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律师所著《2017年，起来中国》（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7年8月21日讯】“赤裸裸的反人类行径”
吃喝拉撒睡是人最基本的权利，即便是对于坐了牢的囚犯而言，这些权利也是受法律保护的。但中共对于它所谓的政治犯，常常连这些最基本的人权也肆意予以践踏甚至剥夺。高律师的遭遇便是个例子。
不准睡觉
2006年8月15日，高律师再次遭到秘密警察的绑架。当天晚上睡下不到5分钟，牢房铁门响起，“8.15（秘密警察给高律师起的代号）提审”，刚颠簸了9个多小时，全天未进一口水的高律师，被铐住双手后架到审讯室。他被按在一个特制的铁椅子上，这把铁椅被固定在地上，它的设计体现了人性的极致阴暗及鄙劣，脚脖处和腰间有两处铁环固定。被固定在铁椅上后，特别设在墙上的两盏强光灯又对准了高律师，几名警察开始轮番对他进行持续的精神折磨。每到晚上睡觉的时间，他们定会准时来提审，整夜整夜将他固定在铁椅上“突审”；白天则强制他整天整天的“坐板”（盘腿坐在硬板上）“反思罪行”，就是不让他睡觉。高律师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生不如死”。
不准活动
2008年2月4日至4月28日，高律师在北京一处秘密地点被武警部队野蛮囚禁了将近三个月。这段时间里，他每天早晨五点半被准时叫醒起来坐定，一直要坐到夜里十点五十方可上床睡觉，不但长达十八个小时左右，而且期间不准活动，那种苦楚真是绵绵不绝而痛苦不堪，实在无以言述。他每天就盼着夜里十点五十有人来换班，对自己说“老高睡吧，赶紧睡吧”。可有极少数看管者根本不顾不管高律师一整天里坐了整整十八个小时的那种巴望与绝望，换班进门后一屁股坐下就开始打游戏机，高律师只得继续坐着，尽管这时他已坚持至极限近乎崩溃。因为他们不下达睡觉的指令，高律师是不能动的，他们可以随时违反规定而高律师却绝对不可以。
不准洗澡
更有甚者，关押初期还不许高律师洗澡，几经交涉也没用。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到了第十八天，来了两位颇有风度的服装“全盘西化”的上级“领导同志”，其中年纪较轻的那位一脸肃然道：“老高，关于你要洗澡的事，上级领导非常重视，今天专门派我们俩来给你答复，正在逐级上报协调，再绷上一段时间，再绷一绷，啊。”用高律师自己的话说：“不是亲身经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抬手拧开水龙头就能实现的一件小事，十八天后，竟专门派了两个人从北京市内赶来做了这样一个极具娱乐性的回复。”
不准用厕所
即便在大小便这种问题上中共也不放过对高律师进行刁难和羞辱，有时竟然有厕所也不让他用，硬是强迫他在严密的包夹中解手。例如，在被武警部队秘密囚禁期间，当局在囚禁高律师的房间的门口外面的楼道里放了一只小便用的废弃塑胶桶和一只大解用的马桶。囚室门朝外锁上，钥匙由监控室值班人员控制，高律师若需解手，得向士兵喊报告，由他们按动安在室内的呼铃按钮，再由监控室值班员打开门。在高律师解手的整个过程中——不论是解大手还是解小手，都由三名哨兵将他围成个三角，各距其七十五分而呈欲扑状，做出随时紧急处置的形、神准备。连一位看管高律师的士兵都为之不平：“日本人八、九十年前在东北关押中国人的监室里就装上了抽水马桶，没想到共产党今天关押本国人竟有抽水马桶不让使用，非得这样做？！”
不准换饭菜
在被武警部队秘密囚禁期间，高律师吃的都是水煮白菜帮子，一日两餐煮白菜雷打不动，一口气竟吃了几个月，多次抗议也没用。那种青色白菜帮子有两个超乎寻常：一是在菜市场上能捡到却买不到，咬一口，一绺一绺的筋；另一个是煮工独到，青帮菜的颜色煮过后竟不发生任何变化。为此高律师感叹道：“不亲身经历，很难理解其中的苦楚，有时竟盼着哪怕能弄上一碗粥喝也足算得上是一次大改善。至少，我是觉得那一律不变的煮白菜的苦楚，绝不亚于囚禁本身所带来的苦。我有时竟馋得‘坐卧不宁’”。
不准睡觉、不准活动、不准洗澡、不准上厕所和不准换饭菜，这一连串的不准诚如高律师所言，堪称“赤裸裸的反人类行径”，其残暴野蛮怕是连希特勒法西斯也要甘拜下风了！
高智晟律师（图片来源：美国之音）
中共秘密警察的卑鄙阴毒
以亲人、亲情为要胁，是中共秘密警察逼迫异议人士就范常用的一招，也是非常卑鄙阴毒的一招。高律师在女儿上高中问题上的遭遇就是个例子。
2008年那会，中共打起了逼迫高律师与其合作，结成所谓“利益共同体”的算盘。北京秘密警察头子于泓源曾多次向高律师提及，如果他完全依循他的设计，他的官会越做越大，到时他们会拥有很多资源，“我们合作吧”。
那段时间，拦在高律师面前最现实的问题即是女儿上高中的问题，周永康及其打手们将之视为终于可以迫他俯伏在地的软肋。他们曾公开在高律师跟前调侃道：“老高有着他不同阶段的‘七寸’，过去是老太太（指我母亲），现在是俩孩子。”
