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军人正用针头吸针剂，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长又粗，像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甭说真打，就是看上一眼，我也猛一冷颤……（看中国合成图）
这事憋在心里好多年了，我不知多少次想过、梦过这事前前后后的细节。在有些人眼里，它是应该被忘却的，但就是忘不了，也必须保持坟场般的缄默。我却想讲出来。
我认为文学有两种。一种是轻轻松松地写，也让人轻轻松松地读；另一种，则与我们经历过的苦难，忧患一样沉重，支撑它的，除了笔杆之外，还得要有与笔杆一般直的脊梁骨。
1978年4月的一天，不知怎的，天还冷得厉害。那天中午我正睡午觉，连部通讯员突然跑来班里叫醒我：快起来！营部来电话，要交给你一个枪毙犯人的任务！
下午，我准时去了位于省劳改局对面的营部。房间里有黄副营长和我们连五班的一个战土小游。我和小游1977年年初同期入伍，又同分在连里的尖子班，俩人的关系挺不错，两人朝夕相处近一年，直到不久前我调去二班当班长，我们才分手的。我们这个连一向分成两拨人马，五班所在的一拨是看守省第一监狱，二班所在的这拨则是看守一家劳改工厂。
黄副营长未等我们说上一句话，便命今道：你们都坐下，给我好好听着！
他也正欲坐下，见门未关，便去先关紧了门便开始讲话，那样子颇为神秘──咱们九四医院住了一个xx场站的的飞行员，他父亲是xx军区的原副司令员，他本人患了肾功能衰竭。现在的情况很危险，一个肾已完全丧失功能，另一个肾也正在坏死，九四医院查阅了大量的中外资料．准备搞移植手术。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在国外移植后能活上三个月，便算成功了，在国内，做得最成功的也只能活上二十天。现在医院的同志们有信心打破这一记录，飞行员的父母也签了字。肾从何来？甭说，你们也该知道，唯一的途径只有死囚，据医学上讲，女肾的功能比男肾的功能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些，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还得找个年轻女犯……
黄副营长停顿了一下，目光轮番在我和小游的脸上扫了一会，他是在审视自己这番犹如说书人般娓娓道来的效果。显然，他对我们两个脸上听得呆呆的神情表示了满意，他的自我感觉因之十分良好。
九四医院到处寻觅合适人选，正应了一句古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们连看守的省第一监狱里就有一个。不过事情不那么简单，这里还牵涉一个问题。法院方面在行刑之后，要验明尸体，要拍照，要证实犯人一定是死了方可罢休；而医院方面需要的是一个活人的肾，取肾一定得在断气之前进行。要兼顾两方面，做起来挺麻烦的。xx医院打听到执刑的将是咱们部队，与有关领导部门联系了，上级指示我们得全力配合医院完成好这次取肾任务。这事目前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也由咱们三个人行刑，时间是明天，由谁开枪，临时再定，反正是咱们三个人里的一个。不过，不管到时是谁开枪，绝对不能打左胸，左胸部位是心脏，一打当即就毙命了，千万得记住！”
晚上，连部会议室坐了不少人，我们三个，副指导员，五班的全班战士，还有省第一监狱管教科的王科长等几位管教干部，他们带来了不少材料。按黄副营长的说法是：“今天开这个会，为的是激发一下同志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
王科长开始介绍死囚的情况。
“此案与赣州地区的李九莲一案有关。也许你们听说过了，这李九莲可是个风云人物！文革中，她是赣州地区造反派司令，‘三结合’时进了地区革委会，当了个副主任，是一个典型的帮派头头。
她被捕后关在赣州的省第二监狱，一时间，她当年那些狐朋狗党如丧考妣，为她鸣冤叫屈，大字报从赣州贴到省里，又贴去北京不说，竞还想劫狱，但真要谁来牵头，没有人敢牵，明天的这个刀下鬼却站出来了，她叫钟海源，是李九莲的中学同学。李九莲当司令时，她又是秘书，以后分到赣州市广播站当播音员。就是这面黑旗子一挥，后面还真集合起不少人，光天化日之下，想劫第二监狱，李九莲被我们秘密转移了。他们的阴谋落空了，一回头又冲击了地区公安局，妄图劫走李九莲。（按：这是为了激起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而制造的东西）
