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帽记:逃过性关系指控 终因莫须有获罪(图)

反右60周年祭

2017-10-15 01:25 作者: 黄顺之

手机版 正体 1个留言 打印 特大

在运动中我没有害人,没有良心谴责的痛苦。斗争会让一些人成为运动受益者,但难保他们以后不会成为运动对像。
在运动中我没有害人,没有良心谴责的痛苦。斗争会让一些人成为运动受益者,但难保他们以后不会成为运动对像。(网络图片)

反右的前两回合,我逃过了对我“污蔑伟大领袖和宋庆龄有性关系”与“收听敌台《美国之音》”的指控,但在第三回合“莫须有”的鸡毛蒜皮中,这顶在劫难逃的“右帽”终究还是戴上了。

第三回合的领导重心,看来已从孙宝珠移向了孙振东,他是矿务局党委会监委书记、党委派驻水电站领导反右斗争的代表。此人和我打了几年的交道,我们相互都“深有了解”。他五四年从东北调干来可可托海,任一矿党总支书记,当时我也在一矿。他给我的第一印象:这张脸似由三角部件组成;三角小眼,三角下巴,三角耳朵,说话时眼珠来回转动,让他扮演股上蚤时迁完全不用化妆。他是土改干部,文化不高,满口东北俚语,说起话来舌头如热汤圆在嘴里遛滚,像说“顺口溜”。那时矿上每天下午有一小时的部门负责人的“班前会议”,主持会议的人,不论是苏联专家卡尔奔,还是矿长冯博久,坐在主持人侧面的他,开不了十分钟,脑袋一歪呼呼入睡,不时鼾声悠扬,给会场增添活跃气氛。他是政工干部,主要业务是开会,故有会必到,从不缺席;每会必睡,从不例外。有时一觉醒来,会议若未结束,他能在睡眼惺忪中来一通即兴发言。要命的是只要一开腔,口如闸门打开,飞流倾泻哗啦哗啦滔滔不绝。他只顾舌头在嘴里跑马,也不管离题万里,说着说着,连他自己都不知说的什么。我们的耳朵受着机枪扫射,有时突然卡壳,会场一片宁静。只见他眼皮眨巴,眼珠上翻,用迷惘的神色问道“咿呀!我讲到那儿来着?”

安全员彭可纫对他有个评语:“这是个废物。”

反右运动还未开始,他特地登门借枪,我感到有事要发生。肃反开始也是先把我的这支枪抄走。他把我的这支德制双筒猎枪、五十多发弹壳,以及火药、底火、铅丸、背带,以及做铅弹的工具一起拿走。从此,这杆枪姓了孙。我进劳改队后曾写信妻子,叫她把枪要回来。我宁可丢到河里也不能白给。

“你早就该来谢我啦,是我救了你丈夫的命!他的脾气相当臭,这、这、这你是知道的。斗急了,准保端起枪把别人撂倒几个,然后崩他自己,这种亡命的事儿你怕这小子做不出来!枪交到公安局去了,你以为我还希罕这支枪怎么的。我家有枪,我干吗要那么多枪,当饭吃?”

他有支手枪我见过,是日本“王八盒子”[五十年代初北疆有土匪,治安不好。可可托海处级干部都发抢。一矿矿长冯博九的“加拿大”(类似“五四”式)、吴凤来的枪,都是白经理发的。但有些人的枪则是从部队或地方带来的。本来这些枪不能带走必须上交。老实的牛进才枪交了;不老实的高喜临、孙振东把枪带了出来。在可可托海工作的苏联专家都发枪。离开矿区到野外他们都揣像“勃朗宁”的手枪。]。这种破枪,只能打狗,不能打猎。

不过以后有人告诉妻子:孙书记打猎用的双筒枪好像你家里的那支。妻子登门几次,要回了像征性的钱。

孙振东并非废物,而是有用之材,两个回合的听会中,他的大脑一直在转动,于是在他的领导下,第三回合真的把我套牢了。

这一轮,不用牛刀杀鸡,不搞泰山压顶。新一轮的大字报写的尽是些夹不上筷子的鸡毛蒜皮,但都有点来龙去脉。只要一分析,一上纲,都可定罪。

我的“右派言论”颇具时代特色,大有“奇文共赏”的价值。

我的右派言论第一条: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有人把我的一本文学期刊偷走,里面有我写的几个字:“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江山一局棋”。

孙宝珠在会场上把书高高举起,那股兴高采烈,好像截获敌军的重要情报。我现在已记不得,这是何时写的?为什么要写?这两句话,来自我小时候从扇面上念过的一首长诗,曾背了下来,虽然以后我再也没有读过,但内容大部份还能背诵。此诗名叫“顺治皇帝出家偈”。据我所知,顺治并未出家,二十三岁退位给八岁的儿子康熙,在宫中独守青灯十几年,三十七岁圆寂。此诗可能是后人杜撰,也可能是传说中与董小婉爱情悲剧的副产品。诗很长,充满人生哲理和色空思想。也许是我在肃反后十分低落的心情下,勾起了这首诗的回忆。幸亏我记忆还好,将这首诗在会场上分段背了下来。说明这诗不是我作的,要说放毒去找顺治皇帝。

“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最难。朕的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烦。

“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

“黄袍换却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纳子,因何落在帝王家?”

