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等待一个不能等到的期望（图：公用领域）
【看中国2017年9月21日讯】愉悦的文章“文革时的打人者──罪错及道歉”，触到中国一个政府和老百姓心照不宣的回避话题，其实何止文革打人应该道歉，罚错，对于土改，反右，四清，三年人灾被伤害的人都应该道歉，罚错。如果仅因为文革打了当权的人，社会名人要罚，其它运动打的是一般人，就没有人管，还不如不罚。文革中老百姓打当权人的罪，何须我们操心，清理阶级队伍时早就罚了，而且罚得很重，有些像还乡团的报复，实际造成了冤孽中的冤孽。
所以更正确的提法，不是以运动的名字来定义道歉和受罚，而是所有在共产党政权下被迫害的人都应得到道歉，迫害人都应该受罚。
与犹太民族对待历史灾难的态度和处理方法相比，中国人处于人类另一个极端。
犹太人的做法是：
1.对于杀害过犹太人的战犯全力不惜代价的追踪，绳之以法。
2.不忘被杀害者，筑碑纪念。碑上刻着所有受害者的名字。
中国人不但将受害的名字忘得干干净净，现在连三年灾荒，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都说不清楚。多少年来，我为网络上讨论三年灾荒死多少人的这样一个国家应该交代的基本问题而互相，扯皮，谩骂，诋毁，感到伤痛之极，对于右派五十万的数字我也从来没有相信过。因为我碰到的朋友，同事，甚至陌路相逢的人，稍作交谈，几乎发现没有人的亲友中没有右派分子的。右派的影子乃至六十年后的今天生活仍阴魂不散，到处遇到，这五十万的数字实在不近常理。
至于绳之以法更谈不上了，所以才出现愉悦非常谦卑的要求，应不应该认错及道歉的问题。实际情况这个问题的阻力非常大，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和老百姓是惺惺惜惺惺的，因为当年毛泽东整人的方法是群众运动，不需要自己亲手做，现在造成大家责任均摊，甚至相互推诿。如果追究责任会牵一发动全身，揭这个伤痕实际就要捅中国民族的命根子。
这么多年来，这个问题上理论的制高点，不管官派文人，民主派文人，甚至武侠小说的最高境界都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以令世界民族瞠目结舌的大手笔和慷慨对于几千万人的冤死鼓吹一风吹，也就是说鼓吹遗忘。实际的情况也是在遗忘，再过若干年，当事人一死，无人再知道中国人当年做的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中国人将这美其名为向前看。
但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做过的事是无法遗忘的，遗忘不完全等同于抹去，遗忘在这里只是当事人对自己的欺骗，自己不提这件事了，书上和历史也不记载这件事了，后代也不知道这件事了，但是这件事所发生的结果和影响却一点不变的存在在这个民族之中，如果一个民族总是用遗忘和隐瞒来对待自己做的事情，百年后这个民族变成狼国，变成谎言国的原因和过程就无法查证了，历史出现断层，莫名其妙的变成这个样子了，这大约就是我们这个大唐民族后裔的情形，虽然我们已早已不是什么大唐后代了。
天理的法则中不存在遗忘二个字，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在已经发生的事情中向前继续，任何逆反天理所做的事只要取得了成功，而没有得到清算，那么它就使成功的人由此得到的富贵荣华成为事实，而无数这样的事实堆砌起来，这个民族的土地就成为一个罪孽堆砌起来的大厦，而这个民族的上层就成为以罪孽为荣耀的罪犯集团，而正常的人被以无能压到社会的最底层，最后连带它的传统道德完全消失，这个民族也就完全转化成一个新物种。
坦言之，我对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共产党下台，灭亡，没有太大兴趣，但我对中国民族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做事情反省和清算，有深切的期望，如果不能实现反省和清算去换政权，换党，换领导，对我毫无意义和吸引力，我对那种为了容易取得政权，而与统治者用不清算来做交易的民运分子非常反感。我认为不对过去罪恶进行清算的政权更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并且这个反省和清算需要做得愈早愈有效，等到做恶行的人都死了，反省和清算会变得非常困难，意义也愈来愈模糊。