赣州地区立即报告省里，省委定的性为反革命事件，钟海源咎由自取，锒铛入狱。竞又有一伙人想劫走她，因此在入狱的当晚，她便秘密押来了我们一监。刑期是六年，应该是宽大的了。到现在，这六年也快满了，可这女人茅坑里的石头一块，又臭又硬。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在狱中学习马列著作为名，写下了几本反动笔记，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胡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冒牌货。
尤其是有一篇文章，竟得出一个反动透顶的结论：“华国锋的上台是一次成功了的反革命政变。”毛主席的话一点不错，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华主席办事，毛主席放心，全党放心，全国人民开心。钟海源却发出了绝望的悲呜，可以说，她是自己跳上断头台的，对于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无产阶级专政决不会心慈手软！”
王科长指了指桌上的一堆材料，“来，大家看看吧，这些就是钟海源的罪证！”
也许是对待这类东西，犹如对待甲肝病菌一样，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也许是王科长的这一大段介绍已弥漫出浓浓的火药味，人们头脑里的那根弦也已绷得紧紧的，战士们正襟危坐，没有谁去动它们。唯有我不合时宜，抽了其中一迭来看。那是两本马列著作的小册子和一本笔记。小册子里几乎不见空隙，不是划满红杠杠、篮杠杠，就是写满挺娟秀的蝇头小字，乍看上去，恍如满页涌动成排的各色蚂蚁。
笔记本也勿匆翻了几页，好几处见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不是为他们张目，而是抨击他们的极左之说，被点到的就有《论无产阶级必须全面专政》。我注意看了看时间，它们都写于1976年10月之前……心里一个疑惑海鳗一样升起来，“她不是反极左吗？怎么又会反对华主席呢？”不过片刻，它又潜没了下去，“也许政治犯们都是这般复杂，深奥，要不怎么叫政冶犯呢？”
这天晚上，从不失眠的我，失眠了……
首先是因为兴奋。我是新兵里破格提拔当班长的二个人中的一个，这表明了领导对我的器重。眼下又准备发展我入党，这次任务交下来，也一定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和关心。听说前些年由建设兵团看管犯人时，枪毙一个犯人给一个三等功。武警部队接手时，上了刑场，一人一个嘉奖，平时给一个嘉奖并不容易，得要一年里埋头干出很多工作才行，而若能有资格派上刑场，这嘉奖扳机一扣，就来了，我自然得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其次，也因为紧张，在部队里，凡是有上刑场经历的，身上都好像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在家里杀只鸡都不那么容易，何况叫你去杀个活蹦乱跳的人？新兵们总爱问他们：“你们怕不怕？”他们回答得大大咧咧，眉飞色舞：“我怕个屌？端起枪来，嘎崩生脆一枪，就将那王八旦结果了！下了刑场，法院一摆压惊酒，十到十二个大菜，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可痛快了……”新兵们常常匝舌不已：敬佩的目光里仿佛他们是一批穿了军装的水泊梁山好汉。可敬佩归敬佩，真要轮上了自己，心里又难免不发怵、发虚一阵。老兵们在炫耀之时，也未少告诫新兵：开枪一定要快，要准，一定要一枪结果。若犯人欲断气末断气之时，看了你一眼，你的模样便像一张底片似的嵌在了他的瞳孔里。犯人家属来收尸，便能在眼睛里看出你，若要报仇，也许是十天，也许是十年，你在明处，他在暗处，那就麻烦了……
当兵就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若我也碰上了这档子事，不但在百十号人的连里被人瞧不起，来部队后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就由此断送了。我不由得翻来覆去地默记上刑场后的几个动作要领，提醒自己可能会有的疏忽，自然，那目标便一遍遍地在脑海里悠来晃去，我又不禁去拼凑目标的模样，说实话，我真希望那死囚长得丑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连队包围了第一监狱。五班分站两列，荷枪实弹警卫监狱大门，据说是担心有人来劫法场。我和小游随黄副营长进了监狱，一进去，碰到一个我熟悉的管教干部，我悄悄问他“那死囚怎么样？”