我一边念,一边解释。整篇诗充满了淡薄名利、看破红尘、归隐山林的出世思想,从这里绝对产生不了“恶毒诽谤、疯狂攻击”之类带火药味的东西。诗没念完,话被打断。

“喂!喂!喂!别浪费时间,谁要听你的青菜萝卜丝!我们要你交代,你写这两句是什么目的、什么企图?”书记孙宝珠听得不耐烦了。

“这是阶级敌人在阴暗角落,对党、对社会主义咬牙切齿的咒骂。他把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把社会主义千秋大业,咒骂为‘三更梦’。梦是要醒的,醒了以后什么也没有。你们看他该有多恶毒啊!”周国荃又在鼓动如簧之舌:“他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当成‘一局棋’,下棋有赢有输,妄想国民党有一天打赢,重返大陆,夺回他失去的天堂。”

顺治与我相隔千万里,时光相差三百年,还不知是真顺治还是假顺治写的诗,公然成了我的“滔天罪行”。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侯宝林先生说的“关公战秦琼”,看来不是相声,而是真实的故事。

有人揭发,我在哪本杂志还写了一首反动诗。那是我看了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农机站长和女农艺师》之后[俄文书名《Начальник МТС и Аграром》],所涌起的兴奋:

红日当空彩蝶飞,百花齐放竞妩媚。春风绿染千家树,温暖人间又一回。

他们的批判我已记不得,此诗作为“大毒草”进了我的档案。

胡风说“咳嗽一声都有人录音”。我的咳嗽若录了下来,必然又是一条“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滔天罪行。

我的右派言论的第二条:疯狂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恶毒丑化党的工农干部。

五七年七月,洪水冲垮了三厂房的桥梁。那天下午我和大队长刘履中在工地,听到这个消息他要我马上回队部组织人马上去抢修。我带了几十个工人连夜仓促出发,临行前对管后勤的副大队长牛进才说“给养要快点运来”,三厂房那边只有面粉,没有肉类蔬菜。他说“你放心,随后就拖一车羊肉和青菜来”。我们去了半个多月,始终没有见到汽车的影子,只好派工人上山挖野葱。我曾上山打黄羊,枪法太差,空手而归。少数民族吃饭没有肉是不行的,每天要他们喝白开水啃葱吃馒头,个个叫苦不迭。带去的维族、哈族以及当地汉族,都是不会游泳的旱鸭子,只有我来自江河纵横的南方,我只有身先士卒第一个跳入水中。山中的河水即使七月照样寒冷刺骨。我们修桥进入尾声,经理安桂槐坐吉普车前来视察,我从水中出来迎接。他握住我冰凉的手,连说“辛苦了!辛苦了!”我汇报工作,他只点头,没说什么。过一会问:“你老婆是不是分娩了?”我说不知道,我有几个星期没有回家。“你想不想回去一趟?”正在犹豫中,他说“跟我的车回去,我准你两天假。”我十分想回去,因为妻子到了临产期。但走了以后工人交给谁?我想了想,还是留下。

桥修好了,回到队部,听到妻子生的儿子,半月的疲劳一扫而光。可万万没有想到,我在刺骨河水中的半月辛劳,得到的“奖励”竟然是一顶“右冠”。

走进办公室见到牛队长,我把他肩膀一拍:“你拖的菜呢?”他两眼直楞楞地望着我,突然用手在脑袋上一拍:“哎呀,忘了!对不起,真的忘了!”我看他一脸不好意思的样子,也不好再说什么。随口说句:“你这人真没脑子”。

这篇对话十分清楚,我只埋怨他记性不好,没有其它任何意思。“没脑子”是西北俗语,只有“记性不好”这一个解释。牛进才是甘肃人,他听了带着抱歉的笑脸:“我这人的脑子不好使,事情一多就顾不上了。”

“他公然咒骂我们党的干部‘没有脑子’,这是对党的干部政策、对共产党员、对工农干部的疯狂攻击和恶毒诽谤。”又是这个姓周的首先发难:“大脑是人的司令部,人没有大脑就和死人一样,就是行尸走肉。你们看,阶级敌人多恶毒!多么阴险!咒骂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们党的工农干部都是死人,我们伟大的党都是由死人组成。”

说一个人没脑子,就等于说所有的人都没脑子、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没脑子、就是要“有脑子”的人来取而代之;没脑子,就是没脑袋,就是咒骂共产党员都没脑袋、就是污蔑我们的共产党员是死人、就是恶毒地咒骂我们的党是死人,就是企图要推翻共产党,就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就是……

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右派份子,就是如此这般制造出来的。

荒唐吗?不荒唐!奇怪吗?不奇怪!因为整个国家,上至毛泽东,下至周国荃,都是用这种横蛮逻辑和霸权语言说话,如果不信,把五七年的旧报纸拿出来,看那连篇累牍的发言,有那一句说的是人话?

靠一个“没脑子”定罪,有点说不过去。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大家来拼凑满这条罪行。

“他说余能和是碗里的芋头,扒一下,动一下。”

“他说舒自成胖得像个猪,快走不动了。”

“他说宋金玉没文化,整天都是瞎忙乎。”

“他说刘晓(矿务局副经理)少年得志,忘乎所以。”

这几位都是共产党员。“恶毒攻击党的干部”的罪行,也就此定了。

还有一些人的揭发,我就不一一枚举。不过揭完以后,孙宝珠书记的几句总结,有必要介绍:

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大家的发言很有水平,都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又一次证明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充分发动群众,任何狡猾的阶级敌人都无处躲藏。

他的话,应有所补充:眼睛是雪亮的,良心是墨黑的;雪亮的眼睛能从鸡蛋里挑骨头,墨黑的良心能出卖所有的人包括亲爹。

闻一多先生写过一首诗:“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看来随着时代的进步,版本应当升级——

口说的话,句句都是祸;

手写的字,个个点得着火。

运动员一旦选中,

咳嗽、哈气、打嗝、放屁,

都是恶毒攻击,

都是滔天罪恶。

死老鼠往口里塞,

洗脚水往头顶泼,

吐沫与鼻涕齐飞,

红眼共白眼一色。

此时说你什么你就是什么,

除了低头认罪,

还能有话说?