但是另一方面我在这个问题上又很悲观，我很难相信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反省和清算。因为时代虽在变化，中国的观念和道德没有任何实质变化。他们只不过结束了一种做孽的方式，以同样的贪婪，自私，残忍去开始另一种罪孽。而在实现新的罪孽时他们又添加了在上一罪孽的成功中累积的权力、地位、财产和经验。
在这种成功的心态下，国人怎么会对于过去自己所做的罪孽心甘情愿地和痛哭流涕地去忏悔呢？更谈不到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的一天了。对于一个这样不肯反省和清算的个人，民族和国家，反省和清算实在是太，太，太必要了，而这个必要又伴随着他们不肯而变得无，无，无希望。
所以我在等待一个不能等到的期望。
另外以共产党政权邪恶和毛泽东是魔王的理由是不能赦免和减轻在那个时期的人犯下的罪行的，记得当年德国战犯曾经用军人以服从为天责，为自己的罪孽辩护，但是最后这并不能完全洗刷他们的责任，他们照样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可是今天的中国人离像德国战犯那样承认错，用奉命执行来为自己开脱的境界都相距甚远。他们很多人根本不认为自己错的，有不少人还准备在政治气候回到那个时期时再来一次。
我是一九七八年平反的。我的平反书上是这么写的(大意)，“XXX在一九六四年的清理思想运动中交代了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被定成反动学生………现在本人不承认，所以予以平反”。
这份平反书没有一丝歉意，其中说的我好像是在发神经病，所有事都是我一个人在表演，他们是观众。更可怕的是这份平反书强调的平反原因是本人不承认，在将来时机到来时，不用改就是一份新的翻案起诉书，写的人已为未来的政治反扑留了伏笔。
如果说一九七八年毛泽东刚死，大家对将来的政治形势发展尚心有余悸，那么等到一九八五年，改革已成定势，情况总应该变化了。答案是no！八五年我出国学习后回到母校任教，在校园中碰到当年将我打成反动学生的工作组组长文世鹏(时任数学教师)，他装做不认识，一擦而过，没有说一字歉意。相擦而过的时候，我感觉到一股仇视的阴森之气扑面而来。我毫不怀疑如果毛政策重返，此人是要找我算翻案账的。使他更对我不能饶恕的原因，恐怕还要加上当时我已经破格被提升为副教授，他还是一个讲师。
如果说一九八五年共产党是刚脱下战袍，换上商袍，那么到了二零零五年，共产党已经腐败成一个比四九年国民党更堕落的党了，中国人应该对共产党过去整人的罪孽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了。答案还是否定的！二零零五年我在难友秦永廪的张罗下会见了在上海的校友，这些校友都不是共产党干部，大部分当时属于要求进步帮助党作孽的普通学生。他们见面时非常宽宏大量的说，我对于你们这些人从来是不歧视的，而且当年我就没有积极参加过那个运动。
为什么整我的共产党干部不愿意道歉呢？为什么参加过斗我的同学认为不歧视我就是对我的恩赐了呢？
其实答案也不复杂，如果我入了党，升为政治局委员，那么排成队向我来道歉的人就车水马龙，还要得到秘书批准了。中国事情的考虑方法，不是源自于做人道理，不是源自于已经被共产党破坏得荡然无存的祖宗道德，不是源自于漏洞百出的所谓中国法律，更不是源自于西方人人有罪的信仰，而是一种用种种美丽名词或者复杂逻辑包装起来的厉害关系的衡度。这就是他们一边对自己在共产党统治期所犯的迫害人类罪拒绝道歉，拒绝认罪，而另一边义正词严地要日本做二战道歉而不感到荒唐的原因。
我在学校教书时的一个周末的晚上，无意走到工字楼的一个房间中，发现当年运动中整人的一批政治辅导员和激进的党政干部济济一堂，在集会。二十年过去了，他们这个党中之党，圈中之圈，仍紧紧的抱成一团，分析和对付大局。而他们之中的姣姣者，就是曾经主政的政治局委员周永康和胡锦涛。这些人都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大学中飞黄腾达的，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他们飞黄腾达的功劳和政治资本除了整了多少人，还能够是什么呢？与我同庚的周永康就是在我们那次清理思想运动后入党的。一个出身资本家的子弟，在那个时代，整人运动后入党，为什么还需要说吗？令人深思的是我们这些反动学生都不是倒在当时中国的领导阶级工农子弟的手中，也不是倒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代的手里，无一例外的都是倒在出身资本家地主，或者父母是历史反革命而背叛本阶级的新共产党手里，这些新共产党的激进，极左和残酷无情才真正令人触目惊心。试想如果现任国家的领导人中相当一部分都是靠斗人染红的顶子，相当部分又都是背叛本阶级的新共产党，他们麾下的喽罗辅导员会笨到来向我道歉吗？
