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着掺了老鼠屎的“八宝饭”,他们却成为中国的脊梁(图)

2017-08-10 08:42 作者: 李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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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

【看中国2017年8月10日讯】西南联大的八宝饭,是相当有名的。

汪曾祺先生写过,何兆武先生也回忆过。

我一开始以为是这种八宝饭,加了瓜仁松子红绿丝,塞了满当当赤豆沙,一匙挖下去,糯米拌了猪油的香直冲云霄。

当然是我幼稚,会这样想。

所谓“八宝”,是一种戏称。

联大食堂所用的米,是政府供给的“公米”——多年的陈米,粗而劣,米饭里还有沙石、老鼠屎和糠屑,故而谓之“八宝饭”。有人为“八宝饭”编了一首歌:“八宝饭”味道香,八种成分“营养高”,沙石稗谷泥壳汤,黄霉素配鼠屎汤,感谢上帝的“恩赐”,我吃“八宝”你喝汤,谁知熬到何年月,八宝也许难吃上,十儒九丐啼饥寒,百代盛世莫悲伤。

在《绝代风流》里,曾经对于“八宝饭”有这样生动的描述:

“八宝者何?曰: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也。其色红,其味冲,距膳堂五十步外即可嗅到,对牙和耐心是最大的考验。谨将享用秘方留下:盛饭半满,舀汤或水一勺,以筷猛力搅之,使现旋涡状,八宝中即有七宝沉于碗底,可将米饭纯净度提高到九成左右。”

有一位学生,给在重庆的恋人写信,也提到了“八宝饭”:

刚来的时候,吃的还算好,可现在物价涨起来了,一顿只能喝上几勺清水白菜汤。还有恼人的“八宝饭”,丽芸你知道什么是八宝饭吗?就是砂子、稗子、糠皮、老鼠屎与大米主食混在一起的一种战争时代的特殊食品,奇怪的是吃这种难以下咽的八宝饭,居然有人把老胃病给吃好了,你说奇怪不奇怪?也许是我们颠沛流离感动了上帝,耶和华大人要让我们坚强地活下去,为了这个苦难的民族。

同学们都在发奋学习,准备将来报效国家。丽芸,和南京街头那些惨遭屠杀的同胞相比,我们能够逃出来,并且能够坚强地活下去,一切都应该知足了。八宝饭虽然太难吃,可对于一个顽强的生命来说,那同样是上帝的赐予,我会坚强地活下去的,不要为我操心。

这位学生,后来成了中科院院士。

***

信里所说的“刚来的时候”,指的是联大学生初到云南。

在长沙,学生的包饭费每月5元5角,午晚两餐三荤二素;来到云南,包伙费提高到每月9元,许多学生已和家里丧失联系,接济困难,伙食费的提高,让他们有点吃不消。

刚到昆明那会,中文系学生汪曾祺手里还有些钱。他看着云南的美食就馋,周末总想着改善伙食,于是和同学下馆子,过油肘子、汽锅鸡、锅贴乌鱼、腐乳肉,吃了个遍。后来慢慢钱不多了,吃不起大菜,于是改吃米线、饵块。连米线、饵块都吃不起时,只得乖乖回学校吃食堂。因为邮路不通,汪曾祺与家里断了联系:“我在西南联大时,时常断顿,有时日高不起,拥被坠卧。朱德熙看我到快十一点钟还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饭还没有着落,于是挟了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来,推推我:‘起来起来,去吃饭!’到了文明街,两个人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酒。”这两个人,原来拿了英文字典去典当换米线了。

吃不起外面的,只能吃食堂里的“八宝饭”。除了“八宝饭”,菜也很可怕,偶尔有一碗回锅肉、炒猪血,常备的菜是盐水煮芸豆,还有一种紫灰色的“魔芋豆腐”,烂糊糊的淡而无味。1939年入学的联大学生李宗渠回忆:“整个女生食堂一顿饭大概开20桌,烧菜只用10两油(相当于现在的半斤多)。烧饭用的水是井水,米汤酸得跟醋一样,所以要找食堂很容易,哪里有股酸味就往哪里去。”

还是汪曾祺的同学说得最精妙:吃完饭后不能张开嘴,要不会飞出只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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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如此,教授们的日子是否会好一点呢?