除了洗耳恭听,

还能有反驳?

有罪者言者有罪。

即使不开口也闯了祸,

即使哑了喉也点着了火。

其中道理多多,

薄纸不必捅破。

我的右派言论第三条:恶毒攻击肃反运动,来源更玄乎,出自于毛泽东选集。

五五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尚在进行中,我的单身宿舍突遭查抄,凡是有文字的东西,包括日记、信件、笔记、书籍,以及照片、猎枪、照相机等全部抄走。过了几天,我被隔离审查。半年以后审查解除。这半年中,不知化了国家多少钱,也不知辛苦了几多人的两条腿。他们跑遍半个中国,也许还到了香港和澳门,本想挖出一个“美蒋特务”,不意挖出来的这个人,不仅未参加特务、未参加国民党、未参加三青团,连童子军都不是。我的结论是历史清楚,附上一条:澳门历史待查。

我现在才发现,这西北边疆不仅工业落后,文化素养更差得天远。这里的领导大都是部队转业干部,来自西北农村,目光惊人浅短,对外界的了解还停留在义和团的水准上。在这上万人的矿区,不幸得很,我是惟一从香港回来的人,自然成了一个来历不明形迹可疑的异己分子。半年审查中对我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提问,只有用“啼笑皆非”四个字来概括。

有人发现,我在一张纸上写了“有反必肃,有偏必纠,整顿党的作风”,经过七嘴八舌分析,居然也成了我的罪证,虽然这些话都是毛主席说的,来自毛选。

“这种对肃反运动的恶毒攻击,用心十分阴险毒辣。他利用毛主席的话,来达到他罪恶目的。他认为:肃反把他搞错了,必需纠偏;共产党错了,他要整党!他认为他不是反革命,不应该是审查对像,是党的错。他是在高呼反革命口号,要他来整顿我们共产党的作风,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发言的是那个比我小几岁的测量技术员,他是共产党员。

分析到精彩的时候,引发一点小插曲。一位扎铃铛小辫的女采矿技术员,蓦然从椅子弹起,面色因过于激动而惨白。她的尊容本来就欠佳,加上失血的面孔,不开口就可吓死几个人。她以惊恐的颤抖、吹哨的尖厉、机枪的语流、激越的表情、高音的嗓门呼叫:“打倒顽固不化的右派份子!打倒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他好狂妄啦!好嚣张啦!好不要脸啦!好不要脸啦!好不要脸啦!竟敢整我们的党!整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竟然要、要、要”。她的声调随着激昂情绪一同升温,升到五线谱的最高点,突然一口痰卡住喉咙,嘴巴大张却出不了声,也出不了气。随即像被子弹击中,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全场一片宁静,每张脸受到强磁的吸引转了过去。幸好,突然“哇”地一声爆发式地哭了出来,如惊雷坠地把人吓得一跳。

站在斗台上的我,面对如此不堪的表演,也感天旋地转头晕目眩。幸好她先倒下,否则倒在地上的人是我。

也许他们意识到,用毛主席的话来加工右派言论,总有些说不过去,干脆胡编一句“肃反把我搞错了”,定罪“公开鸣冤叫屈”。有好几个人先后站起来,证明我确确实实说过这句话,“恶毒攻击肃反运动”的罪状,不由分说地又定下了。

反右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凭空捏造,这是以言定罪的鲜明特色。说话如风吹,话音一落,无影无踪,唯一能作证的是人的嘴巴。只要几张嘴,异口同声,一起咬定,并像甲鱼死不放松,就能产生录音机的效果,比签字划押按手印还要证据确凿。用此方法挖出“敌人”,比从地里铇个土豆还容易,只有劳阁下舌头轻弹,轻而易举致人于死地。

罪恶

青蛇嘴中牙,黄蜂尾上针。二者虽剧毒,难比小人心。

造谣性关系,栽赃美国音。动机皆邪恶,罪恶海洋深。

我的右派言论第四条:恶毒攻击苏联,破坏社会主义国际大团结。

有好多年,我根本就没有谈及苏联和苏联专家,因为从五四年第四季度起苏方开始撤离,到五七年基层已没有专家的影子。有人揭发我说了“苏联专家都是酒麻木”。可以肯定,我绝对没有说这句话,因为在肃反中批判过我的“反苏言论”,从此只要谈及苏联我就十分谨慎。再者,水电站的干部基本上都是以后调来的,他们根本没有和专家共过事,我不可能和他们谈这个题目。我想,即使说了也不是造谣,苏联专家几乎个个酗酒,这不是什么秘密。他们的工资比我们高,到月末搞不好还向我们这些小青年借两个。钱到那里去了?专家有个姿势:把头一仰,中指在脖子上一弹——“Выпить”(喝酒)。

肃反时指责我有“反苏言论”,这倒是事实。在与女朋友通信中我曾写:

“所谓‘三区革命’[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斯大林一手策划新疆“三区革命”,造成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杀尽汉人的极其野蛮的民族悲剧。],其实是苏联导演。若不是解放得快,新疆又成了第二个外蒙古。”

“苏联的机器笨拙不堪,苏联的汽车十分落后。苏联先进经验子虚乌有!”

“公司的产品全部运往苏联,我投身祖国边疆建设,不知‘为谁辛苦为谁忙’?”

