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中共在银川组织的“大跃进”游行场景。（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喊出了“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的吹牛口号，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制定了根本达不到的高指标，强迫全国人民完成。中共山西省委紧跟中共中央，于1958年1月提出“鼓足干劲，猛烈跃进”，要“彻底扫除一切消极、保守情绪”；二月，省委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会议，要求提前五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争取十年“过长江”。生产指标层层加码，浮夸风、瞎指挥满天飞，兴办起奴隶制的“人民公社”，把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小商贩、集市贸易，都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取缔了。农业、轻工业下滑，粮食极度缺乏，市场供应紧张，财政赤字严重。谁对所谓的“三面红旗”有半点怀疑，谁就会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寿阳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谎报粮食产量 县委书记首创“挖粮集资”
1959年10月，中共晋中地委委员王之一调任寿阳县委第一书记。他上任伊始，就召开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四级干部扩大会议。10月29日和11月16日又连续举办基层干部和县级党员干部整风训练班，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对当年粮食生产计划再次加码。本来，由于深翻土地搅乱了熟土层，加上旱灾，当年的计划15840万斤就难以完成。他反而向上级谎报：当年实产为22000万斤。其实，产量只有11900万斤，仅为上报数的一半。按原计划，全县当年应交征购任务9800万斤，实际完成9363万斤。上交以后，全县实际仅留2537万斤。16万寿阳居民，人均口粮仅有158斤，还不包括籽种、饲料。王之一居然怀疑农民瞒产私分，认为农民家里至少隐藏着1200－1500万斤粮食；只要挖出这部分粮食，就可以弥补因谎报产量而出现的亏空。王不顾人民的承受能力，以兴修水利、大办工业和城市建设为由，决定在全县集资100万元。结果，各级官员又层层加码，最后总计集资指标竟高达418.3万元。羊头崖公社这年人均收入仅46元，而集资任务每人50元。上湖公社收入总计80万元，给各村分配的集资任务却高达百万元。于是集资有了新内容：粮油草菜蛋、金银铜铁锡、砖瓦石头木也在可集之列了。当然，“现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座钟、衣物、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资的范围。宗艾村有一户什么也拿不出来，只好把祖坟“献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无产阶级就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还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余都是祸害”的民谚。
宗艾公社是王之一的“点”，是全县八个公社中搞得最凶的一个公社。他们挖粮集资的花招最多，逼供的刑罚也最残忍。群众拿不出物资，干部就派搜索队强行搜家，翻箱倒柜，挖地铇墙，私设公堂，拷打逼要。公社办公室主任王维，把学校一座二层楼上的教室，辟为斗人场所，组织了一支130人的专业打人队。刑罚有二十多种，最常用的是推拥和升级。所谓推拥，就是一群打手围成一个圈，将“帮助”对象拥在圈内，推过来，推过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所谓升级，就是在桌子上放张凳子，然后放砖，让“帮助”对象站上去，交不出东西就把凳子推倒，将人摔下，有的当场摔死。据统计：该公社在运动期间摔死4人，斗后死亡24人，斗后自杀19人，畏斗自杀16人，活活饿死24人，因缺粮造成浮肿便秘死亡69人，共计156人。
严刑拷打 强逼农民上缴粮食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点村，在王维的直接插手下，杀气腾腾，乌烟瘴气。全村952人中，有121人被斗，致死者达36人。该村当年实产粮食66.7万斤，征购任务竟达74.9万斤，王维还要再加40万斤。为了完成任务，王维等人以“抵抗统购统销”，“对党欺骗隐瞒”为借口，对农民严刑拷打，逼要粮食。原任支书被打伤撤职后，指定了打人凶手梁某为新的支部书记，和学校教师苏景云等人狼狈为奸，操纵全村运动，同时还组织起40多人的打人队。社员赵义元夫妇，被他们捆起来摔打，打坏胳膊，打掉牙齿，口鼻流血，最后被逼上吊自杀。在摔打副队长张信时，将张几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用拳头猛击胸部，抓住头发在地上猛磕脑袋。张已奄奄一息，还大骂他“打死你，哪里还在乎一个人半个人”，接着又是一阵脚踢，直至气绝身亡。苏景云将一个生完孩子刚满月的妇女脱掉衣服，拉到院里挨冻。一个干部乞求，他竟惨无人道地吼叫：“不怕，冻死我负责。”仅他就亲自打过86人，推打后死亡6人，畏斗投井服毒死亡8人，新任支书梁某打过82人。
这年，宗艾公社在凹儿修建一座小型水库，800多民工都是离家在外，没有什么粮食可挖，但揪斗打人之风还是十分猖獗。被斗者达121人，致死10人。这个工地上有一个专设的执法队。一次，一个叫张四姐的妇女被摔打后，子宫出血不止。她央求说：“我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但人称“母老虎”的执法队长任某某却大喊大叫：“死一个算什么，死十个也没关系。”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劳动标兵王狗小，因劳累过度，休息时被“母老虎”发现后，活活摔死。二十多岁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后，水库派人直接将尸体拉到该家坟地埋葬，父母想看一眼都不允许。
在“挖粮集资”运动中，死人事件接连不断，县委书记王之一却说：“不要大惊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模仿毛泽东的话说什么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声称“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们经常在电话中三令五申：必须限期完成任务。因此，下边蛮干的人气焰更加嚣张，叫嚷什么：“死人算什么，死是他不愿意过社会主义的关，把资产阶级思想带到棺材里去啦”！
寿阳县的“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底发动，到1960年1月结束，经历三个月。全县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掠夺财产，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饿死349人，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民不聊生，疫病蔓延，牲畜死亡，人口外流，人心惶惶，全县城乡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气氛中。
中国大陆在1959－1962年间饿死4000多万人。河南省信阳地区就达20万人。寿阳事件中的死亡人数，虽赶不上这些“死亡大县”多，却活生生地反映出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是生活在怎样的黑暗社会中。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这段历史的残酷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