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批斗场面（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9月25日讯】“文革”远去，恍如隔世。后人看“文革”恐怕不可能如我辈这样有现场感，他们只能从官样文件刻板的语言表述中了解那场社会大动荡，但这种表述往往不准确，也往往是表述者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有意忽略某些事实或提炼出某种说法，对于后世研究这段时期的中国思想史没有实际意义。因此，我在回眸“文革”时将完全回到历史的现场，展现个体生存的状态，如实述说，包括我在当时情景下的真实想法，而不袭用官方文件的提法和判词。
——题记
“文革”爆发那年，我19岁，高中毕业，正在准备高考。这年春天，报纸揭露北京市委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使社会感到兴奋。社会上弥漫着浓郁的阴谋味道。没有人怀疑阴谋的真假，人们普遍有某种期待，总想看下面还会发现什么人被揭露。随着一团团迷雾的释放，一个个大人物被点名，公众的热情日益高涨，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国家将会陷入长达10年的社会大动荡，公众完全信赖党中央毛主席做出的任何决定。我在中学时代接受的教育基本上和共和国每个阶段所宣传的主张是同步的，到“文革”时，我们这代人的思想营养配方中的成分主要是学习毛著、批判苏修、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主流意识的引导下，普遍坚信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要世世代代永不变色，年轻人任重道远，因此对“文革”是从心里拥护的，而且满怀热情投入了这场运动。这是当时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公正地说，“文革”烈火所以能一点就着，突成燎原之势，没有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者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在回眸“文革”时特别强调这个因素，而关于“文革”的官方文件不提这个因素，甚至不提全党也是这样认为的，完全归结于个人，是无法解释历史的真实性的。“文革”发动包括三个方面，应该是领袖主导，全党响应，人民席卷而上，三者缺一不可。三者之外，媒体起到了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
6月3日，我们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顷刻之间便把大字报贴满了校园，没有任何人事先串联组织。《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才是真正的动员令，媒体十分强劲，掌握人们的思想，指导他们的行为。中学生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是批判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个行为也是顺乎当年的社会意识的。上高二的时候，教育改革提倡生动活泼的教学，我还被请到讲桌前当了一回语文老师，而袁杰生老师坐在我的位子上提问，我来作答。记得那天是上古文课，开的新课是《左传》“秦晋崤之战”，同学们大为兴奋，课堂上十分活跃。这怎么能和什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扯上干系呢？何况高中三年，年年下乡劳动，天天思想教育。北大附中宫小吉写了篇作文《五分的秘密》，大体也是讲如何摆脱刻板教学，发挥学生的能动性的，反对分数挂帅，首次质疑了应试教育的弊端，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那个初夏，学生的行为实际很盲目，盲目到喊出“没有毛主席的命令我们不进考场”，我们的大学梦还没开始就破灭了。在阴谋论鼓动的“党组织烂掉了”的危言耸听驱动下，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校党支部，大有要挖出“小三家村”的势头。最初学生们沉浸在一种秩序被打破带来的近乎狂欢的兴奋中，沉浸在无政府主义的放任和放纵的亢奋中，但我和高中的一些干部子弟觉得这个局面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我们连夜骑自行车赶到市委，要求市里向学校派出工作组。
当时北京市委已经改组，李雪峰任第一书记，吴德是第二书记，负责文教的是郭影秋。不久，首都各中学都进驻了工作组。这就是说，派工作组首先是学生自己要求的，然后中央作了决定。我校工作组组长是团中央干部刘平，副组长丁文彬。丁也是团中央的，此人“文革”后曾经任秦皇岛市委书记，前些年病故。他当年来学校时也就不到30岁，寿命似不长。工作组到了以后，学校生活暂时有序，这便是不久以后备受指责的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是工作组依靠的对象。我说的我们，就是张北英、祝江山、闻政协、苏晓临、田新新、何迪、傅欣、孔新民、梁其望等十几个高中学生。但事后有传言，我也是被工作组列入右派学生黑名单的，运动后期要处理的，我当时却毫无觉察。但老人们有经验。
