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在会议大厅正门右墙的两张大字报，映入眼帘，如雷轰顶，顿时头晕目眩。（网络图片）
反右开始，贴在会议大厅正门右墙的两张大字报，映入眼帘，如雷轰顶，顿时头晕目眩，两腿软得要瘫下来。我强作镇定，抬头望墙。这两张大字报都可致人于死地。
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恶毒攻击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接着打四个惊叹号。另一张是漫画，标题“何日君再来”。在画中，一个贼一样的人把耳朵贴近收音机，喇叭放出的音波上，写的“美国之音”“敌台广播”。“贼一样的人”不用问，写的鄙人大名。此画构思不错，不过字和画，不敢恭维，小学水准。
我的这部五灯“上海”牌收音机，曾经是家中的闪亮景点。如今成了惹祸根苗。
我们这一家为了和它拍照，不知摆弄多少姿势、浪费多少表情，在暗室熬过多少不眠的夜晚。（图片：作者提供）
我结婚所化的费用总共才六十几元，以后为这过于节俭的婚事心存歉疚，决定买个像样的东西补偿。收音机托人从乌鲁木齐买来，放在五屉柜上。我们这一家为了和它拍照，不知摆弄多少姿势、浪费多少表情，在暗室熬过多少不眠的夜晚（我的照片都是自己冲洗放大）。
但是从收音机的性能来说，它根本收不了几个台。说我收听敌台广播，实在不敢当，高抬了这个“宝贝”。
［五八年春，斗完了，戴上帽，我把这个惹祸的“宝贝”——上海牌五灯收音机卖了。又从邻居黑耶洛夫（锡伯族）那里买了一台苏制的七灯“顿涅茨”收音机，这是当时最好的收音机。我作这个决定，基于这样心态：帽子戴头，背了“收听美国之音”的黑锅，美国之音却一次没有听过。为了弥补遗憾，决定买个好的来听听。事实上，这个高灵敏度的收音机照样听不到美国之音。我们生活的可可托海，处于四面环山的谷地，东面山头终年积雪，又是金属矿区，远方的无线电波有多少也被吸干净了。我劳教后，妻子将这台收音机卖给了王仲林。“卓尔基3”照相机卖给了大水电站的王机长。猎枪姓了孙。我这个“资产阶级大少爷”告别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开始了二十二年当牛作马苦力干活的改造生涯。］！
“这回你就不要耍赖了，是我亲耳听到的。”书记孙宝珠说：“你的胆也真够大！收听敌台竟然把音量扭得老大，我们在门外都听得清清楚楚。本想敲你的门，小周叫我不敲。你把机子一关又不认帐。”
“既然音量好大，还听得清清楚楚，请问二位，我听的是哪个敌台？是什么内容？”
两人面面相觑，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我可以正告各位，我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事隔五十多年，那晚的事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因为我曾无数次在大会上解释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那是五七年我们和收不了几个台的“宝贝”浪费感情九月还是十月的一个晚上，不是星期六就是星期天，其它日子我在野外。妻子说要给孩子洗澡，身上有臭味。我倒觉得孩子身上有股奶香。五十年代的男人，都是“听老婆的话，跟党走”的好汉，二话不说，就在六平米的厨房忙碌起来；抱来柴火，生燃炉子，灌满热水、烤暖房间，搬来收音机，然后坐在温暖如春的厨房，我一面听收音机，一面看妻子给满身是肉的儿子洗澡。我陶醉在天伦之乐中，没想到被人暗中监视。
我那天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德国母亲回忆她的儿子、一个被打死了的纳粹士兵的成长故事；怎样从天真无邪的孩子、到勤奋好学的青年、到狂热的国家主义者、到坚定的法西斯分子、到绝灭人性的杀人狂。故事叫“伊斯堪德尔”，也就是这个青年的名字。母亲的叙述很哀伤，不像平时新闻广播那么振振有词，这就是他们断定“美国之音”的唯一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若有播音的档案记录，在五七年九、十月晚上播出的节日中一定可以查到这个故事）。
在百般解说都无效的情况下，有天晚上我把收音机抱进会场。我把天线拖出窗外，拧在晒衣服的铁丝上，另一根地线缠于水管。
“哪位能调出‘美国之音’，马上给我戴右派帽子，外加反革命！”我把收音机打开，请他们亲自调试。
谁也没有本领从这里拧出“美国之音”或“敌台广播”。
第二回合又没有把我揪住，没有被揪住并不是我有什么本领。应该感谢的是国营无线电厂，幸亏没有造出高灵敏度的产品，否则纵有百口亦难辩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