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仍令人向往的民国大学精神(图)

2017-11-23 05:37 作者: 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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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西南联大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无数学者大师。(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中国产生现代大学已经100多年了。清末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现了第一批新式学堂,新政中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制,中国兴办了更多的大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精神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也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这一个世纪,前一部分民国,到1949年为止。前一部分,又可分为两小段,北洋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草创期,大学精神的形成期,大学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起点很高。当时的基本格局是公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把中国大学带到高起点上第一个教育家,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不到三年,但一直影响到今天。他主张的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到现在还是我们的愿景。他对大学的定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今天也不过时。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但网罗了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网罗了辜鸿铭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高人。梁漱溟没有大学学历,只有中学学历,但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显示了学术水平,蔡校长就请北大教印度哲学。

蔡先生为什么能够站得高,成为开中国大学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有四个条件,第一,他是清末进士,是深通传统文化的学者。第二,他是革命元勋,光复会创始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第三,他是先当教育总长,后当北大校长。第四,他留学德国法国。留学德国很重要。当时世界高等教育最先进的不是美国,而是德国。19世纪,德国不但产生洪堡这样伟大的教育家,同时也出现威廉三世这样的君主,他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帝政时代的德国给大学充分的财政经费,保证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绝不干预大学的自我管理和学术自由。

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学水平是最高的,诺贝尔获奖者是最多的。希特勒上台以后,迫害犹太人,犹太知识精英大批流亡,流亡到七十多个国家,美国的民间社会很发达,收留其中的四分之一,美国给他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使他们有机会成为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电子计算机之父,把美国的大学推上了世界领先水平,从而保持国家的领先地位。所以,李工真说,德国模式是国兴科教,美国模式是科教兴国。

北洋时期是武夫当国,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稳定,民生无保障。但主政者对教育、对思想文化基本上不控制,不干预。蔡元培怎么办学,不需要请示谁。

1926年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政府卫队打死了请愿的学生,段祺瑞还是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从此终生食素,表示忏悔。

1928年以后,进入国民党统治时代。蒋介石比北洋军阀强势,他主张以党治国,国民党政府主张党化教育。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大学的控制是有限的。要求大学开设党义课,讲三民主义,大学并不认真对待。当时大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大学的校长、教授在政府面前,没有失去尊严,放弃独立。

蒋介石派罗家伦当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留学归来,比较强势,要在学校实行军训,遭到抵制,只好走人。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教育家,他对大学有一个著名的概括,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他尊重教授。清华大学他主政时间最长,成就最高。

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曾代表西南联大校方致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一封信,很能说明当时大学和政府的关系:

“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

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

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周智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

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国公私立大学之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某号等训令之例外。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冯友兰的信写得比较委婉,但独立精神还是跃然纸上。

从1928年到1949年,虽然中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大学的教学环境经常受到冲击,甚至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教授的待遇也没有保障。但这一时期大学的精神是独立的,向上的。一批大学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出现了一代真正的学术宗师,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奠基人差不多都产生于民国时代。

民国时代不但有高水平的国立大学,还有高水平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南开校长张伯苓,燕京校长司徒雷登,都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民国时代的大学精神至今令人向往。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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