“我们不可能永远悬而不决。”于泓源有一次在和高律师谈话中肃然以道。
“我这里从来不存在悬而不决的问题，悬只在你们那里。只要我一家还能有基本的生活空间，孩子们也还能正常地去上学，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我愿意为他们苟活着。你若非要改变现状，而朝着你期望的方向的改变是没有零以外的概率的。我清楚你在想什么。”高律师也接口肃然道。
然而，高律师的决绝并没有使对方死心。为了最终达到让高律师与自己合作的目地，当局抛出了三大“诱饵”：一是要把高律师大哥家的一个儿子安排在公安系统；二是给高家批一个煤矿（那时段高律师的表弟想在北京活动批受煤矿开发，引起了给批个煤矿之说）；三是孩子在北京上最好的学校，将来工作安排全由政府操办，可立即把全家户口转至北京（于泓源曾不止一次说过“这是咱系统能办得了的小事”）。但前提是高律师必须“填个表改变身份”。秘密警察孙荻在跟高律师提这个要求时往往会接着再加一句——“愿做官的话，警衔远在我和老于之上”。说完，他便死死的盯着高律师的眼睛。
谁知高律师依然不为所动。他提醒对方：“共产党政权在过去六十多年里，作为一个庞大而现实的存在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组成他庞大系统的无疑都是中国人。作为个体，我不认为人人都无耻，个个都不光彩，但那里面绝不能有我，至少已经成了今天的我。”
在孩子上学的问题上，高律师多次跟当局强调：如果你们不从中作梗，我有条件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可秘密警察却蛮横的告诉他，“绝不”允许他自己解决，只能由政府来解决。说要将他的问题打包解决，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们会下档专门解决，给俩孩子安排最好的学校。他们多次来讲：“老高，政府的正式档都准备好了，你们附近的最好中学是十七中学，只要你一句话，不光他们的上学，今后的工作安排政府都全包。”说白了，还是逼高律师入伙，成为“利益共同体”。
由于高律师始终拒绝“入伙”要求，女儿在北京上学的问题因为秘密警察的阻扰一直得不到解决，即便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包括让女儿去北京以外的地方上学，结果仍是一筹莫展。试想，有秘密警察从中作梗，这个问题怎么可能解决呢。
到外地寻梦的期望破灭后，孙荻给高律师打来电话，说：“不要去外地折腾了，没有用的，回来吧，还是我们帮你解决吧，而且是一定能够解决的。”
就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候，幸得法轮功学员的无私帮助，高律师夫人耿和与两个孩子成功逃离中国抵达了美国。事情被秘密警察发现后，他们暴跳如雷，再次绑架了高律师。
接下来，两个孩子再次成了当局要胁威胁高律师的砝码。
一位秘密警察对他说，别以为逃出去就万事大吉了，“你也太小瞧共产党了。你不管逃到哪里，我们照样能找你事，说明了，没有我们的拳头构不到的地方。在国内，你们在我们手心上；在美国，她们同样在我们的手心上。你那俩孩子在国内，我们的手段只是小打小闹，说白了也就只是恶心恶心你们；你别以为到了美国就安全了，老高我明确地提醒你，你的两个孩子在美国能不能安全的事，我们很快就会让你知道我们的手段。我可以再给你明确一步，这俩孩子在国内，我们是不会要他们的命的，到了美国，我们不排除进一步的考虑。”这个秘密警察滔滔不绝说了半天，其中心内容无非就是他们要伤害高律师的两个孩子，且实现起来易如翻手，而避免这祸事的唯一途径就是高律师“成为我们或成为我们的朋友”。
在谈话过程中，高律师至始至终不复一言。对方问：“怎么不说话呀？连儿女都不在乎，就是你们这种人的德性。连儿女都不管的人就不配做人。”在他一再催促下，高律师只好回答他：“你们要施行伤害我俩孩子的壮举，我的表态并不是必经程式，听你的口气是易如翻手，也就是说你们不大会需要技术支援。我的确本不打算跟你说什么，不是因为我有多高大，实在是因为你太卑下。其实，你给我喋喋不休讲了半天，如果我的俩孩子活在这世间，与你们政权的美好有碍，除掉他们就是了；而把除掉孩子的事非要事先说与他们的父亲，不管有多高尚的裹饰，究竟还是脱离不了卑鄙一途。”
高律师的话可能使他很惊异，他竟一脸诧愕地盯着他，足有三分钟。
秘密警察的逻辑真是匪夷所思，明明是他们毫无人性可言，在拿孩子要胁威胁高律师，却说高律师不肯屈服就范是“连儿女都不管”，“不配做人”。要说不配做人，还有谁比卑鄙阴毒外加下流无赖如此的他们“不配做人”呢！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