并没有。

因为通货膨胀,抗战之前,教授的月薪是350元。1940年,按照当时的生活指数,西南联大的教授工资实值只剩下13。6元了。到1943年,西南联大教授薪资以战前月薪300元计,只合战前的8。3元。根据经济学家杨西孟的计算,1937年至1946年,他的月薪由350元增至14万元,而物价指数却由100增至51万,即涨了5000多倍,可薪金只涨了400倍。(蔡寿福主编《云南教育史》云南教育出版社)

1942年4月30日,伍启元、杨西孟、费孝通等9位西南联大教授撰文《我们对于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提到1942年:“昆明的物价平均约近战前六十倍”,“他们(公务员、教师和其他薪水阶级)薪金的增加就比例说,还不及物价高涨的程度。若按现在物价水准折合战前的购买力,他们的收入最高不过三数十元,最低的竟在十元以下。以如此位小的数目,用来维持一家数口,则其生活景况的艰苦,不难想见。”

在这种条件下,西南联大的老师们的伙食可想而知。沈从文买起当地陶器来毫不手软,请学生汪曾祺下馆子,居然是去米线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沈从文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汪曾祺一个人喝了。这是请客,沈从文自己下馆子,只吃一碗光米线加西红柿。

但仍然有人十分羡慕沈从文,这是号称中文系收入最高的朱自清。他当时得了胃病,其实不能多吃,只能喝稀饭。不过,他常常忍不住,去别人家吃饭吃撑,比如“戴太太午饭给我们吃馒头,一共吃了七个”,他最高兴的是去沈从文家,因为张兆和会做酒酿鸡蛋,对朱自清来说,那简直是最新鲜美味的食物。

中文系系主任闻一多对抗饥饿的方法是——埋头做学问:“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郑天挺回忆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

普通教授如此,身为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家也不例外。梅贻琦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为了让学生和老师们有一点补贴,他一力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服务社,几乎卖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梅校长的夫人韩咏华没有工作,夫人回忆:梅贻琦1939年的薪水还可维持3个星期的家用,后来勉强只够半个月,家中常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偶尔吃上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开心。

吃得差,穿得也越来越狼狈。西南联大当年有一位靠洗衣服拆被子讨生活的文嫂,汪曾祺先生曾经写了她的故事:

有的先生虽然看起来衣冠齐楚,西服皮鞋,但是皮鞋底下有洞。有一位先生还为此制了一则谜语:“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他们的袜子没有后跟,穿的时候就把袜尖往前拽拽,窝在脚心里,这样后跟的破洞就露不出来了。他们的衬衫穿脏了,脱下来换一件。过两天新换的又脏了,看看还是原先脱下的一件干净些,于是又换回来。有时要去参加Party,没有一件洁白的衬衫,灵机一动:有了!把衬衫反过来穿!打一条领带,把纽扣遮住,这样就看不出反正了。就这样,还很优美地跳着《蓝色的多瑙河》。有一些,就完全不修边幅,衣衫褴褛,囚首垢面,跟一个叫花子差不多了。他们的裤子破了,就用一根麻绳把破处系紧。文嫂看到这些先生,常常跟女儿说:“可怜!”——汪曾祺《晚饭花集》

有一条逸闻是,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

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

要打牙祭,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自力更生。

当时的联大教师有单身的,也有已婚的,单身教师集中住在一起,类似学生宿舍;有家眷的教师大多另外租房。当时昆明北门街71号,是联大中清华大学单身教工宿舍,住在这里的有陈岱孙、陈福田、金岳霖等,他们把工资凑起来买菜,后来菜价上升,到月底已经没钱买菜,于是就组织起来在住处的后花园荒废的花圃种菜。要种菜,当然要找行家,大家推选生物系教授李继侗为种菜的“领导”,生物系讲师沈同作为李先生的“助理”,其他教授担任锄地工作。

