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海报惹众怒《开罗宣言》四巨头无蒋公有毛贼。（看中国合成图）
1、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抗日战争，一个字也没有。
2、红色英模榜上，抗日英雄，一个人也没有。
3、中共史书，全面记录抗日战争的，一本也没有。
4、中共统治下的大陆，内容真实全面的抗日纪念馆，一座也没有。
5、中共长期隐瞒抗日战果，特别是歼灭日军的人数，一个数字也没有透露（国军歼灭31万8千333人，共军歼灭851人，后者不到千分之二点七）。
6、中共抗日期间的真实方针（即“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扩大地盘，十分宣传”），一句也没有对外声张。
7、中共对日寇侵华给中国所造成的损失，一次也没有清算过（毛泽东反而感谢皇军，说其帮助中共打败了国民党）。
8、中共对战争赔款，一分钱也没有要过。
9、中共对抗日烈士家属子女的抚恤，一点儿也没有给过（反而在三年内战和镇反等运动中，将他们消灭和残害）。
10、中共自吹它“领导了抗日八年多”，真凭实据，一样也没有。
11、抗战期间，中共对“争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领导权”口号的呼喊，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毛选》可证）。
12、中共最高头目对抗日前线，一次也没有傍过边。
13、自封的“抗日司令部”延安，日本飞机，一次也没有轰炸过。
14、自诩抗日“中流砥柱”的中共，对于侵华日军之洪峰，一回也没有正面应对过（当时高唱的就是“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净”）。
15、共军战争史册上，抗日大战役，一场也没有（主要有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百团大战”是彭德怀的“反党罪行”）。
16、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所谓反日爱国学生运动，在侵华日军占领区，一次也没有（而只有在国统区，才有中共利用和煽动的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抗日的学生运动）。
17、中共新四军，一个日本鬼子也没有打过（即使为之抹粉的样板戏《沙家滨》所表演出来的，打的也是“抗日忠义救国军”）。
18、中共伪政府对抗日财政税收，一文也没有缴纳（反而无耻地伸手向中央政府索取）。
日本投降书第一页。（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公开打国军
如果说，在全面抗战刚刚开始时，毛和中共还有些忌惮，不敢公开的不抗日，甚至还局部的参加了抗日，那么，随着中共发展到50万人马，抗日战争进入1939年的艰苦相持阶段时，中共的真面目开始暴露出来：专打国军，而对日军却是“游而不击”了。
中共宣传的新四军的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如中共广为宣传的“皖南事变”的真相就是中共军队改编成的新四军，不听从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一直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甚至是专打国民党台儿庄大战的抗日主力韩德勤部，才造成被围歼的悲剧。当年的《大公报》的报导就道出了真相（另文介绍）。
与日军暗中勾结
除此而外，中共还通过日本占领者向敌占区的中国人出售鸦片、毒害自己同胞；更为恶劣的是，中共与日军暗中勾结，出卖国民党的军情，也就是通敌卖国。
美国之音今年2月21日的《恶谋（中）：谁背叛了中华民族？重庆轰炸与红色间谍》视频，透露了不少内情，具体如下：
一、日本东京大学远藤誉教授在台北找到了毛对八路军的秘密指示。毛在里面提到：中日之战对共产党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
二、远藤教授在日本外务省的机密资料中发现了中共特务头目潘汉年向日军提供的情报《关于新四军的作战经过和建军工作》，其目地是为了取得日军的信任。其后，潘汉年向日军提出中共和日军的停战问题。
三、远藤教授找到了毛给潘汉年直接下与日军勾结指令的证据。他指出，在中共中央的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里明确有记载，多处有这样的描绘。毛有一天叫潘汉年过来，然后给他一个特别任务。此外，《年谱》里有30多处毛致电给潘汉年的记录。
四、远藤教授研究证实，潘汉年曾多次向日军出卖国民党的战略情报。至于针对蒋介石的多次“斩首行动”的相关情报是否就是由中共提供的，还有待研究，但以中共在重庆的地下势力，获取情报也不是难事。
五、远藤教授认为潘汉年通日不可能是个人行为，而只能是毛和中共的授意，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中共建政后，毛要尽快将潘汉年以及相关知晓内情者一一关进监狱或处死。
而另外可以佐证中共与日本勾结的是，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一本书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叶剑英告诉了毛，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甯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的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1984年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也同样披露了中共当年卖国通敌的事实。该书揭露：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居然能够直进直入南京岗村宁次司令部，并受到礼遇。事因则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至1945年6月，冈村甯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资讯……新四军接报，因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报请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立即密电答复说，“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
于是，六月初，日军便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迅速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苏北的八个县城给新四军，新四军需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同时还协商好了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而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
只是因为抗日战争提早的结束，中共与日本勾结以及进一步缔结条约的可能性才终止，但中共通敌卖国的罪恶却在历史上无法抹去。
发展壮大自己
不抗日的中共，还利用国民政府抗日，无暇剿共的大好时机，继续发展壮大自己。他们种鸦片，并用卖鸦片换来的钱买武器去打抗日的国民党；他们亦派出了大量人马到国统区去，一方面埋伏下来，等待时机，一方面制造混乱，给国民党制造麻烦；他们还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确立了毛的思想统治和独裁地位……
根据辛灏年先生的研究，1936年底，中共红军仅存不足2万人马，其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全面抗战后至1937年，中共因靠抗日招兵买马和向国民党索要军费，已经拥有十万军队，占地35,000平方公里，控制人口150万。此后至1943年，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中共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至1945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16个根据地，其中5个有各级政权，8个有行政委员会，3个为军事区域，中共党员已达120万人，其军队也已达120万，所控制人口已达一亿以上。
与1936年的中共相比，仅在军力上便是八年前的60倍；与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余位将官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触目而惊心。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要说，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战”之中，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