可可托海矿务局的产品均为稀有金属,产品均为国防工业的重要原料。苏联早在四四年一手策划并制造了臭名昭著而至今尚鲜为人知的“三区革命”,给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的汉族,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我不明白:那场可与南京大屠杀相比的暴行,半个世纪以来为什么一直无声无息,从未受到过任何谴责?“三区革命”取得胜利,苏联红军坦克长驱直入,来到可可托海大摇大摆进行矿石开采。直到五零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才改中苏合营,成立“新疆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五五年,全部产权移交中方。

对苏联所作所为有我自己的看法,但对苏联专家,除个别外均有好感而无恶感。和他们相处久了,渐渐发现他们也并非都是高阳酒徒,也有为摆脱精神烦恼借酒消愁者。一矿的机械师彼杜霍夫,及接替他的机械师马斯尼林可夫,由于工作接触较多,对他们不平凡的经历深感敬佩。卫国战争期间,他们都是坦克兵。彼杜霍夫的两个儿子也是坦克兵,可是儿子牺牲了,老子还活着。其中一个儿子牺牲在攻打柏林战役,死于胜利前夕。彼杜霍夫说:“看到你们这些小伙子,就想起我的儿子”,说到这,老泪纵横,唏嘘不能控制。他内心装有多少苦恼,谁能知道?要他不喝酒,神经受得了吗?另一位劳资科长吉也夫,见了上级像老鼠见了猫。即使中方经理张干来电话,也一脸惊慌:“我有什么事?我有什么事?”见了苏方经理列宾科,更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他肯定受过什么打击,否则不会这样“夹着尾巴做人”。

还有一位莫斯科矿冶学院来实习的女大学生塔玛拉,每天晚上冒着零下四十多度严寒,走到一矿办公室教我们俄文。她长得像电影明星一样美丽,晚上不去和男朋友共度美好时光,却把宝贵时间消耗在我们的课堂上。她的精神深受学员感动。

说我反苏,我承认,因为斯大林把中国害得不浅。说我反专家,我坚决不承认,我对大多数专家是有感情的,因为他们同样是共产极权专制制度的受害者。

我不想再浪费笔墨,写这些“高手”们如何把“酒麻木”提升到破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际大团结”的理论高度。既然毛主席的话都能招祸,又有什么话不能问罪呢?任何一句话,只要头上按上一个“恶毒动机”,都成了“滔天罪行”,虽然“动机”在别人的脑袋里,但都可以定罪。

我的四条所谓“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就是由这些胡拼乱凑、水准低劣、逻辑混乱、一文不值的东西组成。正是有了这些吹起来无穷大实质空无物的“罪行”,我成了“反动分子,右派份子”,成了社会主义新形势下的“不拿枪的敌人”。既然是敌人,就决不施仁政,所以对我所采取的一切“革命行动”都是合理、合法、进步、革命、马列的。我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押送劳动教养、进行货真价实的脱胎换骨改造。在管段户警、居委会太婆、文盲大老粗及形形色色“革命群众”的监督下,夹着尾巴做了二十二年的牛鬼蛇神。一个人的青年、壮年有几个二十二年?一个人的一生又有几个二十二年?判二十年是最长的徒刑,仅次无期和死缓。我如此罪孽深重,罪从何而来?是杀了人还是放了火?是危害了党纪还是触犯了国法?非得要服此重刑?我实在不明白,对于这些已经驯服得像绵羊样的知识份子,何来这股深仇大恨?为何必定要将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我的不幸,五十五万知识份子的不幸,是古老“莫须有”在新形势下的恶性发展。匈牙利出了乱子,中国知识份子“有可能”步其后尘,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引蛇出洞”,“阴谋阳谋”以及一切“革命措施”都是必要的。当今的“有可能”,古老的“莫须有”,其性质并无差别,只是今日冤狱规模之巨大,专制老祖宗实难望其项背。

从“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矛头直指“封建主义”。满清王朝虽被推翻,但专制传统却依然故我,并代代相传。不彻底摧毁几千年的遗留下来专制传统、不彻底铲除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集权政治,呼唤了几十年的“德先生,赛先生”就是不肯来到这块龙气太盛的地方。在对权势顶礼膜拜的社会呼唤民主科学,无异黑夜中对天招魂,所听到的只是自己凄凉的回音。革命就是抛头洒血,前扑后继,英勇牺牲,胜利的代价是白骨堆山。使人痛心的是,用如此高昂代价所换来的新中国,却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和穷凶极恶的极权制度。“百代犹行秦政制”,祖龙的阴魂尚在神州大地游荡。被人谴责了两千年的“焚书坑儒”,竟翻然而成一项“事业”。摆在一个有着数千年王权传统国家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止专制主义借尸还魂。这是关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重要课题,如果对以革命名义出现的专制估计不足而放松应有的警惕,其危害之惨烈,将远远超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也远超明、清王朝和北洋军阀,也超过“万恶的旧社会”,因为这个政权集中了天下的财富,权力的膨胀必将导致腐败与疯狂。无数惨痛的教训,几多淋漓的鲜血,证明我们不仅放松警惕,而且把糟粕当成精华在歌颂、在发扬、在膨胀,否则,全国各地怎能出现如此众多的“右派份子”“反革命分子”及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阶级斗争,所制造的冤案,遍及党内外和各个阶层;所屈死的亡魂,不是几十万、几百万、而是几千万!这些人,死于高唱人民当家作主、死于鲜红太阳光辉普照、死于神圣宪法明镜高悬、死于太平盛世红旗飘飘、死于希里糊涂的响亮口号。功盖天下的元帅,位居元首的主席,百战沙场的功臣,名扬中外的国士,都未能幸免一死,区区小民更是命如蝼蚁。人民,这个抹有圣油的抽像名词,只在纸上熠熠生辉,而活生生有血有肉有脚有手有头有脑的人,有幸苟活者,整天都在害怕挨打中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在“胡风反革命集团言论”中,记得有一句,“小媳妇怕挨打的心理是存在着的”。胡风先生把一个时代人民的心理状态,说得非常确切],比小媳妇还可怜,生怕一不小心滑向敌人。

