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阳奉阴违，不准许刘伯承生前平反。（网络图片）
中共军史上曾有三对如雷贯耳的搭档：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林彪与政委罗荣桓；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陈毅与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粟裕；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的司令员刘伯承与政委邓小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三对“黄金”搭档关系十分融洽、密不可分的神话，几乎闻名遐迩，深入人心，令世人早早形成了先入为主的印刻效应，以致很难接受新的史实。这也就形成了，在逐渐披露的众多史料面前，人们不能不接受林罗、陈粟之间也有不小的矛盾，甚至互为“死对头”的无奈事实。唯有刘邓关系，因为宣传的来头“天”大，堪称“完美无缺”，不曾露出庐山真面目。
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刘伯承等一批开国将领被批判，在文革结束后也没有很快得到平反。作家张雄文撰文《无奈的历史：刘伯承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披露，根据刘伯承子女回忆，刘伯承生前曾坦言：我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果然一语成谶，直到刘伯承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而这一切的根源正是当年主持会议批判刘伯承等人的负责人——“好搭档”邓小平。
1986年10月，刘伯承辞世后，82岁高龄的邓小平发表《悼伯承》一文，说：“我们在一起工作……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人们习惯上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这一“真情”表白，令天下人潸然动容，泣下沾襟。原二野新华社分社社长李普似乎还特意补充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于是，这两段话成为刘邓关系密切的经典注脚，是后世史家记叙刘邓关系的主要依据。但遗憾的是，这并非全部的历史真实。
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不久，刘邓之间有了尖锐的矛盾，到了“不一起吃饭”的程度。
打了胜仗，邓小平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刘伯承不以为然，说：如果胜仗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那么败仗岂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失败吗？在此情形下，刘伯承、邓小平各带一部人马，分开行动。
中央军委与毛泽东获悉其中内情，深以为虑，因之于1948年5月，借同意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提请华野主力不过长江，留在江北打大仗建议的契机，将与粟裕意见相左，支持毛泽东过江设想的华野司令员陈毅调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
此举别具匠心，一箭双雕，可见毛泽东用人技术的纯熟高超。一方面，他为粟裕腾出了华野最高指挥位置，以便其不受任何干扰，放手打大仗，与蒋介石逐鹿中原；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让陈毅在中野司令部居中，协调好刘邓之间的矛盾。还有一点是，陈毅本人也无话可说，尽管他离开华野有些不快，到中野后说“东有粟裕指挥，西有刘伯承坐镇，我闲着无事，就去办一所大学吧”，但他毕竟还有一顶中原军区第二书记的头衔，级别并不亏，顶多算是明升暗降。
陈毅虽然军事非其所长，却是协调关系的最佳人选。“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他1919年即与邓小平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关系相当不错；1926年12月四川泸（州）顺（庆）起义前后，他又与起义领导人之一刘伯承相识，关系也非同一般。
因此，他一旦真介入了“秦晋”之间，调和起矛盾来，非当年井冈山调和朱德毛泽东间的矛盾捉襟见肘可比，果然大见成效。原华东野战军第九兵团政委、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在谈到解放战争陈毅与粟裕多数时间并不在一起时，回忆说：
“就四年解放战争而言，陈、粟始终在一起只有11个月半，大部分时间不在一起，特别是非常关键的一段时期，陈总在中原野战军，即二野工作。当然，陈总在政治工作上辅助邓小平同志，在军事工作上辅助刘司令员，都有突出成就，特别是在解决、促进高层团结方面，功不可没！”（见《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
他特意强调了陈毅的独特功勋：“在解决、促进高层团结方面，功不可没”，这个高层，当然是指中原野战军一文一武两位“大佬”刘伯承、邓小平。
《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一书也透露：1948年陈毅从华野调到中野去任职前，毛主席对他说：两个四川人吵架，你这个四川人去劝劝。（《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上海文艺出版社，第364页）
但囿于“为尊者讳”以及“党的大局”缘故，刘邓之间曾有的矛盾长期是谈论禁区，更遑论秉公执笔，公之于众了。
刘伯承去世后，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电影《佩剑将军》作者之一石征先，曾专程采访刘伯承之子刘太行，留下了珍贵的采访纪要（非详细全文），即我的《将来可入正史的秘闻》一文第14则。如下：
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
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
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
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给19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