西南联大的第一种菜大户当属闻一多教授。闻一多家一开始住在昆华中学(今昆明一中),后来在西仓坡教授宿舍分了放,闻夫人还舍不得昆华中学的那块菜地,时不时回去薅上两把小青菜。闻夫人的这种“薅菜”行为,实属无奈。闻一多家中人口太多,饭桌上常常是炒蚕豆、清水煮白菜、萝卜“老三样”,连豆腐也不大吃得起。为了补充营养,闻夫人只好买点豆渣,和白菜一起煮,闻一多还为其取了个雅号:“一锅煮”。没有荤菜,孩子们就去田野里捉蚂蚱,拿回来用油一炸再加点盐,也有雅号:“炸大虾”。

后来蚂蚱也没有了,就吃吃豆腐渣。最困难的时候,连菜都没有,只好用云南盛产的红辣椒,晒干了,烤的焦黄焦黄的,下饭。

闻家虽然清苦,却因为夫人的持家有方,虽苦尤甜。相比之下,吴大猷教授就辛苦多了。他的夫人身体不好,除了上课,吴老师还要承担家务。

吴教授不怕买菜煮饭,最害怕的却是“生不着炉子。我很了解生炉子的方法,可实行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没有办法,只好将未烧着的煤炭,放在邻居炉子上先偎红,再拿回放进自己炉子里。”(《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昆明》)吴大猷早晨上课时,都顺便带上菜篮子和一杆秤,到教室后放在黑板下面,下课后到市场去买菜带回家。有一次,他好不容易买到两条不大的鲫鱼,拿回来养在院子的水缸里,到屋子里转了不过几秒钟,两条鱼却被乌鸦叼走了一条,吴老师特别后悔:“……鱼虽说不大,可因为难买,又都是两条小鱼,一下子丢了二分之一,不能说不惨。”

西南联大也有“神仙眷侣”——从普林斯顿大学回国的周培源王蒂澄在当时联大校园里非常有名。一开始他们居住在昆明大观楼附近,为了躲避轰炸,一家只得搬去西山龙门脚上滇池边山邑村。

王蒂澄的身体不好,又刚生了女儿,周培源教授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照管孩子、备课、给学生们自刻蜡纸,油印课程讲义。

有一天,周培源兴冲冲地回家,拉起正在做饭的夫人往外跑——院子里多了一位新成员——一匹油亮的大马。他得意地告诉她,那匹马是他买回来,他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华龙”。

她又好笑又疑惑:“你买匹马做什么?”

他拍拍马背:“骑呀!”他哈哈大笑,“我可有座驾了!”

这位物理学家每天五点起床,骑着马,先送两个女儿上学,再去联大上课。他的马简直引起了轰动,整个西南联大的学生都跑来看周教授的“华龙”,连物理系主任饶毓泰都戏称他是“周大将军”。

***

即便如此,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并没有放弃对于学问的研究,对于生活的热爱。

除了吃饭的问题,战争的阴影,其实一直没有远离联大。9月28日,昆明第一次空袭。这是战争带给联大师生的又一次洗礼。此后,轰炸便一直是这批学人首先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金岳霖总是拎着皮箱跑警报,皮箱里是他和别人的通信;吴宓跑警报的时候,总是在路上帮助女同学,大家说,这是吴宓教授的“贾宝玉”情节;也有老师和同学带着论文去跑警报,在防空洞里做学问,一刻也不耽误。

为了保护教学工具,大家“在地下挖一个洞,放一个50加仑的大汽油桶摆在里头,上面有个铁盖子,把试验做完了,就把灵敏元件拆下来,还有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比如说标准电池什么的,都放在一个铁桶里,盖上盖子,这样日本人飞机轰炸也不怕了,当时炸弹是小炸弹,就50磅一个,不像现在大炸弹,一炸什么都完了。最多把房子炸塌了,它藏在里面没关系。”

汪曾祺说,也有联大同学不跑警报的。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中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西南联大成立了两年,梁思成为学生盖的新校舍才建成。校舍很简陋,教室的屋顶是铁皮的,有的时候下雨,铁皮的声音很大,有的老师讲课,下面根本没法听了,雨的声音太大了,老师就在黑板上写着“静坐赏雨”。

西南联大诞生了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在风雨飘摇的祖国,这艘“西南联大”号留下了那样一条清晰的航线,使得早已完成使命的西南联大,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还被人们屡屡提及。

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这种精神,便是西南联大精神。

***

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著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教授都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

“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后来,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但联大师生经过全体投票,一致同意:

“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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