一剪梅・人民

悦耳铿锵最动听,本是螺钉,雅号人民。作共和国限定词,纸上光辉,亮若黄金。

手捏红书念圣经,挺起腰身,大战乾坤。通宵干活也甘心,幸未加入,牛鬼蛇神。

人民的行动遭到严密控制,思想和文化的禁锢养成几代人只知机械盲从,言论自由受到彻底封杀,人类最宝贵的创造性思维随之枯竭。高压的社会并未带来理想的劳动效率,物资供应空前匮乏,人们靠票证维持苟活,能有个吃饭的家伙在肩膀上,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我想起瘫软在椅子上的那位女青年,感到一股无名的悲哀。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离开校园不久的女大学生,应该最少受到社会尘埃的污染。高等教育所受到的知识熏陶,应该具有一定的洞察能力,对于拿毛主席的话来加工“反党言论”,这种集荒唐、荒谬、荒诞于一身的闹剧,难道还看不清楚?这一嚎啕大哭,是感情的真实流露?还是大闹剧中的小闹剧?人性扭曲,青年人是如此,成年人更不用说。我想起那天晚上所听到的故事“伊斯堪德尔”。政治灌输所具有的能量,比人们想像的强烈得多,它可以彻底改变人性。用法西斯主义扭曲的德国青年,给欧洲带来巨大灾难;用阶级斗争所扭曲的中国青年,对国家对民族是祸还是福?我心中的悬念,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作了完整的回答。

经过几个月的批斗和辩论,每天早、中、晚不停地疲劳轰炸,我已舌枯唇裂,身心交瘁。大水电站勘探队终于揪出了我这个右派份子,挖出我这个阶级敌人,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伟大胜利”;也从斗争的火线上发现了周国荃这样的一批积极份子,为党增添新鲜血液。这究竟是新鲜血液?还是腐臭污水?时间终究会给人以满意的回答。这场阶级斗争暂时告一段落,升天者入地者各得其所。谁也不去想一想,在这场运动中自己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做过什么样不光彩的事?谁也不去想一想,一个没有正义公道指鹿为马的社会将把这个国家引向何方?更不会想一想,今日别人的不幸明天会不会降落到自己的头上?“酒麻木”三个字使我想到鲁迅先生。日本新闻片中一群围观同胞砍头的看客,使他愤然弃医学文。不幸的是,酒精麻木尚有方可治,精神麻木则无药可医。阿Q一生没有接触女人,但没有断子绝孙。今日这些闻斗起舞的“英雄”与“英雌”,就是阿Q无性繁殖的嫡系后代。这些人本身就是摇尾小丑,闻令而动的可悲奴才,竟然在会场胡嚷嚷瞎起哄,把袖子卷得老高,拳头捏得老紧,今天喊打倒这个,明天喊打倒那个,从来不想一想有天会不会打到自己的头上?从来也不摸一摸自己的后脑壳,还有条老祖宗留下的“猪尾巴”在晃荡。

人最可悲的是在悲哀中还有幸福的感觉!“万劫不复的奴才是从奴才生活中品出了‘美’的滋味,来赞叹、抚摩、陶醉”。愿鲁迅先生地下无知,否则睡在坟墓也要辗转反侧,死不安宁。

奴才

盲目附和即奴才,无头苍蝇最悲哀。耳听词组成神喻,手捏鸡毛当令牌。

万物之灵无大脑,精英绝代全痴呆。先生不幸若长命,打鼓敲锣牵上街。

批斗会到了尾声,又出麻烦。

孙振东要我写篇总结性的检讨,用阶级分析方法彻底批判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你的笔杆子还是很不错的,动点脑筋把检讨写好,写深刻。在会上老老实实地批判自己的右派言论,争取群众谅解,争取党和人民的宽大。”他还介绍了地质队的一个右派,在群众大会上,一面念检讨,一面痛哭,从头哭到尾,哭得涕泪滂沱,哭得死去活来。

“你看,这才有忏悔的表现!”他说着,口中带有不知是得意的还是赞扬的“咂,咂”声。

我感到非常为难,因为我真的没有本事写这样的检讨。我没有能力把“你真没脑子”分析成“污蔑工农干部,否定党的领导”,也没有能力把“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与“恶毒攻击肃反运动,对肃反鸣冤叫屈”联系起来,划上等号。

我老实向孙振东书记交底,我已举手投降。给我戴帽子,诚恳接受;对我批判,低头认罪;对我处分,无怨无悔。但是这个检讨,恕我才疏学浅,的确十分惭愧,心有余而力不足,要写也写不出来。我建议,请哪位政治觉悟高批判能力强的积极份子代写,我保证签字划押按手印,绝对全部认帐、全盘接收。

