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指标、高任务，助长了“浮夸风”的错误口号。（网络图片）
翻阅报史资料，发现在上世纪60年代中叶，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运动过后，宣传部门对宣传报导纠偏的两个文件。对像我这样的后生小子来说，既开眼界，更受教育。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不好发过多不着边际的议论，姑且罗列，尽量让材料说话。
一
1962年《关于几年来宣传口号的初步检查报告》，重点检查了1958、1959两年中的错误口号，包括“违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以及混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界限的错误口号”，“违犯客观规律，助长了主观主义发展的错误口号”，“违犯党的政策，助长了刮‘共产风’的错误口号”，“高指标、高任务，助长了‘浮夸风’的错误口号”，等等。例如：
“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
“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
“掀起一二五十（即日产一万吨铁、二万吨焦、五万吨矿石、十万吨煤）运动”
“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
“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主观能动性无限，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
“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堆”
“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
“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公共食堂万岁”
“倾家荡产大搞钢铁”
“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
“贯彻指示不过夜，推广经验不过宿”
“发愤读书是走白专路线”
二
1964《关于召开省级新闻单位总编辑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指出要纠正宣传报导中存在的“不恰当、不严肃甚至是错误的提法”，例如：
“有的报刊把毛泽东思想形容为‘仙丹’、‘真经’、‘圣书’、‘金钥匙’”
“个别文章不适当地、无分析地宣传苦干、拚命、加班加点。……尤其突出的是‘一股硬劲’的文章，说工人‘在数九寒天的天气，扒了光脊梁’，‘从天蒙蒙亮干到天黑，忘记了天寒地冻，觉不得肚饥口渴’。对加班加点的报导，多数都没有讲清是在特定条件下的需要，反而往往强调是‘十数年如一日’。”
“出现了一些不适当地强调‘不计报酬’、‘不要工分’甚至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报导”
“有的报纸报导烟台造种厂的品种几十年只生产十六种，现在达到130多种，但事后了解这只是设计数字，真正投产的也只有六七种。”
……
三
以感想代替政策、以主观想像代替客观事实、以主观臆断代替科学分析，是宣传报导的“顽症”，由来已久，只是“大跃进”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如何纠偏？两个文件精神基本一致，后者更系统，就是宣传报导要“切实‘鼓实劲，不要鼓虚劲’，“要切实做‘扎扎实实的、科学的、冷静的促进派’”：
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科学的观点去观察分析事物，要正确地反映事物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不要孤立地简单化地看问题。宣传先进典型必须真实，同时要防止贬低别人、贬低过去烘托典型的不适当的做法；要正确地宣传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正确地反映思想改造、作风转变的过程，防止简单化庸俗化。
没有讲清特定的必需的情况，不要一般地去强调加班加点、昼夜苦干、带病工作、不计报酬、自动献料、不要奖金、不要工分等等。对于政治和物质，国家、集体和个人，目前和长远利益等方面的关系，不能只讲一面、只讲一头。
报导必须真实。宣传中一定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要充分宣传先进典型的成就，又要分寸恰当，观点正确，情节真实，以自己宣传的实际行动，体现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精神。
……
可惜，纠偏刚开始就夭折了。不久，“文革”即爆发，全国“大闹天宫”，在“造反、造反、造反”的喧声中，在“夺权！夺权！夺权！！！”的喧声中，在“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喧声中，宣传报导充斥着大话、套话、空话，甚至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传统几乎消失殆尽。
四
到处“插红旗”，“卫星”满天飞。与宣传报导的“狂躁”堪称兄妹的，就是诗歌的“狂躁”。满街都是“诗人”，写诗成为任务，催生了数不清的“新民歌”。老辈人讲，当时脑子里除了想着吃饭、睡觉、干活，就是绞尽脑汁“诌诗”，语不惊人死不休。诗诌得好，风光不亚于今天的大明星。
数不清的“新民歌”，像“大跃进”一样，一跃就没劲了。流传至今的名作不多，就有这首：
稻堆堆得圆又圆，
社员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揩揩汗，
凑上太阳吸袋烟。
当时的新闻，当时的宣传口号，与这类“新民歌”骨子里是一样的。宣传报导的理念、模式，看不出与这类“新民歌”有什么质的区别。文学化的新闻，情绪化的宣传，宣泄式的报导，实际上不过是散文化的“新民歌”。
及至“文革”初期，新华社、《人民日报》这样报导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那次著名的长江之游：
“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长江水面笑逐颜开，沿江两岸大堤上，无数彩旗，巨幅的标语，欢呼的人群，呈现出一片无比欢腾的节日景象。”
“武汉全城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从船舷的扶梯上走下来，先在水里浸了一下，然后便伸开双臂畅游起来……在浩瀚的江面上，他时而挥臂侧泳，拨开层层波涛，破浪前进；时而仰卧水面，看万里碧空。”
一个正在游泳的民兵见到毛主席，“兴奋得忘记了自己在游泳，举起双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他跃起来又沉下去，喝了几口水，觉得长江的水特别得甜。”
今天，恐怕已经没有人能写出这般“生动如诗”的报导了。
五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敢想敢说敢干。1958年11月，他反思“大跃进”的失误：“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
抓生产、搞建设要讲科学，新闻、宣传终归也得讲科学。科学不能丢。“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是干过新闻的，早有提醒：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不应“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仅从信念和善良的愿望出发，“不经过冷静思考，不了解也不顾及实际关系，就向全世界大声宣称自己的各种革命口号，这岂不荒唐吗？”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面对荒唐的宣传报导，刘少奇是清醒的。清醒，往往要付出代价，有时是生命的代价。作为党的历史上真懂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他当时关于新闻宣传的一些言谈，针砭时弊，颇有见地，比之于文件的“纠偏”要求，更是一针见血：
“听话，也不是，不听话，也不是，是难办。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新闻记者是难办。你们就要从这中间想出办法……不服从，是错误的，要犯错误；服从，也要犯错误，是不容易。”“过去你们要求新闻自由，认为服从党委就妨害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几年你们比较注意服从党委领导，强调依靠党委办报，但又完全依赖地方党委，自己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也不敢反映问题，不敢提出意见。要讲两种偏向：一种偏向，脱离地方党委的领导，认为受党委领导就不能写批评稿，因而就闹独立性；一种偏向是完全听党委的话，因而就出现浮夸这类事，什么公共食堂好，放卫星。”（1958年关于《人民日报》的谈话，《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讲话》，北京新闻学会编印，1980年）
“现在的新闻有偏向──只讲好的，有片面性。应该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导，只强调立场，那么，我们的报导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我就不看你们那些头条新闻，我不看，报纸来了只看七、八版。”“新华社《内部参考》上登的东西，大都是表面现象，并不是真正的实际情况。”（1961年对《人民日报》领导同志的谈话，《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讲话》，北京新闻学会编印，1980年）
“报导联系实际不要那么紧，联系得紧了，报导了当前的具体工作和斗争，要犯错误。你们要学会既联系实际，又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围绕着当前的实际转，也可以报导些与当前斗争关系小些的事情。”（1961年的谈话，见《人民日报》1968年9月1日）
“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些不确切的消息，就哄起来了。这种方法，是不好的……凡是要通过各省的报纸和中央的报纸，以及广播电台、电话会议、现场会议等等，来推广和造成声势的事情，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加以控制，不能让报纸和电台自由发表消息和评论。”（在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那个荒唐的年代变成了历史。
那些热热闹闹的宣传，惊天动地的口号，今人看了会笑掉大牙。
可是，笑过之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