他在我耳边嘀咕道：“那个女的不得了！向她宣读完死刑判决书时，要她签字，她未加思索就签了，然后把笔一甩，扭头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问她有没有什么后事要交待，她回答：‘跟你们没话讲，我们的信仰不同’。昂头就走了。在监狱这么多年，我还没见过死到临头了比这更硬气的女人……”
我们去了关押钟海莲的死囚小号，里面没有窗，全封闭，又狭又矮，颇似一个小闷罐。地下是一床草席，一卷被子。钟海源穿一件上面印有“劳改”两字的黑囚衣，坐在草席上，正吃她最后的早餐：四个小馒头，一碗粥，一碟小菜。像是在剔净鱼骨上的肉，她吃得很有耐心。喝口粥，掰片馒头，再咬一小口咸菜。也没有谁催她。她有着一副鹅蛋型的脸，皮肤白皙，如画的柳叶眉下，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像是两颗马奶子葡萄，即使在这生与死得临界处，也看不出里面有几丝阴翳……
她全部吃完了，便站起来，穿上一件约有八成新的花格呢短大衣，抻了抻两袖和后襟，又拿出一把梳子，对着嵌在墙壁凹陷处的一块镜子残片，慢慢梳理几乎齐腰的长辨，然后将它们在脑后盘成两圈发簪。那安详的神情，颇像一位居家的少妇，在一整清晨的慵倦之后．将要提篮上街采买……
如果说刚才那位管教干部的话，使我的心里有点乱，那么现在更像是扔进去一堆毛，心里堵得厉害。目睹并参与对美的毁灭，总是残酷的，何况它又让我联想到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我只有拚命调动起“无产阶级革命义愤”来，我这样分析她，她肯定是在做戏，抑或她根本是在表示无声的不服。而我是绝对的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世上人海茫茫不抓别人，就逮你进这死囚号子，会凭白无故吗？！
又像是我在做戏，突然，一股热力窜上来，我牙齿咬得“咯登”一声，五指也攥得紧紧的，我在心里喊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是军人，面对丑陋的白骨精要打，面对化妆成美女的毒蛇更要打！
几个公安押钟海源去监狱礼堂开公判大会。我和小游赶紧出来，去监狱门口看囚车的位置。一看，囚车上站了一个穿白大褂，戴副大口罩的军人，脸上几乎只露出了一对眼睛。
军医自我介绍道：“我是来给死囚打针的。这针，是进口的，昨晚从上海空运来。为了保肾，必须在死囚行刑前注射三针，可这种针剂特别痛，等下你们得特别小心，不能让她乱喊，更不能让她挣扎！”
我跳下车厢，黄副营长也刚巧从前面驾驶室里出来，他半卷双袖，右手拎着一支半自动步枪。我不禁问道：“副营长，上了刑场到底谁开枪？”“我！”他这干脆利落一声，将我的心敲得挺复杂的。既像是卸下了什么重负，又像是压上了什么遗憾，既松松的，又痒庠的……
不一会，两名公安将钟海源从监狱门口押了过来，她五花大绑，双手反剪，胸前吊着一块勾有大红叉的“现行反革命钟海源”的大牌子。我们的任务正是由囚犯上车开始，我拉小游赶紧上了车，待钟海源押到车边。我们弯下腰，一人抓住她的一个肩膀，提了上来。这一提，心都提虚了，原以为得用大力气，可提在手里，几乎像提一个空荡荡的纸箱……
我们将她顶在车厢前板处，一般的死囚这时总表现出狂乱状态，双手绑住了，可头乱撞，脚乱踢，纷飞的唾沫也成了武器。为了制服狂乱，我们早学过押解程式，我与小游，一人一只脚板踩死了她的脚面，并以膝盖顶住她的腿部，然后各人的两手，一手抓肩，一手攥住她被反剪的那只手，她却纹丝不动。因为距离太近了，这时，我才发现她的肌肤不仅是白皙而且是白得有点怪诞，有些透明，颧骨下的一丝丝毛细血管，都能看见……
两名穿警服的公安也上了囚车，其中一个挤在我与小游的中间，揪住了钟海源的头发。囚车开动了，前面是一辆北京吉普，坐着法院方面的人员，后面也是一辆卡车。车上是担任刑场警戒的五班战士。车队向左拐，开进了附近的南昌化纤厂，这是座女犯监狱，几百名刚上班的女犯，全从车间里赶了出来，站在厂中心大道两侧，以极为复杂的神态，目睹着一条生命的离去，同时也领受这流动的、形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震慑。
在厂区缓缓转了一圈后，出厂门，又向新建县城驶去。起初，仍像是为了某种宣传效果，车子开得很慢，两边的路人越围越多，我不断听到有人感喟：“这个女的真年轻，究竟犯了什么罪呀？要枪毙她……”还有不少人紧追不舍，脸上红光扑扑，眼里抑制不住的兴奋，似乎这囚车正演一台文武全行的大戏。
到了县城电影院对面的分岔路口，车队的速度加快了，而且随领头的吉普七拐八弯，连我也给转得有点晕乎。再出县城，尾随的群众都绐甩了，两名公安似乎角色的意识相当强，一旦失去了观众，揪头发的也不揪了，一起去了车厢后面抽烟、聊天……这时，穿白大褂的军人拍了一下我的肩，我明白了，他是要我作好打针的准备。我碰了碰小游，要他靠边点，然后我用前胸靠紧钟海源的后背，拚死老命地将她顶死在车厢前板上。