两个多月后串联到福州，我和哥哥上街时，身为省高检院副检察长的姑父，一路尾随我们，怕我们出言不逊，招灾惹祸。回到家里，我们不以为然，嘲笑他跟不上形势，说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还怕什么？姑父一脸苦容：“你们还小，不懂事。当年就是号召给党提意见，后来提意见的都被打成右派了！”姑父已于2010年以90岁高龄在福州去世，他是1949年随父亲南下到福州的。1952年父亲调回北京，他却留下了。他一辈子都想回故乡北方来，却终老他乡。“乡音不改身许国，汾水闽江系一生”。40年前在福州郎官巷家中他的那席话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不像以前搞政治运动那样，这次工作组很快从领导者变成了被清算者，烧饼烙了一面，再烙另一面，角色转换只在朝夕之间，以后此种现象屡见不鲜。关于工作组撤销前后的事，我已另有文章记述（详见《寒夜三章》）。幸亏工作组走了，这对我是一大幸事。
说来，我的参与“文革”，到了工作组离开时，就已经结束了。8月18日天安门广场毛主席首次接见大中学生之后，“文革”狂潮才真正铺天盖地而来，红卫兵组织也是这一天真正被最高领导层认可。多年后，钟解放说他在城楼上近距离见到毛、刘、林、周，有种异样的、不祥的感觉。可是我们在广场上只有狂热亢奋，城楼下“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的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此后在革命正义、砸烂旧世界的理念驱动下，暴行被视为勇敢，人性中的诸多底线被突破。凡此种种，我见怪不怪。女学生们更是以敢骂人为革命性标志，除了政治鼓动，也有青春期躁动的因素，一年以后革命加恋爱便悄然占据了少男少女的感情世界。
所谓“红八月”，是暴力肆虐的盛夏。印象中有两件小事足以反射出当时的大环境。我校后勤组有位老师，叫李慎言，不担任授课任务，刻得一手赵孟体的蜡版，每个字一般大小，字距行距恰到好处，全校各年级的复习材料和考试卷，全出于他的手笔，平时也很谦恭，不苟言笑，真的是人如其名。8月的一天早晨，我一到学校便听说李老师昨晚在办公楼后的平房里自缢而亡。原来当天下午他下班时给自行车打气，有人路过顺便问了一句：“打气呐？”他也平静地回了一句：“啊，后带没气了。”不想此话被一个学生听见，当即上纲上线：“你说革命后代没气了，是什么意思？”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又不知什么人很快散出风来，说他在国民党反动派那里当过什么差。旧社会过来的人不都在国民党治下讨生活吗？只是一说，并无真凭实据，学生们也没有继续纠缠，但李老师害怕了，走上了绝路。一辈子谨言慎行，最后仍没有脱出宿命。老实胆小又遭人诬陷而轻生者绝不止慎言老师一人。
也是在8月中旬酷暑时节，我和廉根茂同学骑车路过西安门时，见一群既非大学生也非中学红卫兵的人在追赶一个女子，那女子30岁上下，扎了两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子。那群人手持王麻子剪刀，嘴里狂呼着什么，一路追去。我们很是好奇，凑到前面，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是那种让人一见动心，想接近的女性。虽然被人追赶，但并不十分慌乱，而是以平静的口吻反问他们，这是想干什么。这群人更来劲了，一直把她追到刘兰塑胡同。那是个死胡同，接下来的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如今细细想起此事来，突然醒悟了，敢情是漂亮脸蛋招的祸。好色之徒假革命之名以革命手段调戏良家妇女，亦是一奇观也。狂热年代什么人都有。
打人、抄家、“破四旧”的那一阵子，我绕开了。6月初学校大乱，老师们顿失尊严的时候，我都没对任何一位老师说过半句粗话。我的数学老师吴汝贤平时极重仪表，头发梳得光光洁洁，衣着整洁，一双布鞋一尘不染，即使被劳改时，穿的衣服虽旧，却也干干净净的，不失尊严。吴老师身处逆境，依旧冰清玉洁，我对她的敬重始终不灭，在劳改队见到她仍然向她问好。“文革”前她作学生思想工作，常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打开《修养》第37页，好好理会。”这是刘少奇在谈到如何正确对待被误解、受委屈情况下的一段很有名的论述。吴老师是北京市优秀教师，她终于熬过了那个时代，学校80周年校庆时，我见到了她，一把年纪了依然保持了整洁的仪表。