“你又在耍花招!你又在顽抗!你顽固到底!决对没有好下场!”他大声对我吼着、威胁着。

“大不了砍脑壳!砍掉脑袋碗大个疤!没有什么大了不起!”我也火了,用句东北俚语回敬他。

他把眼睛瞪着我,我把眼睛瞪着他,我们都说不出话来。我第一次发现,他长的不是三角眼。

我这不是气话,不是随口说的。运动开始时,我作了“最坏的打算”。

两个多月前的大字报,紧接“性关系”之后,涌来一系列检举揭发、批斗会上的无耻谰言使我再也不能容忍,跑到支部办公室冲着孙宝珠大吵起来,我认为一切都是他在背后搞鬼。当时我真的气得五火生烟,见了孙就拍起桌子大嚷大叫。

“小晃(黄)!你要冷静点!”他递给我一支烟,以平静的语气对我说:“你是一个聪明银(人),要打通思想!要好好打通思想!你老爷子是资本家,老太爷也是资本家。你从小到大,小学、中学、高中、大学,读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洋教会学校、帝国主义学校,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脑袋装的是资产阶级思想。你又是从香港澳门回来的。你叙叙(说说)看,这顶资产阶级右派帽子,你不戴,谁来戴?给我戴,也戴不上去!俺们大老粗,脑袋对不上号。”他把玻璃瓶子的茶,咕嘟咕嘟几口,“嗨”了一声,就用他的山东话骂了起来:“运动一来,总有银(人)要倒楣。操他格奶奶,我也木办法!”

大字报越来越多,简直是铺天盖地,我感到这回在劫难逃。我在肃反中已受奇耻大辱,难道要受辱终生?

有天深夜散会,我没有回家,从屋子的侧面向河边走去。此时的气温已降到零下四十多度,额尔齐斯河面结成厚冰,拖拉机可以在上面来往。在冰河与化验室中间,有一片树林,我在一棵树下徘徊。

我痛恨自己!我咒骂自己!今日下场完全是我自己的愚蠢造成的。我不顾亲友劝阻,一意孤行离开香港投入祖国怀抱,铸成终身大错,如今噬脐莫及,悔之晚矣!我只有鼓起勇气,吞下这粒自己制造的苦果!我虽然上有老、下有小、中有妻,但我的存在对他们并非幸事。在这个具有罪株九族传统的国家里,作为罪人,必然给亲属带来无穷灾难。但我的消失,这个政权会不会对他们高抬贵手?我想起两天前的一个中午,吃完饭提前来到会场,看到一群男男女女,正在嘻嘻哈哈写写画画,他们都在拿我做文章。我从他们身边走过,照样喜笑颜开,没有半点尴尬。有一个人看见我走过去,特地唱起《社会主义好》,他见到我,越唱越来劲:“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江山人民保。反动派被打倒,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

当着我的面,这些人毫不留情地表明:就是要痛打落水狗,就是要把我往死里整。他们这样做,目的何在?这些满肚私心杂念的白萝卜,入党升官需要别人的血染红。

难道在他们对我张牙舞爪之时自己先倒下?难道我就这样轻易让他们达到目的?不!决不!愤怒将我推出了树林。

为了打垮我的“嚣张气焰”,有天会场上突然增加了好多人。基建工程大队白子斌指导员带领一批精干队伍参加我的批斗会。白指导员是矿务局的反右标兵,他以破记录速度一个星期揪出五个右派(马熙微、韩效、张波、何振耀、陈德生),把他们个个斗得服服帖帖,工程队因而成了名扬全矿的反右红旗。白指导员一来,就坐到我旁边,会一开始,他就站了起来发言,其来势汹汹,如黑旋风李逵;他张牙舞爪,像下山老虎要把我吃了进去。他的发言接近嚎叫,两手不停地挥舞。说到来劲时竟用拳头捶击桌面,“东”的一声,桌上的茶杯、钢笔、墨水瓶都跳了起来。

我什么话也不说,穿起老羊皮大衣转身就走。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孙宝珠跟着过来。

我不理他,一个劲地去开门。门被几个人重重叠叠地堵住。

“这是在开会,你往那里走哇?”

“这个会我不开了!要杀要剐听便!”说罢把两眼一闭靠在门口墙上,任凭他们鸡鸣狗吠鬼哭狼嚎,我再也不出声。

这个僵局,整个上午没有打破。

中午的饭是在支部办公室吃的。他们怕我跑了,叫人把饭替我从食堂端来。我一面吃,耳朵听着孙宝珠的嘴嘀里咕噜。

“你怕我蛮想开这个会?我跟你一个样不愿开这个会。但这是运动,运动就是要开会。上级要俺们开会,俺们就得开。你一走不是开不成了,你这小子干吗跟咱过不去!”

“有白子斌在,杀了我也不开会!”

最后孙书记只好答应:明天让他们走,今天就算了。

我有了“明天走”的底,下午的会上,白子彬还是坐在我的旁边,漫不经心地听我发言。没料到我如法炮制,把桌子猛然一锤,比他捶得更响。这回轮到他“吓得一跳”。

在批斗后期,很荣幸得到矿务局党委书记张稼夫的大驾光临。他可是矿区的“土皇帝”,党、政、工、团、公安,全归他一人掌握(企业内设公安局,全国少见)。张书记走到那里,大小干部跟在屁股后头,哈腰咧嘴,脸上呈现高兴与惶恐的复杂表情。虽然张书记瘦得像麻雀,有皮无肉的脸活像大烟鬼,但凶狠劲头不亚一匹猛虎。他可算根“老枪”,整天嘴边叼着一枝烟。只见他用劲一吸,烟头发亮,烟雾却不知去向。缓一阵,随着说话,轻烟从口中鼻中也许还从眼中耳中释放出来。运动开始,他做反右动员报告,特地点了医院崔大夫的名。原因是他打电话去医院找院长,崔医生没有听出这打来的是圣旨,说了声“我忙着”,便把电话挂了。崔大夫当时正在给病人补牙,电话一放,换上反光镜。他没有想到,此举给他自己带来的一场“大病”,差一点送了他的小命。