就算倒退一步，真要到了中国的大形势要求这些人面对自己的罪孽，该道歉的道歉，该负责的负责的时候，事情也不会那样简单。可以不失大错的预言，那时在中国的土地上恐怕发现的全是当年和毛泽东阶级斗争对着干的英雄，而当年整人的凶手恐怕会像国宝熊猫那样稀少。在这个不诚实到了病入膏肓的民族的面前，任何法律，信仰，道德恐怕都无能为力去阻止他们跟着形势变色的。
我在教书时曾与当年我班的团支书的妻子有过这么一段对话，他们夫妻俩全是党员。大学中党员是非常稀少的，非炙手可热的人物入不了党。她的丈夫就是将我打成反动学生的主角之一，他的父兄都是右派，于是他背叛了本阶级以比正统共产党百倍的疯狂来抓反动学生。
她说：“现在杨(她丈夫)已经完全改变了，他现在正在攻读系统工程，他现在是赵紫阳智囊团外围的人，很多地方都在请他做报告。”
我说：“可是系统工程是需要很好的数学根底的，杨的数学基础恐怕不够吧。”
她说：“所以他非常想与你合作。”
我不语。
她又说：“不要以过去的眼光看杨，杨现在对毛泽东很痛恨，他写了很多骂毛泽东的文章。”
我说：“当年你们说我攻击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其实我并没有反。现在你们自己开始反了，我还是不反，等到将来毛派再出来了，你们又会说什么呢？是不是再将我打成反毛泽东分子揭发出去？”
她说：“你神气什么？你不是就凭着邓小平上来吗，要不还不是狗屎！”(愤然离去)
这段对话清楚说明了中国国情所在的位置。观念是非的色彩淡到几乎看不到了，人们削尖脑袋钻营的是从那个时代中榨取最大利益。而当时代改变成相反的观念时，他们又马上变成另一个模样去榨取利益，根本无需转弯，将他们以前在榨取利益中伤害的人，伤害的事忘得干干净净。而永远不变的是他们的贪得无厌，残酷无情。
有一个朋友曾经想尽办法让国外长大的孩子知道中国与美国的区别，儿子怎么也不明白。最后他说，这样吧，美国的士兵从战场上回来需要进心里调整班训练一段时间，才能正常生活，而中国的士兵从战场回来，不需要任何心里调整，就可以得意洋洋的投入工作，而且津津乐道战争的英雄故事。儿子说，爸爸，我好像懂了一点了。
在我一九八七年决心放弃教职，移民美国的时候，曾经对一个挚友讲过下列话:
等到这批中共打天下的功臣都去世以后，中国的将来仍然没有领导阶级工农分子的戏，中国的将来必是太子党和背叛本阶级的新共产党争鹿天下。
沉默了一段时候，我又说：
如果中国的将来只能在这二者中选一的话，我宁可太子党当政，虽然从人性上来说他们都是自私贪婪的，但是背叛本阶级的新共产党在人性上的扭曲和畸形更为可怕，他们的不动声色，深于城府，残酷无情极为可怕。
二零零零年的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证明了我的看法与实际情况出入不大。中国政坛上出现了太子党，团派和上海帮的激烈拼搏。
作为本文结束，回到我开始讲的话：在我有生之年，我相信也许我会看到共产党政权倒台，在我有生之年，我相信也许我还有一点机会看到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而这种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充其量也只能到达台湾目前民主水平的一半，但是中国社会的民主水平永远不可能到达西方社会的一半，就像在美国生活的中国城和华人圈的民主水平可能有些还不如中国大陆现状一样千真万确。最后，我认为不但我自己，就是我的子孙在有生之年，也看不到中国人会对他们在共产党阶级斗争岁月中伤害的人，惨死的人，诚挚的道歉和承担责任，并对死者一一哀悼，像犹太人和德国人做的那样。
对我来说，中国谁当政，哪个党当政不重要，而对于百年来这个民族做的坏事，和做坏事的人来个反省清算，是使这个民族脱离洗清罪孽的第一步。这个反省应给被无辜被伤害的人公道，给伤害别人的人处罚，就算那些当年被抄家灭口的地主已经神灭形消了，村庄的入口应该写上他们的名字和凶手的名字，以期悼念。对于大灾荒饿死的人至少应该有个纪念碑，碑上刻着死者的名字，生年，死年和死地。而通过掠夺和贪污发财的人必须退回财产。我们只有回到每一个已经错误的原地，给以纠正，才能重新请回道德。
显然我说的是在中国做不到的事。
中国的路，苦难深重，漫长崎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