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将来可入正史的粟裕秘闻》第14则）
石征先老人采访时，很有心地做了全程录像。但我征得石征先同意，将这段重要却无处发表的口述历史公开后，一般印刻效应者顿时哗然一片，斥为“造谣”尚且不论，一名依靠几则僵化枯燥的电报写书的所谓“专家”周某，竟也颇为自信地视为“野史”，还劳其“大驾”赐予“墨宝”，正儿八经“辩诬”了一番。
人的思维定势很难轻易改变，但个人情绪毕竟抵不过真实的历史。我曾在《无冕元帅》一书中写道：一个历史人物，“已经做下的事情，无论是对是错，无论本人还是他的后人，都应该敢于直面，因为历史无论是谁都无法封锁更无法篡改的。在处理历史事实上，各种小动作均属徒劳，大可不必费此无补之精神。‘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假的总是假的，无论如何涂抹，终不能就此变成真的。”
近日读到一篇署名张力的采访刘伯承女儿刘弥群的文章，发现她的谈话竟与其兄刘太行除个别细节外如出一辙，字里行间的情绪也颇为相似。摘录如下：
有幸经人介绍，我去年十月份见到了刘伯承同志的女儿刘弥群，她是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已退休。我想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听听她的说法看，现我把和她的谈话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张力：听说您父亲和邓小平的关系很好，这是真的吗？
刘弥群：应该是说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关系还是不错的，他是政委，我父亲是司令员，我父亲一是顾全大局，二是尊重党的领导，工作配合的也比较默契，两家的关系也不错，解放前夕，我父母一直在前方，我哥哥姐姐已是上学的年纪，跟着子弟学校到了北京。后来我父亲到了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为了怕转学影响他们的学习，因此把他俩还留在了北京，我父母把他俩托给邓家好几年，他俩星期六星期天就回邓家，所以说我们两家关系还是不错的。
但是，那次反教条主义，对我父亲打击很大，他没有想到，因此非常震惊，特别是使用的方式，坐火车上北京做检查前就有几天晚上没睡好觉，在火车上又一夜未眠，眼压高达73度，就这样带病被架到怀仁堂做了检查。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些孩子们说起这些事情，这是组织纪律性问题。但是几十年后，彭德怀的侄女彭刚曾给我们家带过话说，彭总晚年对那次反教条主义感到后悔，“叫我代表他向你父亲道歉，但是让你父亲到怀仁堂做检查，彭总当时是不同意的，那是邓小平的意见。”我本人根据所经历事情相信此话。
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我母亲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平反，她说，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么搞的问题。当时我母亲还说，全国连胡风都平反了，为什么不给我父亲平反。我们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亲的意见，后来卓琳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做好母亲的工作，要听中央的话，就是让我母亲不再提平反的事。当时我们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1985年开军队院校会议前，张震和杨得志两位领导同志感到军队只提革命化是不够的，需要提现代化和正规化。给刘帅平反迫在眉睫，因此他们两个人亲自向邓小平汇报，请示给刘帅平反事，邓沉默许久后说：“我就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小组长！”他们两人无言以对，邓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不能平反。
因此，我母亲认为平反有一定难度，需要加大力度，于是正式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写了信并抄报给每个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要求平反。徐帅、聂帅、叶帅办公室都打来电话过问此事，并说已向邓办反映了意见，要求给以平反。第二天组织上告诉我母亲，一切问题解决了。一是平反了。二是相应的悼词也改了。三是补发了一套新87式军装。因为我父亲一辈子都是军人，但是最后一次没有给我父亲发新军装，我母亲要求在遗体告别时我父亲要身着军装，但组织上也一直没有给以答复，现在就算补发了一套新军装吧。就这样我们全家的愿望都达到了。这么快就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我想与邓希望如期召开追悼会有关，如推迟召开，广大群众一定会生疑。
张力：您父亲生前知道邓小平一直不想给他平反吗？
刘弥群：我想他知道，我后来听我母亲说过，庐山会议以后，彭总受批，李达（原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感觉是时机，曾找过邓小平，要求平反。当时我父亲给我母亲说，李达是陕西人，是吃宽面条的，心粗啊，是蚊子叮菩萨认错了人。后来果然没有平反。（张力：《刘邓之交》）
又一个神话无情地破灭了。虽然令人遗憾，却又是无可奈何的不争事实。那些曾卖力“取笑”这一史实，谓之“谣言”的印刻效应者，也最终只能自刮耳光，自取其辱。
就个人而言，我最大的感慨还不在此。刘伯承及其儿女令人无限同情之处，不但是刘生前受到“好搭档”的屡屡打压，得不到平反正名，辞世后“司令员”也成为“政委”军事指挥“配角”外，还只能听凭别人单方面摆布，数十年间编织“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以及“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亲密无间神话，无法公开表述自己真实的意见（书刊根本发表不了，成不了“正史”，也就只好沦入“野史”境地），眼睁睁地看着“李鬼”代替“李逵”，“伪史”代替“真史”，公行天地间而徒唤奈何。
当年的“川中名将”、“军神”刘伯承有知，虽早有淡薄之心，但也岂能瞑目于地下？！
责任编辑:陈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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