8月初，我和李石生、傅欣（其父当时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将军），骑车到人大附中，第一次看到那副臭名昭著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当时我们感到不对劲儿，如果蔓延开来，学生中间不是要发生严重的对立吗？记得我们是骑车穿过现在是国家图书馆的一片树林草地，沿着一条河回来的。像传染病毒迅速扩散一样，几十个小时之后，全市各中学都为此闹得沸沸扬扬。我们学校召开了全校大会，会前我和张北英、何迪、孔新民几个同学说好，不在大会上引发关于此对联的辩论，按原定的会议议程进行。不料刚一开会，一名高中二年级的同学跑到前面，主动表示：我认为这个对联是完全正确的，我就是个混蛋。会场顿时失控，出身不好的同学纷纷上来表态，有人还引用了印度电影《流浪者》之中的台词：“贼的儿子就是贼。”我便离开了会场。第二天晚上，在女三中（今历代帝王庙址）的大殿里继续辩论，西城几所学校的人都来了。大殿光线暗淡，人头攒动，谁都可以上台发言，气氛热烈，像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某些场面，革命真是大众的狂欢节。在闹哄哄的会场里，突然听到有人在台上点了我的名，说郝一星他们认为这幅对联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云云。在上千人的场合，听到自己的名字响彻起来，那感觉真是有一种灵魂出窍的震悚，接着是恐惧，可以体会那些在台上被批斗的人是什么感受。我悄然走出了大殿，夏天的夜空高远而幽深，空气闷热。
几天后听说陈伯达、江青在天桥剧场接见中学生时公开支持这副对联。然后有人又在此联的基础上，添油加醋，派生出诸多对联，其中还有封建社会就流传的陈词滥调：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在中学里，很快分出了“红五类”和“黑五类”的对立，当然实行专政的是“红五类”，出身不好的同学一时俨然成了被纳粹蹂躏的犹太人。我的一个乒乓球友被打得面目全非。此后红卫兵组织成立时，我没有参加，“文革”中我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组织。我很少到学校去了。
折腾得最凶的时候，我串联去了。我是8月25日随哥哥和他的一位同学登上了去武昌的列车。出门什么都没准备，只从父母房间里拿了15块钱。我们是全国最早大串联的，上得车来，居然能找到硬卧铺位。一分钱也没花，睡了一路，便到了武汉。车停在武昌站。对武昌的第一个印象是月台上出售的油条足有二尺长，比北京的大多了，且口味特别，才三分钱一根。这是我们唯一一次花钱买食品，半个月南方串联都有中学或机关接待。当时串联的学生不多，北京来的又格外受欢迎，因此我们享受到的待遇规格是后来的学生们所没有的。我那次串联先后去了武汉、长沙、广州、福州、上海，历时半个多月，什么革命也没干，观景物，听方言。客观地说就是看城市。各地给我的感觉是新鲜的，主要是声调各异同样动听的方言，再就是所到之处都保持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包括城市格局，旧式街道房屋，如同回到历史之中的某一场景。从行政方面还可以感觉到全国一盘棋的政令统一。日益升温的“文革”潮也没有改变这些基本特征。
我在从长沙去广州的列车上又目睹了一场“文革”暴行。在卧铺车厢里有一个男子和一位老妇挤在一张硬铺上，几个同车串联的大学生以作风不正为由强迫那男子认罪。男子操南方普通话先是辩解，人家不听，硬是逼他低头，同时过来两个学生拧住那人的双臂，男子连连说“是我图谋不轨，是我图谋不轨”，这方才避免了皮肉之苦。我第一次在那种场合听“图谋不轨”这个文绉绉的词，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现在想来，那人定是个文化人，秀才遇上了兵，很尴尬。倒霉的是那位老妇人，年龄在60岁左右，穿一件白色短袖上衣，仪表气度不像寻常人家。面对学生们“你什么出身”的咄咄逼人的质问，老太太似乎没有听懂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反应木讷，嘴里说着不知是何处的方言，别人也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一个学生追问，你是不是地主婆，老太太怔了怔，奉迎他们点点头说了句什么。于是她就算是承认自己是阶级敌人了，被这几个学生押着在车厢里游斗。我清楚地记得，有人还往她身上泼墨水，白色的上衣墨迹斑斑。几十年后我回想此事，肯定老太太是误解了这些人，以善意相待，没想到反而受到人身侮辱。
这一切发生在眼前时，我并不觉得怎样恶劣，熟视无睹，在那种社会氛围和全民积极参与的环境下，这也实在不算什么，更残酷、更血腥的北京“红八月”都见证过。个人的麻木，印证了时代的常态。
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发生诸如此类的现象，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而且一直在延续，不过是转换了形式而已。1968年复课闹革命，我和傅之华、白廼智被军管会派往女三中去给新入学的初中生当辅导员，其实就是帮助维持课堂秩序。正是冬末，临近初春的料峭天气。在此期间有两件事至今不忘。一是参加了一次露天批斗会，原因是在女厕所里发现了反动标语，迅速破案。初中的新生们集会在大殿前的阶梯下，校领导都坐在殿前的主席台上，军代表主持大会。教导主任周继道，一个矮个子的中青年，不到40岁，厉声宣告：“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文敏押上来！”台下一片肃然。我们看到这样一幕，两个佩戴着红小兵臂章的学生扭住一个小女孩的双臂，孩子最多13岁，在一片“打倒反革命分子李文敏”的口号声中，我注意到这个小女孩的古怪神情，她被摁下去的头微微抬起，眼睛迅速地朝台下环视了一圈，像是在寻找什么人，嘴角挂着一丝笑意，同时缩了缩脖子，与如此严峻的场合大相径庭。孩子那神情像是在做一场游戏的快意，一点儿没有害怕的样子，跟我1966、1967年看到的无数次批斗大会上的那些低头弯腰挂着黑牌子挨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反动学术权威、地痞流氓们表情迥然不同，满不在乎，还有点儿莫名的兴奋。“文革”中这样的场景是为仅见，像是安徒生式童话的现实版。