我回过头来，大吃了一惊！那军人正用针头吸针剂，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长又粗，像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甭说真打，就是看上一眼，我也猛一冷颤……
那军人过来了，揪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要我让了让，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就是隔着几层裤子这么戳进去的，他的动作异常利落，利落得让人感到这不是在给一个血肉之躯打针，而是在刀劈一棵干燥的松柴……虽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还是明显感到她因为全身揪痛而发出的剧烈颤抖，当最后一针戳进去时，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既像是什么在撕扯，又像是什么在挤裂。可她嘴里，三针下来，没有一针吱声……
车队开进了一条土路边的山凹。三面环山，中间是块篮球场般大的平地，山上是些半大不小的松树，临路口处，有一口池塘，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停在了路口上。另一辆带蓬的绿色军车停靠在山脚边，汽车牌号被报纸糊住了，后面的蓬帘也打下了。旁边，零零散散站了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可里面均未着军装。
囚车停住了，我和小游先跳下车，又从两名公安手里接钟海源下车。按原定计划，我们得押她去执行位置，可后面那辆车也许是抛锚了，没有刑场警戒不能执行，这一拖延，土路上又冒出了一批围观的人。公安们当即拔枪上前拦住，也许是刑场的气氛在起作用，没有谁敢喧哗。他们望着这个五花大绑的女人，她望了一会这些多是农民的人们。他们衣着破旧，颜色沉闷。而后，视线又越过他们，投向远处碧芮芮秧苗的无际平畴。眼睛越来越明亮，眼神也愈加空灵，仿佛看到了绿野之上，细风之中，有一片春之精灵在自由地翔舞，仿佛她的灵魂悠然化进了那片春之精灵……
最终，红唇皓齿，在她的脸上挑起一个意味复杂的微笑。如同见到刺刀挑起了一只还在扑棱棱踢腾的白鸽，围观的人中有年纪大些的男女，一下就红了眼圈，转身踽踽地走开……
突然，钟海源的身子簌簌地抖动，肤色一下转成蜡黄，额头和鼻尖上沁出了一点点的汗珠。她这样的人不会是害怕，这又是那针剂的强烈反应。
后面的车终于来了，下车后，由副指导员带队，五班战士沿平地周围跑了一圈，跑几步，停一个兵。副指导员向黄副营长报告：
“刑场警戒完毕，请指示。”
黄副营长对身边的王科长说：“我们警戒完了，下面是……”
王科长大手一挥，声若撞锣：“把犯人押过去！”
我和小游，推着钟海源就走，未走两步，她的身子便往下坠，两腿仿佛再也不能支持，结果是我们将她架去了执行位置，离那辆带篷军车约三米远。按动作要领，朝她的膝盖，我们得一人踢上一脚，考虑到她双腿已瘫软，我们没有踢，想将她放下去，看她自己是否能够跪住。结果放了三四下，每放一下，她都是朝前趴着。我急了，抬头看了看小游，他脸上铁青，豆瓣大的汗珠吧哒、吧哒地往下滚，那手也哆嗦得厉害，显然是吓坏了。
我真想骂他一句，没个X用。一到关□时刻就不行了！可刑场上有纪律，行刑人员不能说话，要表达什么，只能靠眼神、手势，我空出一只手来，用力向小游一推。他往后退了几步，我一个人移到钟海源的后背，琢磨了一下，先跨一步左腿，让她的臀部在我两腿之间。又俯下身，用右手从她的腋下插进去，以手掌抬起她的胸，我左手压住她的后脑杓，慢慢地放下去，这样她的上身终于呈现出一个小小的坡度……
我回头向黄副营长使了眼色，他满脸焦灼的神情，恰似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我一松手，刚抽身，一阵风掣，他就窜了上来，枪口一下抵住钟诲源的右背处。“砰”的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跳弹了一下，可末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淹没了，那份好似虎口夺子的急切，惊得黄副营长赶紧将枪口提得高高的。他一边嘴里骂着，一边拉开枪机，黄珵珵的子弹一发、一发地跳了出来……
