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为何震动中国？
【看中国2017年4月17日讯】会看戏的看门道，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人民的名义》这部剧的要害不在于反腐，因为不管尺度有多大，也不可能将2012年以来的中国反腐成果如实再现于银幕，比如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将家那16亿钞票与传说中的巨大翡翠墙；不管如何编写台词，编剧都不可能去追问腐败的根源源自制度与中华文化。那么这部电视剧抓住观众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也许有上千种答案，就我而言，这部戏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政治资源”与“政治平衡”两个听起来冠冕堂皇的关键词，展示了中国极其恶劣的政治生态。
政治资源的前世：靠山与政治保护关系
电视剧里反复提到“政治资源”这一概念，剧中最先用这概念的人是汉东省公安厅长祁同伟，他评判别人在官场是否硬气时，喜欢用“他有政治资源”一词。他的老师、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一语点破：“你说的政治资源，不就是指政治靠山么？”
这部戏通过高育良与祁同伟两个人展示了“政治资源”的重要性与代际传递关系。
高育良本是个汉大政法系的大学教授，他的从政有两大机缘，一是赶上了80年代，即中共提拔干部讲究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之时，这是学者教授从政最佳的“天时”。江泽民、胡锦涛及两届中央及省领导就是这样进入政坛的；二是遇上了“贵人”——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梁群峰将他引入政坛，这是“人和”。梁退休后，高育良很快为自己找到了新的靠山，为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批了月亮湖美食城与湖岸花园的项目，用自己掌管的公共资源为赵公子挖掘“第一桶金”开了路，纳了投名状，让自己的政治资源得以长续，从此在赵立春的荫蔽下步步高升，进入了省常委领导班子，担任了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
高育良与其首席大弟子祁同伟的关系，反映了中国政治的两条潜规则：一是资源的代际传递，二是中共党内的政治帮派关系。
高育良与祁同伟有两道羁绊：一是师生关系，二是高育良想报答恩人梁群峰的知遇之恩。高亲口对祁同伟说，出于对祁同伟岳父梁群峰书记的报恩，他在祁同伟升迁的每个节点上，都适时让祁得到提拔，最后做了至关重要的省公安厅长。在高育良看来，祁同伟虽然有不少缺点，但关键是靠得住，能为已所用。
祁同伟是农家子弟，在大学时期也曾经是像向日葵一般清纯向上的阳光青年，更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学生尖子，担任学生会主席一职。但残酷的生存法则让他不得不被迫接受了梁璐父女强加给他的政治婚姻。
这类故事我知道不少，只是细节不同。剧中所述梁璐父亲梁群峰为了女儿婚事将男方逼到山穷水尽这份上，我还没听说过。政治婚姻的男主角既是为了谋求政治资源而娶，当女方的政治资源枯竭或男方不再需要时，婚姻的存续也确实困难。这种通过婚姻谋求政治资源的现象多了之后，在经济学中发展出一个细小分支，即研究资源的世代转移。资源世代转移的大意是：资源的代际传承关系可以通过父母与子女、还可以通过岳婿关系。祁同伟通过与梁璐的婚姻，以及自己与高育良的师生关系（包括高对其岳父的报恩心理），为身为农家子弟的自己经营了一份丰厚的“政治资源”。
被用来做为官场失败者的易学习，老实肯干能干、廉政爱民、顾全大局，就是因为没有政治资源，也不跑不送不善于从无到有地经营政治资源，结果成了一位在区县级位置上苦干辗转28年而不得升迁的人。当然，好比“王子与公主”类型的童话一样，本着“不能让老实人吃亏”的圣训，《人民的名义》给了易学习一个光明的结尾：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终于在亲自考察易学习的能力、人品之后，决定将其列为表彰的区县干部第一名，并破格提拔易学习为吕州市委常委兼代市长。
关于政治资源，我还得再补上几句：如今中国官场中这“政治资源”，与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的“找靠山”、文革时期的“拉关系”（前苏联的“关系学”）、上世纪90年代一度引进的“政治保护关系”，说的其实是同一现象，只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概念，以及政治学、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源概念之后，觉得用“靠山”、“关系”等词土得掉渣、用“政治保护关系”则太负面，于是与时俱进，改用比较中性、听起来也还文雅的“政治资源”。
政治平衡：容忍腐败与互相包容
20集以后，剧情进入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前妻欧阳菁被捕，“打破政治平衡”与“破坏改革的大好形势”这两个用语也随之出现了。最先说出这话的剧中人物还是祁同伟，但却是“汉大帮”高育良、赵瑞龙等人的共识：被视为汉大帮成员、从北京下凡的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长候亮平抓了市委书记李达康的老婆，就打破了汉东省原有的政治平衡，此举必会引起李达康的报复，破坏了汉东省改革的大好形势。
这听起来非常光鲜的话含有两重意思：
“政治平衡”在此处的真实含义是：各种“政治资源”垄断的权力类别不同，每个帮派都有自己的权力领域，各方守着自己的地盘，不捞过界，心照不宣地利用权力享用公共财，即共同“闷声发大财”。
“改革的大好形势”，在官员的行话里，并非与官媒宣传用语同义，特指一些权贵及其利益集团将利用“改革”达成的财富占有格局称之为“改革的大好形势”。
正如我20多年以来一直提出的那样：中共1949年以后的历史，先是利用暴力革命化私为公，改革以来则是利用权力化公为私。利用权力化公为私就是中国人熟知的“腐败”，学术化一点叫做“寻租”。这种明目张胆、家国一体的掠夺式腐败始于邓小平时期，江、胡时期则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默契。这种默契就是统治集团内部对腐败的高度容忍与不同帮派、山头之间的互相“包容”，《人民的名义》一剧用“政治平衡”与“改革的大好形势”来概括这一现状。
这种政治平衡在一级政府共事的同僚中极为重要，是官场利益集团“闷声共同发大财”的必要前提。也因此，李达康用专车送刚离婚的妻子欧阳菁前往国际机场的途中，欧阳被候亮平派车拦截抓捕之后，高育良与祁同伟等人不但没有幸灾乐祸之感，反而心生忧惧，担心候亮平此举会导致李达康对汉大帮的报复。祁同伟更认为这是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在汉东省重新洗牌之举，想让李达康和高育良自相残杀。高育良最器重的前秘书、现任京州市中级法院副院长的陈清泉被抓之后，更是被高、祁一致视为李达康的报复行动。副国级领导、曾在汉东担任省长、省委书记长达20多年的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连夜从北京赶来要见曾任其父秘书的李达康，认为不能在山水庄园抓人，让他太没面子（实际上是怕他们的腐败链条被打开一个缺口）。祁同伟希望双方休战，促请高育良去劝说李达康，不要打破政治平衡。祁更希望高育良提醒一下学生侯亮平，让他明白职场潜规则。但老谋深算的高育良只能无奈地表示：自己没有办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最后做个小结，《人民的名义》一剧的主题确实不是反腐，而是展示中国丑恶的政治生态。与周梅森过去的反腐剧相比，《人民的名义》对中国的官场文化展示得更深刻，在编剧、制片人、导演、演员的倾力演绎之下，他们在划定的红线圈内，让观众在官员的官话、场面话中，看到了今天中国的政治生态。至于这种生态是怎样形成、是否能够通过反腐杜绝，已经超出了一部电视剧能够拷问的范围。我本人一直认为中国的腐败既源于政治制度（制度性腐败），也有文化传承（路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