“我的电话都不传,他心中哪里还有党!这种人对党的刻骨仇恨,是阶级本性决定的!谁说可可托海没有右派!这个人不是右派是什么!”书记金口玉言,崔英民立刻戴帽,成为反党反人民的右派份子。

人的政治生命,如此轻飘飘地葬送;一个电话没有传,大夫成右派。

我估计,他来者不善,必大肆鞭挞。鸣放开始,我妻子不知在哪里吃的豹子胆,给会计科王科长贴大字报,矛头对准书记夫人赵玉洁。原因是:选矿厂需要一名会计,先派赵玉洁去,她不去,王科长没办法,改派赵珠宝[胡斌和赵珠宝,离开新疆后回到浙江老家,在浙江建德水泥厂工作。胡斌已逝世,赵珠宝尚健在。]。赵宝珠在孕中,挺着大肚皮虽不愿去但又不敢不去,她爱人不是官,是普通工人(胡斌,志愿军转业司机)。我妻子不在会计科,在劳资科,却偏偏要出来打这个抱不平。“大字报”中问了一句惹祸的话:“赵玉洁凭什么不去?难道因为她是书记夫人?”

张稼夫书记坐在会场角落,一直坐到那天下午批斗会结束也未吭声。散会前,孙宝珠站起来,用温柔的口吻问道:“张书记,您,您有什么指示?”

张稼夫站起来:“好吧,我简单来两句。”

这“简单来两句”,足足搞了半个钟头,很明显,他有备而来,非即席发言。这是一篇宣判式的讲话,既是全面批驳,也是权威总结,可惜论据论点充斥偏见和无知,其分析和批判,只不过是一篇老生常谈的斗八股。这类批判,全都是从一个固定模子里倒出来的陈词滥调。

“有人或许有些奇怪,他怎么突然间堕落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右派份子’?我说:这一点也不奇怪,他不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右派份子才真奇怪。他出生于世代资产阶级家庭,父辈祖辈都是老吸血鬼。他本人受到的全是资本主义教育,崇拜的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文化。他来自香港澳门,那里是比旧社会还污七糟八的地方,是为非作歹的黑窝子,从那里出来的人,跳到黄河洗澡也要把一条河染黑。他在澳门读的学校,净是国民党衙内、白华纨绔子弟,他们政治上敌对,生活上堕落,思想上反动。他受的反革命教育已深入骨髓,叫这种人不反党?不反对社会主义?可能吗?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树欲静而风不止,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次右派份子急不可待地跳了出来向党倡狂进攻,是一定会发生的,也是必然要发生的,这场阶级斗争,早发比迟发好。右派份子急不可耐地跳出来,是件好事!大大的好事……”

本来我把这类斗八股只当耳边风,但今天我无论如何不能沉默。我听到他在发言中侮辱了我的祖父,“老吸血鬼”这个词让我血液沸腾。“恶恶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曹操不能容忍的我也不能容忍,于是也就顾及不了什么老虎屁股了。

他的话音一落,我立刻举手发言。

孙宝珠说:“没时间啦!散会!”

我不甘休,站起来问道:“我是资产阶级出身。请问张书记,您的夫人又是什么出身?”

孙宝珠慌忙把我往椅子上按,连喊:“散会!散会!散会!”

张稼夫匆忙离开会场。

“赵玉洁的马列主义从那里来的?”我望着他的背影继续大喊。

“他走了,你嚷个啥!”孙瞪着眼珠吼着,想把我的声音压下去。

“大概是同他睡出来的!”

我把这句话说完了,心里舒服了。而孙宝珠的脸,像死人惨白。

赵玉洁并非无产阶级出身,她家在奇台开杂货店,还有个小磨房,是个麻雀资本家。一矿库房主任马元勋也是奇台人,无意中透露了书记夫人的家庭出身。小学文化五十多岁的马元勋,糊里糊涂成了反动分子右派份子,开出公职劳动教养。有次在劳教所马元勋和我闲聊,谈及赵玉洁,气得双手颤抖,说话口吃:“这、这、这个小婆娘是得不到好死、死、死的!我望着她长大,她屋里的人我都认得,把我这个小学生打成右派,把我害、害到这一步,都是这个小婆娘搞的鬼。”我懂他的意思:他的“帽子”是“小婆娘”的丈夫送的,不过他不敢明说,即使进了劳改队。

附带补充一句:赵玉洁真的应验了马元勋的话,真的“得不到好死”。她疯了,跳楼而亡。

我的这次玩命的举动,让大家明白,我这个犟小子已作好拚死的打算,再大的老虎我也不怕。对我施加千均压力都无济于事,再继续斗也斗不出个名堂来。一场好戏终于散场!

