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7年10月29日讯】中国官媒：互联网“中国模式”显示优势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本月10月发表文章说，“中国模式”为全球互联网经济创造了“新活力”。文章认为，电子商务、移动金融和共享经济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对全球经济也带来了巨大影响。
美国领导人一直对中国、越南等严控言论自由的国家宣导，限制言论自由将钳制创新，这一论点在中国似乎并没有得到印证。
与此同时，俄罗斯渗透社交媒体、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社交媒体公司也开始配合美国政府调查外国对美国政治的干预。
脸书（Facebook）公司领导层今年9月同意向美国国会调查人员提交俄罗斯在脸书投放广告的信息，并表示将采取措施增加透明度。推特（Twitter）最近也表示，将禁止俄罗斯资助的新闻媒体“卫星社”(Sputnik)和“今日俄罗斯”（RT）在推特平台刊登广告。
一些人认为，中国对社交媒体的控制十分严密，类似于俄罗斯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干预那样的事件，在中国不可能出现。很多中国官方媒体认为，西方国家越是深陷不同版本的“通俄门”，“中国模式”的作用甚至是合理性越是能够得到了验证。
《纽约时报》本月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已经预见到了很多这些困扰西方国家的问题。报道说：“俄罗斯人把互联网变成政治武器，中国则把它当作一面盾牌”。
事实上，早在不同版本的“通俄门”之前，中国就已意识到了不受管控的科技和网络对国家稳定的威胁。
中国：不能让科技走在管控之前
在军事理论界有学者认为，通过信息手段干预其他国家的选举，这已经构成网络战。
一名研究网络战的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早在十年前就从俄罗斯对爱沙尼亚的网络袭击中意识到了信息战的威力。
2007年，爱沙尼亚政府不顾俄罗斯强烈抗议，坚持移除首都塔林的苏俄时期红军铜像后，爱沙尼亚国会、政府部门、银行和媒体的网站遭到俄罗斯黑客袭击，这被军事专家视为第一场国家层面的网络战。
这名要求匿名的中国学者说，中国认为，俄罗斯随后在2008年对格鲁吉亚的网络袭击、美国2010年对伊朗核设施的震网（Stuxnet，又称作超级工厂）病毒袭击是美俄对其网络战能力的展示。
这名要求匿名的学者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十分认真看待这些事件。我们认为他们比我们在这方面的实力更强，正是因为他们展现了自己的能力，而我们没有。”
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约翰・科斯特洛（John Costello）说，中国把这些事件看作为失控的科技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他说：“这当然印证了中国的说法。中国一开始的反应是建立大规模的监控体系。而在过去几年，你看到的是在法律层面，中国（通过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为国家安全机关提供了法律基础。”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上说：必须“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他还说，如果中共“过不了互联网和新兴媒体这一关，可能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科斯特洛说：“在过去几年，我观察到的是一种集技术和法律于一身的体系。这些法律手段和规定希望实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科技上的愿望，希望在技术层面保证这些技术不会失控，或者说，一旦失控，当局可以立即察觉和识别问题。”
专家：中国人工智能未来规划领先美国
美国科技分析界认为，中国近年来的整体网络经济发展近年来有三个潮流：第一是努力减少对外国科技的依赖，第二是把对媒体的严格控制从传统领域向网络空间过渡，第三是把网络安全作为重要议题来看待。
从具体做法来看，当局加大对视频网站的控制，进一步对虚拟专用网络（VPN）进行封锁，移除网上的外国影视节目，确立实名制、要求社交媒体群组建群者对网上言论负责。
中国正在规划主导科技热门领域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而有观点认为，由于中国缺乏对用户数据隐私的保护，降低了公司利用数据的成本，这反而可以加速中国在以用户数据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上的发展。
中国国务院今年7月公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说，力争到2030年让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为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和经济强国奠定重要基础。
耶鲁大学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魏光明（Graham Webster）说，在人工智能监管方面，中国走在了美国的前面。
他说：“（在人工智能监管方面），美国还没有弄清楚该怎么做。人工智能将给我们带来新出现的风险和道德问题。中国政府至少在规划层面已经表示，需要研究有关的法律问题，例如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对隐私和财产的保护、信息安全、可追查性、责任制等等。”
魏光明还说，中国政府希望科技业发展与政府治理相辅相成。他说：“政府管理意味着，向公民提供服务，也向公民提供对政府治理的信心。与此同时，中国还关心如何加强控制、加强监督能力。所以中国的规划是，如果计划得以实现，人工智能将用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的政府治理能力，也要保持他们所希望的那种程度的控制。”
“中国模式”下的未来问题
专家认为，中国可以把网络管控的技术和制度转移给其他国家，让“中国模式”影响世界。
耶鲁大学的魏光明说警告说：“支持国有大型企业、用集科技和法律为一体的制度让本国企业受益、让外国在华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建立强大的国防军队和国家情报机构，这些当然是为了中国的国内控制，支撑起党国的信息安全，但这些完全可以挪作他用，它们可以很轻易地被用于国际社会。我不是说（制度输出）是中国的目的，但有这么做的可能。”
批评者认为，“中国模式”下的互联网经济发展也隐藏危机。例如，脱离了中国市场外的中国互联网经济模式在全球范围内不可持续。
人权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东亚高级分析员莎拉・库克（Sarah Cook）对美国之音说：当一些中国公司走向国际的时候，在占据重要市场份额方面遇到了一些难题。这是一个挑战，而且在中国的互联网市场逐渐饱和导致中国公司走向全球的时刻，这会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库克还说，VPN作为中国网民绕开网络防火墙获取外国受限网站信息的主要工具受到中国政府的不断限制，这势必影响中国学术界的对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