再有就是参加了一次入户搜查。班上有个男学生叫傅继善，有人举报，说他家里藏有一本变天账。变天账就是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保存的有关证件文书，一旦共产党政权垮台，这些纸片就是反攻倒算报仇雪恨的武器。军代表找到我们三人交代任务，一定要到他家里找到这本东西，向同学们进行一场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参加这次行动。军代表指了指他的领章和帽徽：“军人不便出面嘛。”我们跟着一群学生娃，到了傅家，这个地方就是西四十字路口以西，今地质部大门旁，是一间临街的铺面房，窗户的玻璃上贴着修理钟表的字样。原来傅的父亲是一位修表师傅。这间门脸，我太熟悉了，每次到西四都经过这里。室内不足10平方米，光线暗淡。学生娃们向家人索要变天账，那家人拿不出来，急得直冒汗。一个学生突然背起了电影《地道战》里的台词：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挖出来。于是挪椅抬桌，真的挥镐举锨挖了足有二尺，除了黑土碎砖末一无所有。败兴而归，这真是一场捕风捉影的闹剧。我当时不以为这种行为是多么荒唐，还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教育课的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以后，一次路过傅家，仍然是修理钟表的店面，很想进去找找傅继善同学。我想向他道歉，那次行动是我参与主导的，但都止步未前。40多年过去了，李文敏、傅继善这两个幼童或早已为人父母，一路走来，几十年风雨，不知童年的遭遇留给他们内心深处的是怎样的回味。
今年10月客居洛杉矶，寓所临海，静夜涛声阵阵，催发往事涌来。细想起来，十年“文革”，以一介草民置身其中，无罪有悔。何谓无罪？答曰：从不参加任何组织，没有打过人，抄过家，更没有趁火打劫聚敛财物，化公物为私有，逍遥于山水与阅读。怎说有悔？因为即使洁身自好，仍在潮流裹挟下成为拥护并参与“文革”之亿万群众之一分子。在此意义上说，“文革”波澜也有我一份。据之于理论，可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我无法超越“文革”的主导意识，做不到众人皆醉我独醒，在当时境遇下，醒者多罹难。我非智者，只能从众。喻之以戏剧，则可以说“文革”中所有反面人物都是作为正面人物出场的。所有的罪恶都披有正义的外衣，这才是悲剧的深刻性，而非一句彻底否定便能交代了的。现在我在大洋此岸，回望彼岸上世纪的风云起落，更加深痛于我的封闭和盲从是何等的愚蠢。以刘少奇的冤案为例，当年全国人民怎么都相信中央文件关于刘是叛徒、内奸、工贼的罪证确凿呢？为什么党内问题一定要向全社会公开，必须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后来证明这份严肃的红头文件是罗织罪名蓄意陷害刘少奇的铁证。这里主流媒体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铺天盖地的批判声讨把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彻底妖魔化，塑造出一个完全与历史真实不相符的人物。流毒之深，至今尚未完全消除。人们甚至不追问，凭什么刘成了党内第二把手、人民共和国主席，也不去思考这种转化的原因和后果。一般百姓随大流也就罢了，而参加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中不乏刘的战友、部下，都是历史的过来人、见证者，但没有一个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古人都不如。他们为什么举手通过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而只有陈少敏同志一个人沉默否定？推及庐山会议开国元帅的悲剧，也引发同样的疑问。试想，如果中央委员们坚持独立思考，勇于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结果会是如何呢？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后有人诗叹曰：
武穆功高反掉头，
从来宦海是非休。
少奇魂断开封府，
老帅低头热泪流。
古人云：心之官则思。又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历史的类似现象出现时，不管是以革命的名义、改革的名义、全球化的名义、价值观的名义，还是其他什么名义，切不要轻信，更不要盲从，推波助澜，多动动脑筋想想，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多一份清醒，就少一分折腾。这或许就是我辈平头百姓对社会稳定的唯一贡献吧。什么时候都别忘了：脑袋是长在自己脖子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