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蒋委员长发表抗日讲话，身后站立者为副参谋总长白崇禧。
1928年4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徐州下达总攻击令，令第一集团军、第二集团军一部沿津浦线北进，进攻山东；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沿京汉线北进；阎锡山第三集团军由京绥、正太线向东进攻；三大集团军以攻克北京天津，会师北京为主要作战目标。
冯玉祥军京汉线受挫 蒋介石挥军收复济南
北伐期间，蒋介石总司令视察北伐国军。
1928年3-5月，北伐革命军三大集团军作战并攻克济南、石家庄示意图。（看中国制作）
3月29日，北洋安国军副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在济南誓师；张宗昌此前在济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鲁西方向主攻，鲁南方向主守。同日，安国军第三军团总司令、张作霖长子张学良跟总参谋长杨宇霆赴石家庄督战。
京汉线上，北洋安国军兵分二路，向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发动猛烈进攻。4月5日，安国军总参谋长兼第四军团总司令杨宇霆指挥奉军向河南彰德（今安阳）猛攻，击败第二集团军鹿钟麟北路军（孙连仲、韩占元、韩复榘部）；北洋第七军团总司令褚玉璞指挥徐源泉直鲁军由直隶（今河北省）大名进攻南乐、濮阳、观城，击败刘镇华方面军和韩占元部。此后，孙连仲所部力守彰德，刘镇华方面军失利后在大名坚持抵抗奉军，以待后方部队集中。
4月9日，在山东战场，蒋介石下令第一集团军以及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孙良诚第一方面军，五路并进，向鲁南、鲁西张宗昌、孙传芳敌军发起进攻。第一集团军刘峙第一军团担任津浦路正面进攻；右翼陈调元第二军团由海州指向泰安；贺耀组第三军团由丰县、沛县进攻济宁；左翼方振武第四军团自归德，孙良诚第一方面军自豫东，进攻济宁。
4月10日，刘峙军团顾祝同第9军占领枣庄地区的台儿庄；陈调元军团进展最顺利，攻占郯城后，又进攻临沂、沂水，并积极侧攻泰安；贺耀组军团张克瑶第33军占领江苏丰县。
1929年，蒋介石与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左）、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右）合影。
4月11日，贺耀祖军团与由济宁来袭的孙传芳敌军激战于鱼台，贺军团战败，孙传芳敌军连克鱼台、丰县，贺军团败退回陇海路。孙传芳又以骑兵突袭沛县，威胁蒋介石北伐军后方基地徐州，幸得夏斗寅第27军坚守沛县。蒋介石急电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调石友三部自兰封反攻丰县，又电令刘峙第一军（副军长蒋鼎文）由临城前线撤回徐州，会同贺军团阻击孙传芳敌军。孙良诚第一方面军则连克郓城、巨野、嘉祥，并在巨野歼灭孙传芳部分主力。
4月16－17日，第二集团军石友三军自单县前来援助贺耀祖军团，夺回丰县，大败孙传芳军，击毙敌军长。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韩复榘跟北洋于学忠等奉军剧战于彰德，敌我双方均死伤惨重，韩部三位师长重伤。冯玉祥向阎锡山和南京国民政府屡电求援。
4月20-22日，刘峙军团顾祝同第9军攻克曲阜，缪培南第四军在攻占藤县后，又占领兖州。第二集团军席液池骑兵突袭孙传芳敌军后背，孙良诚第一方面军攻占宁阳后，跟第一集团军方振武军团力克济宁，大败孙军，张宗昌退回济南。同日，蒋总司令也抵达兖州，并下令第一集团军乘胜追击，尽快攻占济南。
4月27日，蒋总司令抵达河南兰封会晤冯玉祥，会商日本出兵山东后的北伐军作战方案。决定以陈调元军团攻击济南以东，刘峙军团攻界首，贺耀祖军团经大舍、大石桥攻济南正面，方振武军团向万德、张夏之线展开攻击，第二集团军孙良诚第一方面军由东阿、平阴向长清进攻。
4月30日，第一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孙良诚所部，从三面对济南发起总攻。当天夜晚，张宗昌率残部弃城北逃。5月1日上午十时，第一集团军刘峙、陈调元、贺耀祖、方振武率所部先后占领济南。张宗昌、孙传芳残部向蒋介石革命阵营投降。
5月2日，蒋总司令由泰安进驻济南，任命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并召集军长以上军官会议，指示地方治安事宜。同时，蒋介石颁布一道重要命令：“凡张宗昌在山东所设之苛捐杂税，一律蠲除，着各县及各机关不得收纳，此令。”
日本制造济南惨案 蒋介石决心卧薪尝胆
盘踞山东多年的北洋军阀张宗昌，见蒋介石率北伐革命军进攻山东，为保全自己的地盘和私利，不惜勾结日本卖国。他于4月上旬密派参谋长金寿良到青岛，请日军出兵驱逐“北伐军”并拒阻革命军之北伐，并答应日方提出的全部要求，同意将青岛、济南、龙口、烟台等地都交日军负责“防守”。
当时日本田中内阁实行的是军国主义，早具侵华野心和图谋。当即决定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借口，暗助张宗昌，实质上竭力阻挠蒋介石统帅南京北伐革命军统一中国。
4月25日，日本军国政府无视中国南京政府、北京北洋政府和上海总商会提出的严重抗议，派遣日军福田第六师团5000名士兵在青岛登陆。4月26日，日军第十一旅团又开抵济南商埠。
