库中。然而我们在研究中已经确定了黄洁夫和其他中国官方数据最少有十处矛盾点。器官捐赠数据与数据库记录出入颇大，这说明中国官方的说法并不能让人信服。
明显有问题的器官移植数量
鉴于中国的高官披露的移植数据不能让人相信，国际调查人员便采取其他各种办法来估算中国正在进行器官移植的真实数量。
例如，可以查看有关医院器官移植病房床位数量的公开报道，然后将其与报告的床位利用率进行比较。这两种数据再加上接受肝脏或肾脏移植手术病患在病房的平均停留时间，就可以粗略的估算出某些医院进行器官移植的数量。
比如在2006年底建成的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的移植中心，原本计划存留500张床位（但可能实际数量已经达到700张）。根据2008年中国官方数据库的报告，2008年肾移植床位使用率为90％；据天津官方媒体报道，2013年整个医院的床位利用率为131％（这意味着超额患者被安置在医院附近的酒店，或者在病房里又加了更多床位）。接受器官移植的病患平均住院时间为一至两个月，按照这个比例来算，仅这一家医院每年就增加数千次的移植量。
中国官媒的报道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获得真正器官移植数量的指标。把中国官方的两个刊物报道拿出来做对比，2011年至2015年，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每年要进行约1000次肝移植手术。根据其他官方消息来源证实，如2011年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肝脏登记册，记载医院执行器官移植数量占全国器官移植总数的四分之一或12％。这就表明全中国每年进行肝移植的数量大约是4000例到10,000例。这数量是中国官方正式报告数量的几倍，而且这还只是全国器官移植总量的冰山一角。
在中国很难知道实际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人数，但仅仅这些数据就表明，相对于要求的数量和器官来源而言，似乎器官需求量很大。
器官移植数量的暴增
在2000年以前，中国在国际器官移植行业基本没有什么发言权，据统计，从1980年代开始直到2000年年底，中国累计总共进行肾移植数量为34,832例。四年后，根据医学报告数据，这个数字至少在此基础上增加了27,141例。
据中国经济商业杂志《财经》报道，1993年至2007年，中国肝脏移植次数增加了400倍，累计从最早的6次增加到14000多次。
但即使这样，这些数据都还是跟实际器官移植量相差很远。这些数据都是根据中国的官方登记和报告计算而来，但这也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在全中国，进行肾移植的医院粗略估计有106家，但到2005年2月为止，只有25家医院有肝脏移植登记。
据中国官方消息表示，事实上到2006年为止，全中国有1000多家医院可以做器官移植手术。
中国官员已经开始公开谈论器官移植热潮。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国移植高级医师何小顺表示，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产业的一个“分水岭”，他说：“2000年中国肝移植数是1999年的10倍；到2005年，这个数字又翻了三倍。”
中国首例关于器官移植的立法已于2007年生效，此前唯一的主要规定就是从1984年起，允许使用囚犯器官做移植用途。
器官移植数量不断增长
2007年1月1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死刑案件被司法处决的死囚人数急剧下降，从之前的每年一万下降至数千人。据美国的个人权益非政府组织凯新提供的可靠数据显示，“有关部门的领导甚至担心公众不能接受死刑人数急剧下降的事实”。根据该人权组织的计算，到到2013年中国死刑犯人数会低于2400人。
然而中国的器官移植产业却在不断扩大。例如：
2007年，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新建器官移植大楼，新增病房17间，床位500张，全部由当地政府出资，已经全部运作起来。
2007年，中国根据所谓国家政策贷款拨款280万美元（2000万人民币）给河北省华北制药，供该药厂生产一系列免疫抑制剂（几乎完全是给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使用）。
2008年，中国移植系统内权威人士郑树森通过把可接受肝脏移植的肝癌患者数量最大化的方式将符合条件的接受肝移植人数增加了52％。
2010年至2012年，北京309军医院将其移植中心的床位数量从316个扩大到393个。该医院表示，医院移植中心是全医院科室最赚钱的部门，是整个医院的收入来源。器官移植中心的收入从2006年的3000万元（450万美元）增长到2.3亿（3400万美元），翻了八倍。
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事实上，中国整个移植行业早已跟官方声称的只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用途相去甚远。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最具政治敏感性和争议性：如果移植的器官不是来自被处以死刑的死囚，这些器官又是从何而来？
在中国被迫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法轮功学员（网络图片）
震惊世界的消息来源
自2015年以来，中国声称有志愿者自愿做器官移植的供体，中方官员称，该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此之前，从2005年底开始中国官员对外表示，中国器官移植所用的器官来自被判处死刑的死囚。（2005年以前中国官员一直否认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但此后却突然间承认了。）
鉴于中国近几年处决的死囚数量越来越少根本无法解释中国移植产业的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研究人员提出在中国肯定有其他的活体器官移植供体存在。
例如，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器官移植的真正来源是良心犯。这其中包括维吾尔族的穆斯林人士、西藏人、以及潜在的教会基督教徒，绝大多数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这一中国传统的精神信仰自1999年以来一直受到严重的迫害。当然，还有其他被剥夺人身自由和被边缘化的中国公民也会受到这种严酷对待。
自由之家在上个月发表的“关于中国宗教自由”的报告中指出，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审查已经“发现了可靠的证据证明从二十世纪末开始，中国有大量被拘捕的法轮功学员被以活体摘取器官的方式杀害。”该报告还补充说：“大量的维吾尔族人消失，根据维吾尔政治犯的常规血液测试记录显示，被羁押的藏人及维吾尔人被报导中监狱神秘死亡，这些都应该引起人们警惕，这些人也极有可能是非自愿活体器官摘取的受害者。”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都对中国政府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表示谴责。
据种种迹象显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1999年7月，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开始被大规模监禁，自此六个月以后，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开始暴增。这就能合理解释为什么在死囚数量骤减的情况下，中国器官移植供体却持续增长。另外还有大量的证据，包括记者古特曼（Ethan Gutmann）在他的书中详细记载的数十起案件中，都有被拘留的中国法轮功学员被作为器官移植供体而进行详细的血液检查和身体指标测试的内容。
中国器官移植系统“换肝大户”郑树森（网络图片）
要详述这些证据可能需要几百页的长度去书写，但这些证据中有一些是在中国官方出版的书中被发现的。
例如，中国最突出的移植外科医师之一郑树森也是浙江省“反邪教协会”会长。该协会是中国共产党于2000年专门设立的，旨在诋毁法轮功，里面的工作人员就是要用各种残忍的手段强迫被拘留法轮功学员转变意识形态。
2000年开始，中国器官移植产业迅速发展，2007年后器官移植数量有增无减，明显与中国司法处决死刑犯数量严重不符。加上对被羁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详细的血液检查和器官检测，年轻的维吾尔族人的失踪，对维吾尔政治犯的体检，中国高官参与迫害法轮功，所有这些国际社会的质疑中国政府从未有过合理的解释。相反，当国际上的调查人员拿出这些指控中国政府暴行的证据时，中国官方的说法却只有两个字“荒谬”。
鉴于黄洁夫在国际医疗论坛上明显提供虚假数据，而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人数却持续增长，却不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所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极其迫切的。
国际医务人员对中国境内医院的突击访问，以及对医院过往和目前移植数据的准确掌握将会是国际社会下一步研究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