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毛的老师 全家九位亲人遭殃(图)

2017-09-17 00:19 作者: 陈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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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毛泽东的文字学老师、杨树达教授一家人摄于长沙岳麓山。
1953年,毛泽东的文字学老师、杨树达教授一家人摄于长沙岳麓山。(网络图片)

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曾经是大陆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1949年以前,他是中华民国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湖南师范学院教授。因为当过毛泽东的文字学老师,1920年跟毛泽东一起在长沙参加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跟毛泽东算是有“师生之谊”。据说毛泽东曾三次写信问候他、三次设宴招待他。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毛泽东的“关系户”,也是湖南的一个“教育世家”,在信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除杨树达早逝幸免于难外,他的其他亲人几乎全都遭殃,倒了大霉。他的儿子杨德骧、杨德豫、杨德嘉被划为“右派分子”;两个女婿袁久坚、周铁铮,被打成“右派分子”兼“反革命分子”;侄子杨伯峻被划成“右派分子”,外甥女婿周汝聪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成员,在文革中自杀身亡;大儿子杨德洪被当成“特务嫌疑”;外甥女彭慧、外甥女婿穆木天夫妇,均是大学教授,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

长子杨德洪,曾经留学美国,学习财政金融,学成之后,受聘于美国一家银行,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很优越。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取政权后,杨树达兴奋不已,一再写信,动员儿子回国,为“建设新中国”效力。杨德洪也深受鼓舞,满怀报国之志,满腔热情的回到上海,希望以自己所学为“新中国”服务。然而,到了十年文革时期,几乎所有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杨德洪也成了“特务嫌疑”,长期被“控制使用”。

次子杨德骧,1939年从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毕生专攻水泥,对发展中国的水泥工业做过重要贡献,先后翻译过英文版《波特兰水泥化学》、法文版《水泥——生产及性能》等书;1956年,被评为重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受到毛泽东等中共最高层领导的接见;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大潮席卷全国,当时,在建筑材料工业部任工程师、副处长的杨德骧,被打成右派。

四子杨德豫,是中国著名文学翻译家,先后翻译、出版过《朗费罗诗选》、《拜伦抒情诗七十首》、《柯勒律治诗选》、莎士比亚的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等。1949年中共进驻北平时,杨德豫正就读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差一年就要毕业了,但是,“为了新中国”,他毅然抛弃学业,投笔从戎。然而,到了1957年,他在广州军区《战士报》工作期间,被划为右派,发配到湖南大通湖农场劳动改造。在那里,他曾被停发工资,依靠自己的工分所得勉强维持生计。在那里,他罹患血吸虫病,因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等到右派“改正”时,他仍是孤身一人,年老体弱,一生最宝贵的年华在被迫害中凄凉度过。

最小的儿子杨德嘉,1958年春任《新湖南报》农村部副主任时,因所谓“坚持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猖狂反对省委”、“反对报社党的领导”,被划成右派。1966年文革一开始,造反派给衡阳地委“走资派”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就点了杨德嘉的名,说他们包庇、重用右派分子杨德嘉。随后,杨德嘉被揪出来,成为群众专政对象。杨德嘉不服。

1968年9月13日,衡阳地、市军管会召开了号称10万人参加的“对敌斗争”大会。当场宣布拘留审查6人,其中包括杨嘉德,罪名是“右倾翻案的急先锋”,被戴上手铐,在全市游街示众。之后,被关进监狱8个多月。1969年5月20日,被押解到衡南三塘学习班,被管制3年。之后,被派去修铁路。

大女婿袁久坚、二女婿周铁铮,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兼“历史反革命”。袁久坚之所以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是因为抗战期间,湖南大学的学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举行驱逐新来的校长同时也是化学教授李毓尧的运动时,他站在了校长一边。

周铁铮是杨树达最得意的门生之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树达从北京回湖南大学任教。周铁铮古文根底很好,也颇有见解,深得杨树达赏识。杨树达曾想把他的长公主嫁给他,但是,长公主嫌他是个“书呆子”,不同意,最后,周铁铮成了他的二女婿。周铁铮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1953年中国大陆院系调整时,杨树达和周铁铮都被“调整”到湖南师范学院。

1957年,反右时,周铁铮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了解他的人都说他从不过问政治,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只知读书、教书、写书。他挨整的原因至今是个谜。据说曾经追求过他的一个女孩子,代他报名参加一个什么“健新学会”。这个“健新学会”被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组织”,他因为隐瞒自己曾经参加“反革命组织”的活动,而被判刑3年,发配到西湖农场劳改。

1965年,周铁铮回到长沙,在街道工厂靠磨铲子等维持生活。文革期间,有一天,他的学生胡渐逵在长沙的一条小街上,看到他正在扫街,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就上前喊了一声:“周老师!”周铁铮赶快摇手说:“不,我不是老师。”胡渐逵说:“您是我的老师,我还要去看您呢!”周铁铮随即拒绝,惶恐不安的说:“千万不要这样。这就害了我自己一个人算了,不要害了你们!”

1978年1月2日,周铁铮已半身不遂,勉强用火钳夹煤时,把棉裤烧着了,等到人们发现时,他已被烧得奄奄一息。因无钱住院治疗,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

侄子杨伯峻,是著名的古文字专家,着有《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等书。1957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被划为右派,被批倒批臭之后,被发配到遥远的大西北的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不到三年时间,又被调到北京中华书局工作。初来乍到,便有一张大字报点名批判杨伯峻,接着开了一次批判会,既没有任何事实,也没有举出任何罪证,只是空荡荡的说他如何如何不老实。后来,他才悟到,这是承袭了宋太祖立下的规矩,先打一百杀威棒。对新进本单位的右派,实行所谓“打威风”之谓也。会上,有人大声吼道:“《孟子译注》是你做的吗?”经历过太多政治运动的杨伯峻明白,此时此刻,他只有“低头认罪”,默不吱声的份儿。以最低调的行事方式,委曲求全,杨伯峻才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

外甥女婿周汝聪,是西南联大毕业的高材生。抗日战争时期,作为热血青年,曾在中印缅战区的远征军中担任过翻译,后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在中共进入长沙之前,参与过“策反”湖南当政者的工作。中共夺取政权前,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员,有一个著名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但在中共夺取政权后,又出台第二个16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许多为中共出生入死,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地下党员,等来的却是降级、控制、淘汰,无数次的审查,甚至被迫害致死。周汝聪就是其中一个。1949年10月1日以后,他在长沙市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是,郁郁不得志,因为和几个曾经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干部接触较多,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成员,文革中,“畏罪自杀”身亡。

外甥女儿彭慧、女婿穆木天,夫妇俩都是著名作家。彭慧拥有双重党籍,既是中共党员,又是中国民主同盟会的盟员,还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三级教授。1957年,彭慧因“伙同”丈夫穆木天“向党猖狂进攻”,被开除党籍,打成右派。穆木天,原名穆敬熙,吉林伊通县靠山镇人,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象征派诗人的代表人物。1918年毕业于南开中学,1926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回国后曾任中山大学、吉林省立大学教授,1931年在上海参加左联,后历任桂林师范学院、同济大学教授,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反右时,被打成“极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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