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军医．他们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蓬里送。此时，蓬帘开了，我一眼看去，里面有一盏亮似白昼的灯，车蓬架子上吊着一个简易手术台，边上已有医生、护士了。虽人影幢幢，却紊而不乱，动作迅捷，配合默契，并不亚于手术室里无影灯下。乍看上去，本应让人感到有救死扶伤的美好，可那床充当简易手术台的担架，破坏了这份美好，它是U形的，血水顺着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我，小游和黄副营长，就站在车厢后，黄副营长几乎眉毛不眨一下地看着，仿佛在审视一幅百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小游则战战兢兢，惊恐与迷茫，恍如两根交叉的绳子在他脸上不断搓绞，那五官都几乎挪位了……
黄副营长发现了，对小游喝道：“你还有脸穿军装？你给我滚，滚到那边上去！”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滴滴嗒嗒地溅落在地上。我听见一位主刀的军医，透过口罩，含含混混地讲了一句：“快点，快点，人死了……”
也许是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军医，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棉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整口塘全染红了，也许血腥味让鱼也觉得了窒息，一条条的鱼儿扑楞楞地跳出水面，从远处看去仿佛是谁使了什么魔法，让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
站在土路上正与人聊着什么的王科长，不知是开始没有注意，还是注意了却未曾料到会出现此等景观，此刻，他几个箭步冲过来，手指几乎戳在老军医的脸上，“你们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也不瞧这是什么地方，池塘里也能随随便便倒血？”老军医侧脸看了一眼围观的人群，这才像明白了过来，脸上的愤懑稍纵即逝，代之而起的是诚惶诚恐，唯唯诺诺……
车蓬里的“手术”终于完了。我看见他们在给尸体穿衣服。说实话，在这之前，虽有时心里犯嘀咕，或是一阵紧张，但还未感到害怕。当尸体从车上似草袋般丢了下来，我害怕了，而且这一生还从未这样魂飞魄散过！
尸体丢在地上，刚好是脸朝天，我的胃里当即痉挛不止，一股热辣辣的苦汁直往喉咙里冲。我极力抑制自己不要呕吐，转过了头，看见了黄副营长那张神情大大咧咧的烟灰色脸，也许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面，犹如他习惯了从没有架子，隔三岔五到战士中走走，不是捶捶谁的肩膀，抱抱谁的腰，就是开上几个过火的玩笑，让当事人哭不是，笑不得，而周围则一片哄堂喝采……
我明白这又是他的一个“过火玩笑”。我们部队发的半自动步枪子弹，拿弹头在地下磨几下，打出来便是开花弹。可执行枪决任务时，从没有谁要求过使用开花弹。也许，他有打开花弹的瘾，平常捞不着机会，而眼前有这样的机会，但如果犯人家属会来收尸怎办呢？
公安，法院方面的人过来了，有人手里拿着照相机。黄副营长命令我给尸体再挂上牌子。小游的魂，顿时附到我的身上，腿哆嗦得厉害，不是在走步，而是在拖步，好不容易拣起了牌子，又蹭去尸体边，我不敢看，更不敢搬弄那脑袋，便闭上眼，像孩子们玩套环游戏一样，将牌子上的铁线，对着那后脑勺的方向套去，抖抖地套了几次，终于套上了，又往自己这边一拉，牌子一放，便算是完成了任务。镁光灯辟里啪拉地闪了一通，正面，侧面，全景，特写……为的是要确凿证实不会有一天，钟海源又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她的肾取走了，她的身子也被装进了那辆白色的救护车，她被利用得很彻底，很干净，既用于移植肾手术，又给了副营长以打开花弹的乐趣，而且日后将天长地久地浸泡在福尔马林水里，供大夫，学员们作解剖标本。
我和小游都真受惊了，我们却没有按老规矩去吃压惊酒。回连队途中，我又碰上了第一监狱里一位熟悉的老管教干部，这是个五十几岁的女同志，她关切地问起行刑情况。我告诉她，并问起钟海源家里为什么没有人来收尸。她片刻无语，我又问了她一遍，她才似乎从恍惚里明白过来，一声长叹：“父母死了，丈夫离婚了，家里没有人了……”
黄副营长去吃了压惊酒。也许是多喝了几两，回到营部，那话像可乐的泡沫一样冒个不止。有几个干部听了，过了些日子来问我：黄副营长说，那天在刑场给那女犯取肾，他看得一清二楚，连人家的阴毛都看到了……
“扯蛋！我的个子比副营长高，那担架的位置又比我的头高，我什么都没能看到，他能看到？！”黄副营长又多了一笔吹牛的谈资，也许在兵营里流水般的新兵眼里，他也多了一分神秘的色彩……