5月3日，日军突袭第一集团军贺耀祖所部陶峙岳师，将两个营缴械，贺耀祖所部损失惨重。日军又以大炮轰击国军驻地，方振武所部被迫还击。蒋介石派外交部长黄郛进行交涉，日军竟扣押黄郛，并残杀驻济南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此即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当时，中日两国实力相差极其悬殊，蒋总司令先后派参谋熊式辉、总参议何成浚等人多次与日本方面谈判，皆因日方蛮横无理，交涉不协。
5月9日，日军继续进攻济南，飞机投弹轰炸，并在渡口以骑兵袭击阻拦革命军渡黄河。为了国家民族从长计议，蒋介石决定忍辱负重，下令国军撤出济南。
5月11日，谭延闿南京国民政府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并致电美国总统柯立芝和国际联盟秘书长德兰孟，要求美国和国际联盟出面调停。北京北洋政府和北洋主帅张作霖也公开表示反对日本出兵中国。
此后，蒋介石将5月3日定为国耻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蒋介石的日记每天都以“雪耻”二字开头，并暗下决心卧薪尝胆，准备十年后全面抗战。
蒋介石在济南惨案后说：“图报国仇，谋雪国耻，要使中国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真正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今日只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效法往哲先贤的志节，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国耻必可洗雪！”
坚决顶住日本压力 国府决定继续北伐
1928年，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左）和国民党元老张静江。（除特别标注外，以上其他图片皆为网络图片）
5月9日，山东日军继续进攻济南和袭击渡河国军的同时，日本政府发布第三次出兵山东声明书，另有大批日舰开往长江。
同日，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在南京跟张静江（张人杰）、李烈钧、吴稚晖、于右任等人召开中央联席会议，商议当前严峻局势和对日问题，并作出相关决定。
会后，国府主席谭延闿率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首任主席张静江以及吴稚晖等人抵达兖州，在兖州行营跟国军总司令蒋介石举行党政军联席会议。会议最终决定，不可与北洋张作霖军政府以山东黄河为界停战，各自分别治理所拥有的中国部分省份和地区；国民政府必须顶住日本压力，坚持继续北伐，完成统一中国大业。
蒋介石令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刘峙控守泰安莱芜肥城一带，命前敌总指挥朱培德率第二、第三、第四军团及第二集团军孙良诚第一方面军分五路绕道渡（黄）河，向德州进攻。
张作霖全线收缩兵力 冯阎两军会师石家庄
4月下旬，当蒋介石挥军逼近济南时，北洋安国军统帅张作霖担心济南一旦失陷，北伐军会乘胜进攻京津地区，遂下令全线收缩兵力，以重兵防卫京津。冯玉祥遂于4月29日自河南新乡抵达兰封督战，下令第二集团军在京汉线上发动全线反攻，于5月1日击溃围攻彰德之敌，5月3日攻克邢台，5月5日攻克大名。
而在4月初，阎锡山第三集团军遭受东北张作霖奉军的重压，被迫退回山西内地，与奉军苦战20余日。后来，当冯玉祥集团军在彰德跟奉军血战，情势危急时，冯玉祥向阎锡山和南京国民政府屡电求援。阎锡山即赴阳泉部署军事，命杨爱源军东下，进攻奉军。又命第三集团军兵分三路出击。徐永昌南路军东出娘子关，以威胁京汉线奉军的后路。正在围攻冯玉祥集团军的奉军骤然受到前后夹击，急忙丢弃彰德（今河南安阳），向北撤退。
第三集团军徐永昌南路军于5月3日进攻平山、井陉，5月9日徐永昌部杨效欧、孙楚两师占领灵寿、石家庄；丰玉玺中路军由龙泉关出击，进占阜平；商震北路军出雁门关，攻占大同、归绥。冯玉祥第二集团军鹿钟麟所部韩复矩军向北追击逃敌，于5月中旬进抵石家庄，与阎锡山所部会师。
张作霖孤注一掷力保京津 蒋介石电召小诸葛白崇禧
1926-1927年，北伐国军总司令蒋介石和代参谋总长白崇禧。（公有领域图片）
5月9日，北京北洋政府主帅张作霖曾经以“济南惨案”为理由，发表通电向蒋介石革命军请和息兵，表示愿将所有军队开出关外，不问关内政治。
后来有人向张作霖建议说，目前蒋介石北伐军战线拉得很长，除了冯玉祥、阎锡山两军尚习惯于北方气候外，来自南方的北伐军均水土不服，况且冯玉祥和阎锡山之间早年就有矛盾。大帅不如坚守京津，以待变局。因此张作霖又突然变卦，决定孤注一掷，力保北京和天津，以重兵防守沧州、保定、南口，凭借内长城的险阻以保西北。
5月18日，蒋介石抵达郑州会晤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告以绕道北伐的主意，并将指挥权交给冯玉祥。冯玉祥说，京汉路正面为张作霖奉军主力所在，应请第四集团军同第二集团军并肩作战，联镳并进。此时，在直隶（今河北省）前线苦苦支撑、独挡奉军的阎锡山也感兵力薄弱，急需李白（李宗仁、白崇禧）第四集团军北上，担负京汉铁路正面作战。
于是蒋介石立刻打电报给武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请健生（白崇禧，字健生）兄即日到郑州一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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