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6日，日军占领河南开封，直逼郑州。国军遂炸毁郑州花园口黄河堤阻止日军南下。
在中共历史教科书中，国民党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其抗战初期为阻拦日军的进攻而炸毁黄河大堤并造成巨大人员伤亡的事件。正是该事件，将蒋介石和国民党钉在了“祸国殃民”的历史耻辱柱上。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是如此描述的：1938年6月6日，日军占领河南开封，直逼郑州。国民党军遂炸毁郑州花园口黄河堤，但未能阻止日军南下，却淹没了豫、皖、苏44县，淹死89万人，造成大片的黄泛区。
从上述描述中，读者不难得出以下印象：国民党阻止日军南下的人为决堤是失败的，国民党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是残忍的、不负责任的。事实果真如此吗?难道国民党决堤前没有向百姓预警?难道从军事上而言，决堤真的没有什么效果?所幸我们可以从一些史料中还原当年的真实情况。
根据台湾史料，如《1938年黄河决堤史料一组》1997年第3期陈慰儒编撰的《黄河花园口决堤经过》，《河南文史资料》第4辑王果夫写的《花园口决堤记实》，《承德文史》第3辑中的《新8师蒋在珍部参谋雄先煜抗战日记》，《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等，我们可知当年的国民政府在决堤前是采取了疏散老百姓的措施的，其后亦采取了救助行动。
史料记载，国民政府在决堤前的6月2日，郑州专员就督促直接受害区中牟县和郑县的县长发放每人5元的“逃荒费”，老百姓于是沿着贾鲁河两岸向西迁徙，一共走了3天才走完。此外，当花园口决堤后，国民政府又发放50000元用于直接受害区的“急赈”;一周以后，政府又发放200万元用于黄泛区持续性赈灾。
根据事后调查，“6月9日，花园口决堤放水，口门以下4个村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崔庄、全部冲毁、荡然无存，一直到黄灾结束，这4个村庄再没有恢复。所幸的是，决堤放水时，这4个村的居民因事先知道决堤及时迁避而无一人伤亡”。(《三联生活周刊》,2005)
就连当年的左翼记者曹聚仁的回忆也是：“我们于6月底，到那一带放赈，乡民各自安居家中，赤脚来领赈济物品，面有笑容，并未造成灾难。”
也就是说，当年6月花园口黄河决堤并未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反而延缓迟滞了华北日军机械化兵团南下会师的时间表。
那么国民政府行政院统计的89万这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呢?实际上，这个数字包括了黄泛区1938年到1947年十年间因水灾、旱灾、蝗灾和风灾直接、间接死亡和失踪的人数总和，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或因统计的困难，或为了多捞些“补偿”，也有虚报数字的。
此外，国民政府想将花园口决堤栽赃于日本，是故在宣传方面颇有些对灾情耸人听闻。这自然让抓住了把柄的中共借机利用，而这一点可从中共的支持者宋庆龄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中找到佐证：“1938年初夏，日本军队从汉口向徐州推进，中国军队决开了黄河南堤岸“，但该报导也实事求是地承认，“国府事先疏散了当地居民”。
另据2008年大陆《黄花岗杂志》第7期刊载的曾为国民党军官、指挥了决堤全过程的熊先煜的《花园口决堤真相揭密》一文，我们更切实地知晓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据该文披露，“决黄河之水阻隔强敌”早有议案，其依据是：中共建政后，晏勋甫在其自述文章中谈到，1935年他担任武汉行营参谋长时，便有中日交战时可决黄河之堤将敌隔绝于豫东，藉以保全郑州之议案;1938年他出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时，又和副参谋长张胥行以此计划向程潜建议，程认为可行，遂向蒋介石请示，蒋回电予以批准。此外，冯玉祥、白崇禧等都曾向蒋介石建议放黄河之水制敌。也就是说，在不少人看来，从中日实力对比来看，从纯军事的角度讲，决堤于我有利，虽然会造成严重后果，但应是不得以而为之。
在日军迫近后，熊先煜奉命率部在花园口决堤，因为从地形和时间上而言，这里最为合适。在决堤过程中，日军曾派飞机干扰，并投弹数枚，落于决口附近西南面村庄，炸死炸伤居民十余人，但决堤并未因此而停止片刻，并最终于6月9日上午8时开始放水。
奔腾的黄河水虽然造成了一些没有及时搬迁人员的伤亡，但数字绝对没有数十万。事实上，参与花园口绝提的国民党官兵们也根本没有亲眼看到数十万村民们被淹的场景，考虑到当时通讯的不发达，很可能他们并不知道国民政府地方政府在移民方面的努力。
而显而易见，黄河水却给侵华日军造成了巨大创伤，“日军惊恐万状，东奔西突，人马践踏，车、马、人员淹没不计其数”，而且达到了阻止其南下速度的战略目标，这可从日本官方的文件中得以佐证。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提到，日军仅第二军就有7452人死于洪水。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日军侵华史长编”中也写道：“中国军队6月10日左右于郑州东北掘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南方向涌出，采取了水淹战术，淹没了自己的广大沃野，形成了经中牟、尉氏、周口、阜阳连接淮河的大地障，给我军行动造成极大困难。”
花园口决堤迫使日军暂时止步于平汉路以东，并使国民政府军第一、第五战区在洛阳、老河口立足，与江南诸战区遥相呼应，从而确保了西北、屏障陪都，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也许，这样的牺牲颇有壮士断腕之气概，考虑到当时情势的危急以及国民政府在安民方面的努力，今人大概难以苛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