不过，他总归是位好人。我在刑场上的表现，要说也是一块白豆腐，看看可以，但要认真起来，是经不住摔的。而小游，则更是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刑场回到连队，他又一连躺在床上一个礼拜，发高烧，吐胡话，像是刚从地狱里梦游了一遭回来……但黄副营长并没说三道四。若他有挂纲上线的嗜好，不久后，我不会被提干当了排长，小游也当不成五班班长。
我们都应该算老兵了，也有了上刑场的经历。可以后每逢老兵们就此向新兵们津津有味地神聊时，我们都在一边闷着头抽烟，就是我与小游单独碰上，我们也都不提及此事。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其他老兵说这些事反感。军队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主要力量，何况直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武装警察部队，战士们一旦拿起了枪，这枪就不是吃素的，新兵们必须对此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老兵们以此为自豪也就可以理解。可他们毙的都是刑事犯罪份子，杀人，强奸犯，抢劫，投毒……那罪行都是铁砣般实打实的。毙掉一个，你感觉社会就少一分暴虐，多一份安宁，少一丛棘藜，多了一掬绿荫。
而我们参与枪毙的是两个政治犯，她的全部罪行，与其说在王科长给我们看的那一迭材抖里，不如说就在她们的脑袋里。那时，虽然我还没有今天这样的认识，可随着历史的前进，祖国终于从极左的狂乱中渐浙清醒过来，我想起自己曾亲眼目睹一个并没有对社会作恶的人，竟遭到如此惨烈的毁灭，我的心里是发虚的，抑或说充斥了后怕。为了心灵能够平衡，我宁愿相信钟海源的思想是反动透顶，永远合不了时代的潮流，而不愿她这个案子，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成了冤假错案，能够获得平反。
一年，二年，三年过去了。除了当年的五、六月间，福州军区的《前进报》在一版醒目位置发表了题目大意为“xx医院敢闯国内外医学禁区；人体肾移植手术顺利成功”的消息，对我来说，我曾参与对钟海源行刑的一切痕迹，都淹没在似水流年之中……
1981年夏天，我回家探亲。一天中午吃饭时，父亲像是突然想起一件事，放下筷子，神色郑重地问我：“我听说第一监狱几年前枪毙的一个女犯，姓钟的，最近平反了，她是不是你们枪毙的？”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一下愣住了。作为儿子，我了解父亲，他即使不说，我也知道他对这类事情的态度。他人虽正统，却决非仅是部机器上跟着转的螺丝钉──正统得麻木。他身上保持了相当多的平民感情，这一方面和他的少年经历有关。
此时，我母亲也用审视的目光打量起我来，审视中，还有几分隐隐地担心。
“没有……听说，我们连里……没有……枪毙过女犯。”
我的喉咙里像被什么哽住了，我勉为其难地吐出这句话。又拿起筷子，强自镇静地挟了一下菜，立即埋头扒起饭来。可胃里又是一阵抽搐，手为之一悸，筷子掉在地上，也许脸色也难看。母亲忙问我：“你那里不舒服？”
“没什么，喉咙哽住了……”
饭后，我去了地区人民法院。法院里有我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我想请他证实父亲说的情况。他在文件柜里翻了翻，果真找到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钟海源的平反书。我拿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这一张薄纸，犹如一把锐利的五齿耙，将原以为枯萎，凋落了的，却一直顽强蛰伏在心灵深处的全部细节、全部视觉、全部嗅觉、全部感觉，一下给狼狈残籍地扒拉了出来。
最后的早餐，墙上凹陷处的镜子残片。白得透明的肌肤。纸箱般轻飘的躯体。又长又粗的金属针管。体内像撕扯什么，又像挤裂什么的异响。小游铁青色的脸，豆瓣大的汗珠。黄副营长，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一片翻动的白大褂。鲜亮的红雨幕。拖把、塑料桶。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过火玩笑、开花子弹、套环游戏、镁光灯、压惊酒、阴毛、福尔马林溶液。剖开缝上、缝上又剖开的标本……
它们旋转着我，挤压着我。它们俯视着我，追逐着我。
我大汗淋漓，衬衫冰冷地贴在脊背上，我昏天黑地，站起来，一脚高，一脚低。
那同学充满狐疑地问道：“这女的，跟你……是熟人？”“不，她死在我们监狱……”。
这天夜里，我又通宵失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