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配图（图片来源：Getty Image）
【看中国2017年6月24日讯】章家敦(Gordon G.Chang)6月12日于《每日野兽》（Daily Beast）发表了题为“Insid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Death”的文章，以下为译文：
《纽约时报》报道，一名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工作的中国情报人员在政府大楼院内当着同事们的面被枪杀。根据前美国官员的统计，中国政府自2010年底至2012年至少处决了十几名给CIA提供情报的人。
北京的半官方小报《环球时报》称在庭院内杀人的报道“纯粹是捏造的，很可能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的美式想象”，但这个由中国权威的《人民日报》控制的出版物没有否认《纽约时报》关于其他处决事件的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杀害本国公民几乎好不内疚。受害者范围之广令人震惊，从据称是顽固的间谍到尚未出生的婴儿，华府在任何时候与北京打交道时都应该考虑这一点。
我们先从控制人口的官员如何对待没有出生许可证的婴儿开始。
毛恒凤在一次强制堕胎后听到“她宝宝刺耳的哭声”。资深记者Verna Yu报道说，“然而，她无法抱起她刚刚出生的孩子”，“她无助地看着她的宝宝被弄到一个水桶里淹死”。
“宝宝还活着，我能听到宝宝在哭”，毛说。“他们杀了我的宝宝。”毛恒凤还被管计划生育的官员强迫进行了子宫切除术。当时她怀孕七个半月。
她的宝宝是在二十五年前被杀害的，但这种做法延续至今。盲人活动家陈光诚说，“在当今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政府可以把他们的手伸进你的身体里，把你的宝宝从你的子宫里拽出来，当着你的面把你的宝宝杀死。”陈光诚说计划生育的官员制造出了一个“战区”。
根据女权无疆界组织创始人和主席Reggie Littlejohn于2009年在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前的作证，在中国，怀孕9个月的也被强制堕胎。中国（政府）“杀死婴儿的方法”包括“刺穿颅骨，将酒精注入足月胎儿的大脑，这样在分娩过程中杀死他们”，她的证词说。
“如果婴儿在引产后仍然活着怎么办？”，Littlejohn女士附上了一份在中国分发的指导如何处理该问题的中文文本翻译件，上面标注着“最好的杀婴方法”。
“这是共产主义政府的特点：在和平时期大规模屠杀自己的公民”，Littlejohn女士告诉《每日野兽》说。
自2016年初以来，中国总体上允许夫妇有两个孩子，放宽了自1979年以来臭名昭著的“一胎政策”。但是，夫妻仍须获得生育许可证，以及其他强制性的要求仍然存在。
不幸的是，这意味着“性别灭绝”。正如家庭和人权中心做研究的副主席Susan Yoshihara在给我的评论中指出，“中国残酷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导致直接和间接地杀害了数千万无辜的中国女婴，只因为她们是女孩。”
几乎同样可怕的是摘取器官。以色列移植协会主席Jacob Lavee医生告诉美国公共电视网（PBS）的《NewsHour》节目，2005年，他的一名患者“提早两周”获得承诺可以在中国进行心脏移植手术。
“如果向病人承诺可以在某一具体日期进行心脏移植”，Lavee医生说，“这只能意味着——那些承诺者提前知道潜在的器官提供者将会那时死亡。”
中国（政府）在2014年表示，从2015年初开始将不再从被处决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但据《屠杀》一书的作者Ethan Gutmann说，强制“捐”器官的做法仍在继续。
Gutmann和David Kilgour及David Matas共同撰写了一份2016年6月发布的详尽的报告。他们认为中国每年进行的器官移植在6万至10万例之间，该数字远远超过可以从自愿捐献者那里得到的器官数。
许多囚犯证实了该报告的结论。法轮功学员王春英（音）和尹丽萍（音）告诉PBS，他们被强迫接受用作器官配型的检测。Gutmann说他从其他的囚犯那里听到类似的情况。
加拿大人权律师David Matas告诉多伦多的《环球邮报》，“中国不是唯一一个滥用器官移植的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情况是制度化的，是国营的，是党指示的。不是小巷里的几个罪犯想快速弄点儿钱。”加拿大前国会议员、目前的人权活动家Kilgour恳求中国政府停止这种“产业规模的危害人类罪”。
在中国，你可以得到肝脏、肾脏、心脏、脾脏、角膜和骨髓等等，看起来不仅仅是来自普通的罪犯。三名作者指中国（政府）把法轮功学员、维族人、藏族人和基督徒作为强制的器官供体。
去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关于中国（强摘器官）这种做法的决议后，北京称这些是“无理指控”。
尽管在中国，对于捐器官的做法有了明显改善，但中国政府似乎正在寻找新的器官来源。Gutmann告诉《每日野兽》，“强制摘取政治异议人士的器官始于九十年代，在新疆。”“人权观察组织最近披露，中国当局正在全面绘制维吾尔族的DNA，很难让人不去想北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仅是谋杀个体的政治异议人士，而是一个缓慢的种族灭绝的版本”。
但事实上，中国（政府）依然在谋杀异议人士，虽然通常不为人所见。2009年，警方说，一名24岁的囚犯李荞明在“躲猫猫”时死亡。然而，李是被殴打致死，“躲猫猫死”这个词顿时成为指官方暴行常见的委婉语。
去年，29岁的环保活动人士雷洋在中国的首都被关押后一小时内死亡。警方称是突发心脏病。尸体解剖显示雷洋呛入了自己的呕吐物。
这些天，还有许多活动人士“消失”了。拿2015年的709打压来说。这个名称是因为该打压始于7月9日。大约300名人权律师、法律助理和异议人士受到扫荡。其中一些人——赵威和王全璋仍然下落不明。当局针对法律界的709运动被称作是对法治之战，被广泛视为“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下越来越不容异议的一个标志”。
自由记者Paul Mooney告诉《每日野兽》，“在中国，对警方的酷刑、虐待和可疑死亡有着无数的指控。”他说，中国警方正在“不受追究地”杀死本国公民。他指出，“警方的权力正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可以预见在中国情况会越来越糟。”
很多人称这个国家为“中国”，但如果想想，它是一个杀人的人民共和国这样可能更好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