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逝世时，联合国破格为他降半旗的故事，是中文互联网刚刚流行时盛传的传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
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
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如今，已经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故事并不真实。根据1947年联合国制定的旗典，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而，“一些国家”的外交官犯不着激愤，联合国秘书长更无需找两个中国式理由来堵他们嘴。
联合国降半旗向金正日致哀。
但这个故事是何时编造出来的呢？网上流行的说法称，是一位名叫吴妙发的前驻联合国官员在2002年1月突然回忆出来的，他把这段“回忆”写成文章，发表在了《人民网》上。这一说法并不靠谱，吴妙发确实发表过他的“回忆”，但这个传说并不是他的原创。
事实上，吴妙发的文章是直接发表在2002年1月4日《人民日报》上，而后才转上网的。
早在90年代后期，许多报刊就已经刊载过降半旗的故事，有的内容比后来网络流传的还要丰富。
如2000年第1期的《政府法制》中，联合国负责人为此紧急召开会议，会上他说到“中国乃东方第一大国，美女如云”，而周恩来一生只有一个妻子，“中国地大物博，奇珍异宝数不胜数”，而周恩来没有留下遗产。不过这一版本中现场鸦雀无声，并没有“雷鸣般的掌声”。
1996年第3期的《陕西档案》中的故事要简略一些，却搞错了时任联合国秘书长，让1982年到1991年间的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讲出了那番话，当时此人应该是秘鲁驻委内瑞拉大使。
吴妙发应该是在90年代的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故事后，再错误地将其植入自己亲身记忆的，因为他以“回忆”的名义讲述，很容易让后人误会他就是源头。
那么，更早的源头是何时出现的？在诸多出版物都已经电子化收入数据库的今天，我们可以逐年检索来找到一个尽可能准确的答案。譬如用读秀数据库逐年向前上溯，会发现降半旗故事最早出现在1990年，这一年数种书籍讲到了这个故事，而且其中三本书都表明自己是从1989年的报纸摘抄的。
在国家图书馆查找被这些书籍摘抄的报纸，可以找到其中两份：1989年9月10日的《工人日报》和1989年8月21日的《中国妇女报》，它们都声称自己是摘自同一个来源：《江苏工人报》。不过很遗憾，我没能找到1989年的那期《江苏工人报》，而应该就是它的某位作者编出了这个故事。
1989年8月21日的《中国妇女报》的报导。
这个考据还可以进一步进行：编故事的人是如何想起联合国降半旗这一事实的？
周恩来死后哀荣极盛，但查阅最初的一批专门纪念书籍，会发现联合国降半旗一事起初并没有那么受重视。在新华通讯社1978年2月编译的《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里，没有提到降半旗一事，倒是能看到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对周逝世发言的原话。
而在1978年3月出版的另一本以全球悼念周恩来为主题的书籍《五湖的怀念》里，只是以引用路透社消息的形式提到了降半旗。
降半旗“极其罕见”的说法第一次出现，是1982年底，苏叔阳编著的《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作者说：“联合国也下半旗，同时没有升起联合国会员国的国旗，这在这个世界组织中是极其罕见的事情。”对降半旗一事添加了“极其罕见”的点评。而这本书在1983年被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要求全国中学生阅读，影响巨大。
苏叔阳编著的《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因此，在这以后开始有人想要解释“极其罕见”的联合国降半旗，就并不奇怪了。实际上，在广为流传的降半旗故事出现前，1988年出版的《塑造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一书就在引用苏叔阳“极其罕见”一说后发问“这是为什么”，接下来自行解释道：“因为他做到了对人民全心全意地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该作者绝不是在1989年之前尝试解释“极其罕见”的降半旗的唯一人，把解释发表在报纸上或口头上的恐怕还有很多，只不过1989年终于有人创造出了那个老支书般的“联合国秘书长”，摸到了最适合国情的传播模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