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名真正独大，是从汉代开始的。图为一开始就叫复名“弗陵”的汉昭帝，他在后来改成单名“弗”。（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这个问题的描述其实不太准确。
单名在汉代开始独大
先秦复名绝不少见，尧名放勋，舜名重华，大禹传说名文命，而其后代的夏王也多见复名；商王以天干为名，均为复名；周天子和春秋诸侯也常是复名，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郑庄公寤生、齐桓公小白、晋文公重耳。
单名真正独大，是从汉代开始的，两汉二十三俱为单名，三国诸多风流人物，更是绝难想出一个复名来。
至于其原因，有种解释说是西汉元始二年，汉平帝下诏说自己“箕子”之名“不合古制”，于是改为单名“衎”，这时正是王莽专政，因而后人会说“王莽令中国不得有二名”。
这种解释并不合理，单名在此之前已经盛行，而皇帝把自己的复名改为单名，也并不始于汉平帝。汉昭帝一开始就叫复名“弗陵”，后来改成单名“弗”，原因说得也很明白：“以二名难讳故”。也就是说，皇帝要是叫复名，你们就得避讳两个字了，为方便群众，特地只用单名。
值得一提的是，汉晋皇帝为此作出的贡献不止是用单名，他们还常选用生僻字命名，如刘炟、刘肇、曹叡、司马炽。
既然皇帝带头只用单名，还是这么高大的理由，下边的官僚岂有不效仿之理，毕竟他们学习这样的做法，也有利于一家之中避家讳，便于维护自己的尊严。
天子的避讳之举
但为什么直到汉朝，天子才意识到要为群众避讳行方便呢？原因很简单，避讳的规矩虽然古老，但过去本来不需要避这么多讳。
《礼记･曲礼上》：“礼不避嫌名，二名不偏讳。”即是说避讳不用管同音字和读音相近的字；如果是复名，只要不把两个字同时使用就算避讳了，如孔子母亲叫征在，孔子说“征”时就不说“在”，说“在”时就不说“征”。
到了秦汉，为维护中央集权的皇家威严，避讳变得远比古制要严苛了。音近字也免不了敏感，汉武帝叫刘彻，于是车辙也只好叫“车通”。不光皇帝的名讳要避，皇族乃至外戚的名讳也得避，今天的寿张县，曾经叫寿良县，为避光武帝叔父的名讳而改称寿张；孝元皇后父亲名禁，当时就把“禁中”改称“省中”来避讳。
所以，直到汉代，减轻百姓避讳负担的意义才变得显著，才值得皇帝做出表率。
但单名现象只是上层社会的专利，平民仍然是单名、复名皆有，东汉时期留下来的买地石券，即使位于距离首都洛阳很近的地方，也都是同时存在单名和复名。
复名的开始盛行
那唐代以后复名又是怎样重新变多的呢？这要从东晋后期人名的一种特殊现象说起，那时候，上流社会流行一类特别的复名：单名加上一个虚字。如在单名后边加个“之”，在单名前边加个“道”，加个“僧”。
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王羲之的“羲”加“之”，后边的“之”就是虚字，它无需避讳，王羲之的儿子有五人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王献之又有个儿子叫王静之，祖孙三代都带个“之”字，完全不会被人认为不妥。
关于“之”字的意义，陈寅恪指出是天师道徒的习惯，属于信仰标识，其他如“道”“僧”也很类似。但东晋南朝人士用上这样的复名也不仅是出于宗教原因，加进去的一个字完全可以用于表达别的内涵。据《晋书》记载，大将军桓豁有二十个儿子，取名时都加了一个“石”字，如桓石秀、桓石虔，这是为了契合前秦谣谶“谁谓尔坚石打”。
再往后，加给单名的虚字类型变得更加丰富，信仰色彩的虚字逐渐退潮，而带有儒家道德涵义的虚字则增多起来。很多人名里都加入了“仁”“孝”等字，宋武帝刘裕给他七个儿子取名都带个“义”字。
这类做法造成了取名风向的逆转。从东汉到西晋，原为复名的寒人新进入官府，会给自己改成单名，孟孝琚碑的传主原名孟广宗，就改成了孟旋。而陈朝人周文育原名项猛奴，是典型的俚俗名，为转换身份，他选择的改名就并非改作单名，而是在中间加了一个有寓意的“文”。
※ 本文主要参考了：黄清敏《汉晋人物单名现象试探》、魏斌《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两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