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天灾更为频繁。据资科统计，清代各种天灾的次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历史学家常常把清代分为两段：1644年至1840年是清代盛世；1840年至1911年是清代衰世。令人回味的是，清代几次大灾．如大旱灾、大洪灾、大蝗灾、大地震等都发生在1840年以后。它恰恰再次证明：天灾同特定的政治、经济互为因果。
天灾与统治者的德行是息息相关，如汤祷桑林天降甘露。康熙皇帝对天灾的态度显示出一代明主的风范。
康熙帝曾说：“肤惟帝王致治，裕民为先，免赋蠲租为要务。”他亲政后，几乎每年都留下了蠲免地丁钱粮的记录。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一月，户部张鹏翮奏报说：“臣查户部册籍。自康熙元年起，以至于今。所免钱粮共万万两有余，是诚亘古所无也。”
(《圣祖实录》卷二四)。据见于记载的各省、县局部减免赋税的记录，自康熙元年至五十年，共有四百余次。
遇到天灾，必定要祈祷，这是三干年间中国上到皇帝、下到百姓普遍采用的禳灾方式。《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我朝凡遇水旱，或亲诣祈祷，或遣官将事。皆本诚意以相感格，不事虚文。初立神祗坛，以祷水旱，雩祀既举，礼仪修备。间或遣祷山川，悉准古典。”清代已将祈祷作为一种制度。
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八年(1679年)，南北连续两年大旱。《阅世编》载：康熙十七年“大江南北，河南、山东俱早，赤地千里，京师尤甚，每日渴毙多人。”为祈祷上苍，普降甘霖，康熙皇帝于六月十八日“步天坛祈雨”。次年，旱灾更为严重。在山东，“终年不雨，大饥，人相食”(乾隆《青城县志》)。在江西，“南昌等五十九州县旱”(光绪《江西通志》)。这年四月十五日，康熙皇帝再次“步天坛祈雨”。这种祈祷，是“天人感应”观念在清代皇帝身上的延续。不仅如此，清代皇帝还常常将天灾看成“天象示警”，从而找出“召灾之由“。
康熙年间，共发生三次8级以上的大地震。分别是即康熙七年(1668年)的山东大地震，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河北大地震，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的山西大地震。其中，1679年的河北大地震因危及京师，清廷十分重视。
乾隆《三河县志》详细记载了地震情形：“七月二十八日已时地震．从西北至东南．如小舟遇风浪，人不能起立。城垣房屋存者无多。四面地裂，黑水涌出，月余方止。所屑境内压毙人民甚众。”这次地震，权震区在三河、平谷一带，严重破坏区包括通县、蓟县、武清、顺义、香河、北京、固安、遵化、密云、滦县、丰润、宝坻、怀柔、涿县、霸县，波及北至内蒙、南达皖北豫东的广大地区。地处京畿的平谷，“地震极重，城乡房屋塔庙荡然一空，遥望茫茫，了无降隔”(民国《平谷县志》)。
1679年的大地震．对于正忙于平定三藩叛乱的康熙帝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警策。他赶紧“诏发内币十万赈恤”，接着又告预群臣：“联躬不携，政治末协，致兹地震示警。”康熙帝的态度是真诚的，他找出了官吏的六项“弊端”，认为这就是“召灾之由”，并指令九卿详议，由吏部立法严禁，务期尽除积弊。
这六项“弊政“为：一是民生困苦已极，地方官吏馅媚上官，科派百姓；二是大臣朋比徇私；三是用兵地方，诸王将军大臣多掠小民子女；四是蠲免钱粮分数及给发银米赈济，地方官吏荀且侵渔，以致百姓不沾实惠；五是大小问刑官员枉坐人罪，恐吓索诈；六是包衣下人及诸王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
康熙皇帝指出：“有一于此，皆是致灾。”八月，九卿议复：领兵诸王将军借通贱为名，将良民庐舍烧毁，掳掠子女抢夺财物者，领兵将军等革职，诸王贝勒等交宗人府从重治罪。“其掳掠人口，仍给本家"。以福建地区为例，清军在征讨“三藩”的战争中，撤军时“驱掳男妇两万余人”，福建总督姚启圣悉令赎还为民。此外，江西、浙江被赎免的俘奴都有数万人。
康熙皇帝的圣贤随着他的逝去而消失。清朝按着历史的规律由盛到衰，由强到弱，而走完他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