到了二月中旬,紧急的工作迫使批斗会不能再继续拖下去,一些人要搬回工地,一堆事等人去做。把工作丢到一边,光在会场上磨嘴皮还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这场反右斗争,最后由孙宝珠书记总结收场。发言稿由那位测量员捉刀,东拼西凑,集套话、烂话、假话、废话一纸抄,再夹马克思说毛泽东说,做成了一付又臭又长的王大娘裹脚布。孙宝珠拿着稿纸,念得结结巴巴,喉咙好似鸭子吞田螺,脖子直伸,眼珠直鼓,不停喝水,不停擦汗,不停咳嗽,脸胀得比猪肝还红。这付模样,比我做检讨还难看。

孙的发言与往常有所不同,每提我的大名必冠“右派份子”,显然今天是行“加冕典礼”。如果我没记错,这天是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是鄙人担任反右主角伟大荒唐戏的谢幕之日。但是戏还得继续演下去,因为“革命”还没有进行到底。不过以后演出,不仅是耍嘴巴皮的精神屠杀,也是棍棒交加的皮开肉绽。一场栽赃问罪、造谣污蔑的说谎运动,以整人为鬼落到实处;人人昧着良心含血喷人,个个颠倒是非胡言乱语。“运动”的实质就是把人的聪明才智引导到挖空心思陷害别人,其结果必然是人性泯灭兽性张扬。在“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的形势下,运动越来越野蛮,越来越无人性。政治运动的运作,是人性向兽性转化的泯灭过程,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可怕的道德灾难!这个民族将来会做出什么样的缺德事来,无法想像。

可能是最后的一场的缘故,这天的发言,大家特别踊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抓住机会尽情表演:

调笑令・黄鼠狼放屁

真理,真理,捏在人民手里。猴头套上荆冠,拾到黄金喜欢。欢喜,欢喜,黄鼠狼争放屁。

“把这个穷凶极恶的右派份子揪了出来,是大水电站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

“阶级敌人难过之日,就是我们人民大众开心之时。发扬打落水狗的精神……”

“这个狡猾的狐狸,在人民的声讨中,终于低下了头。从今以后,只许老老实实不许……”

“坚决在党支部和孙书记的领导下,把大水电站的反右斗争进行到底,把右派份子一个不剩地都挖了出来,……”

“打倒右派份子倡狂进攻……”

“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

这里的省略号,放的都是比黄鼠狼更臭的屁。

批判从说胡话到喊口号,意味斗争进入高潮。凡是高潮都不能持久,我埃斗争的日子快要结束了。他们脸上的两块皮,一张一合,吐沫横飞,激情发泄。发泄完了,该回家了。我虽戴上右帽,心中一片坦然。在运动中我没有害人,只被人害,没有良心谴责的痛苦。斗争会让一些人鉆进党、捞到官,成为运动受益者,但难保他们以后不会成为运动对像。人们以背叛换来平安,付出泯灭天良代价,他们如果没有问心有愧的感觉,会在做人的路上越滑越远,与畜生的距离越滑越近。这些人受到的伤害,可能比我还严重。

会散了。我呆若木鸡,大脑空白,在原地一动不动。人们从我身边擦过,纷纷离开会场,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还是孙宝珠有点人情味,带着不好意思的神色走过来,和我搭讪:

“你不肯写检讨,谁也木害着,就害了我”。他以委曲的音调说。

“大水电站反右,谁也没害着,就害了我”。我以相同语调回答。

我们两人都笑了,笑得很开心,笑得很真诚,一场伟大闹剧告以结束。延续三个多月早、中、晚不停的热闹演出,只一人登台表演,我即使有梅兰芳的演艺也会倒人胃口。阿弥陀佛,终于么锣了,大家松了一口气。孙宝珠不必再充当掌握会场这力所不及的角色,我磨起泡的嘴唇也该休息了,我们都有小学生放长假的欢喜,我们的笑声发自肺腑,笑去紧张压抑,笑来愉快轻松。会场开始打扫,贴在墙上的对联“摆事实批谬论”,“讲道理明是非”,横披“以理服人”,全都扯下来,揉作一团丢在地上,任凭皮鞋布鞋毡统踏来踩去,踩得稀巴烂。这几句美丽词语算是倒了邪霉,一直在被人糟蹋着,践踏着。孙宝珠和我都搞得筋疲力尽,都有被“害着了”的感觉,但被害着了的,也许不只我们两个人,可能还有整个中华民族。

我的右派帽子正式戴上了,全国五十五万只脑袋也都套上了“箍”。取得“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伟大胜利”,原来不过如此:廉价地派发右派帽而已。只是水准不太高,手法欠光明,阳谋非计谋,是无耻陷害。磨了几个月的嘴巴,虽有些辛苦,也有所收获,心中亮堂许多;热热闹闹地当了一场运动的主角,既紧张热烈、激情鼓胀,也不乏幽默精彩、荒唐有趣。口水喷来喷去,终于明白了一个真理:命中注定,在劫难逃。

山坡羊・划右

百花齐放绘锦绣,阐明缺点务必透。

言之无罪请把真情诉。

不开腔,闷葫芦,

心里一定咬牙切齿在诅咒。

目标锁定管他开口或闭口。

开,也划右;闭,也划右。

阶级斗争已过后,千年盛世锣鼓奏。

知识份子不是臭老九。

亮心扉,莫担忧,

请君入瓮方显兵法之高手。

不必猜想是耍阴谋或阳谋。

阴,也划右,阳,也划右。

风雷生气言为首,精神振奋需大吼。

大鸣大放国家才有救。

话出喉,作楚囚,

神机妙算引蛇出洞有步骤。

真话假话都含蝮蛇牙毒素。

真,也划右,假,也划右。


欢迎给您喜欢的作者捐助。您的爱心鼓励就是对我们媒体的耕耘。 打赏

看完这篇文章您觉得

评论


看中国版权所有 Copyright © 2001 - Kanzhongguo.com All Rights Reserved.

x
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在我们的网站上使用Cookie等技术来个性化内容和广告,提供社交媒体功能并分析我们的流量。 点击下方同意在网络上使用此技术。您要使用我们网站服务就需要接受此条款。 详细隐私条款. 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