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 鸦片如何从药物蜕变为夺命之毒?(组图)


罂粟花又称“鼓子花”,是从外国传入的。
罂粟花又称“鼓子花”,是从外国传入的。(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罂粟原产于西亚阿拉伯半岛、南亚印度等地。中国并不是罂粟的原产地,罂粟及其制品的鸦片都是从外国传入的。

罂粟和鸦片从外国传入

罂粟及其制品的传入,始于唐代。《旧唐书》列传载:“干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遣使献底也伽”。“拂霖”就是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其中心位置约在今叙利亚。拂霖那时已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

“底也伽”,古音为te ya ka,是当时西方的珍贵药品,上等的“底也伽”产自伊拉克的巴格达。古代西方认为,“底也伽”是疗效最佳的解毒药,它由600种物质混制而成,这种丸状药的作用可解除一切中毒。“底也伽”的主要成分是:鸦片、龙延香、缩砂、肉豆蔻、肉桂等,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鸦片。

唐代时,正在急速扩展中的阿拉伯帝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阿拉伯向中国派遣正式使者的就有37次。那时在长安、广州、泉州等地经商的阿拉伯人不下万人。阿拉伯人带来了象牙、棉花、白糖、宝铁等特产,也带来了罂粟和鸦片。

曾是医生的药物 民间的补品

不久中国人就开始种植罂粟。由于罂粟花异常娇艳,唐代人多将它作为观赏植物。诗人雍陶在《西归斜谷》中唱到:“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万里愁客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这里的“米囊”是罂粟的别称。

罂粟在传入中国的最初数百年里,并没有造成大的危害。这是因为当初很少有人吸食,罂粟主要被当作观赏花卉和药用植物。

进入宋代后,罂粟花又称“鼓子花”,被用作妓女的别称。原来宋人尚淡雅而不喜浓艳,故将艳丽的罂粟花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

这一时期,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更加深入,其种植也日益普遍。

宋代的医家已用它来治病消灾。在杨士瀛的《直指方》、王谬的《百一选方》、王硕的《易简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医书里,均以罂粟的壳蒴为治病妙剂。

著名词人辛弃疾曾患有疾,后遇一异僧,以陈年罂粟加人参等制成败毒散,吞下威通丸十余粒,此后即愈。

金元医家承宋朝传统,已普遍用罂粟主治咳嗽及泄痢。到元初,忽必烈于1270年设广惠司,专制阿拉伯药剂。1292年,元人又设药物院,所用之药当然也包括罂粟。

罂粟不仅为医家所重视,还得到了民间百姓的欢迎。人们普遍视罂粟子煮粥为大补之物。刘翰在《开宝本草》中记录了这种习惯:“罂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

将罂粟子称作“御米”,我们可推断它已进入皇宫,另一方面也可见其珍贵。

但宋代人已认识到了罂粟的副作用。《易简方》记载:“粟壳制痢如神,但性紧涩,多令呕逆,故人畏而不敢服。”元代名医朱震亨对罂粟认识最深,他指出:“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

可见元代人对罂粟的毒性已有深入的了解。从“杀人如剑”四字里,可推测那时社会上已有不少因罂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尽管宋元时期,人们对罂粟的医学功用已相当了解,但那时尚无“鸦片”之称,也还不懂得鸦片的制法。直到明代成化年间,才有了制作鸦片的记载。名医李挺的《医学入门》,书中写到:“鸦片一名阿芙蓉,即罂粟花未开时,用针刺十数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内,待积取多了,以纸封固,晒二七日,即成鸦片矣,苎急可多用。”可以判断,那时医家已懂得采取罂粟液制鸦片,配作药剂了。

明代人对鸦片医学作用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根据李时珍的调查和实践,鸦片可以用来治疗各种泄痢、风瘫、正头风、痰喘、久咳、小儿慢脾风等20余种病痛。从《本草纲目》来看,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仍局限于药用的范围内,鸦片尚没有流变为瘾君子之物。

鸦片之毒

元初,蒙古人远征印度。那时印度已盛产鸦片,因此蒙古人得胜而返时,也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鸦片。一时,“士农工贾无不嗜者”。这可能是中国社会流行服食鸦片最早的成文记录。

明代时,尽管中国人已懂得从罂粟割乳浆取鸦片,但主要来源仍采自国外。当时的东南亚一带,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导,多种植罂粟。据史书记载,暹罗国曾进贡给中国皇帝200斤乌香,给皇后100斤,乌香即鸦片。直到民国时,有些地方仍称鸦片为乌香。

由于进口的“乌香”急剧增加,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鸦片首次被列入关税货物的范围。随着鸦片输入的增多,民间渐出现了吃鸦片者。成化年间,已有街市上贩卖鸦片的记载了。到了正德年间,在广东、福建沿海,当地富绅地主食用鸦片已屡见不鲜。

故随着食者人数的增多,鸦片的价格也直线上涨。有时竟至于一两黄金换取一两鸦片。明代后期,不仅民间食用鸦片日众,而且在京城与宫廷也日益盛行。

鸦片令朝廷贵族为之倾倒,甚至连皇帝也不能免。徐伯龄的《蟑精隽》曾记载,明宪宗曾令臣下出而收买鸦片。而万历皇帝明神宗就是一个“鸦片皇帝”。他在朝48年,竟长年不理朝政。究其原因,乃是“中乌香之毒。”

由于长期吸毒,体质变坏,明神宗经常颁谕旨说:“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他的性格也变得残酷暴虐。

烟毒与日俱增

鸦片的泛滥,最终使中国蒙受耻辱。
鸦片的泛滥,最终使中国蒙受耻辱。(网络图片)

清中期以后,各地民众已知罂粟果制鸦片之法,因此,为生产鸦片而种植的罂粟,便在各地普及开来。

道光年间,罂粟的种植从西南地区北上而传入甘肃、陕西、山西等地,仅仅一二十年间,这一广泛区域的农民“废田而种罂粟,岁益浸广”。

土烟泛滥的原因,除了民众趋利之外,还有地方官吏的怂恿。在洋烟开始充斥之时,清政府内有人提出以土烟排斥洋烟的主张。

道光十四年(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指出种烟的理由:“应弛内地栽种罂粟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信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以土烟之利夺洋烟之利。

由于持以土烟抵制洋烟的官员并不在少数,因此,尽管清政府有禁止内地种植罂粟的政策,但对于清廷的三令五申的拔苗禁烟令,不少地方官吏却持面从态度,他们在许多文告中,将鸦片改称罂粟花,将烟膏改称芙蓉膏,以表示有别于外国的鸦片。

结果,在晚清1831年时,罂粟种植扩展到广东、湖南、山西、陕西、浙江、福建等省,土烟与洋烟并行,加之土烟价廉,因此各地烟毒与日俱增。鸦片的泛滥,最终使中国蒙受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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