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是种致命赌博（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8年1月25日讯】谈到博士生，首先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场景可能是一个个在象牙塔中的忙碌的身影。他们掌握着撬动学科之门的钥匙，尽享着知识带来的快乐。
然而，事实却不似追梦者们所期待的。现在的博士生们，在半只脚迈入学术圈时，就已经承受了超乎常人的压力。
半个多月前，西安交通大学的在读博士生杨宝德被人发现，溺亡在西安灞河中。
学业未竟，性命已失
他的女友称，男朋友的死，与他的女博导周某有关系。
很多导师都会让学生做杂活，但杨宝德不同——他是24小时待命，接电话晚了都不行。
早晨到停车场接送，中午给她买饭，即使已经在吃也要去陪导师吃饭；周五晚上去导师家打扫卫生，陪她应酬挡酒。
如果大群不回消息就私聊质问，中午不准睡觉，晚上十二点前时刻待命。甚至挑唆杨宝德和自己的关系，撮合已有对象的杨宝德和他师妹在一起。
答应帮他联系出国，却又责骂他学英语耽搁正业。学术没有进展，出国没了下文。自从换了博导，杨宝德的压力一直很大。甚至在2017年5月就曾自杀过。
在与其硕导的聊天中，他这样说：“自从转了导师，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本来性格并不开朗的我开始变得沉默抑郁。本来就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我开始变得恨不得每天谁也不见。我不会拒绝人，基本上老师让我干的所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事我都去干了。对于科研我抓不住重点，总在取舍之间摇摆不定。”
杨宝德28岁，出生农村，是一家人的骄傲。就在准备出国前夕，他还和女友商量，回来就结婚。女友说，相处过程中从来没发现他有心理问题。
杨宝德失踪后，家人希望导师能帮忙想想办法，尽快找到人，推说没办法后，导师将杨宝德的家人拉黑。
在博士生涯中，最重要的是指引方向的导师们。只是有些导师就像新闻中的一样，忘了作为老师的根本职责，将博士生当做廉价劳动力压榨，没有真正关心过他们的需求。
联系少
有调查显示，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甚至还有3%的博士生反映从未与导师交流过。几乎一半的博导同时指导的学生超过7名，最多的甚至高达47名。
在中国，博士生导师不光是一份职业，也是一种声誉。这意味着博士生导师除了指导学生的论文，还承担着很多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
声望越高、资历越深的导师，以挂名方式或同时指导的学生数量就可能越多，如此一来，每个学生得到的指导就越有限。
类似雇佣的关系
在美国，博士生才是科研的主力军，博导更多的是寻找资源、构筑科研平台。
现在中国的“博导制”既不同于欧洲的“导师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在学生需要导师提供项目和经费、导师需要学生参与课题的“利益驱使”下，师生关系更像是“雇佣关系”。
大多数的博士生认为，他们承担了导师课题一半以上的任务。对于发表论文要把导师列为第一作者的“潜规则”，很多博士生都表示不满。但在“雇佣关系”之下，导师在很多方面对学生发展具有决定权，学生又不得不接受。
甚至有部分导师把博士生当作廉价的高级劳动力，故意使学生延期毕业，使得博士生所背负的压力倍增。
而在许多高校盛行的价值观影响之下，写不出论文，毕不了业的学生们，就如同是工业流水线上的残次品，被彻底边缘化。没人告诉他们，人生的宽广岂是一条工业流水线能够涵盖的。
道德水平低的，甚至会有性骚扰行为
昨天23：05分，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对陈小武性骚扰一事做了回应。在处理通报中，确证了陈小武存在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相继撤销了他在学校的相应职务。
“我决定不再沉默，我要站出来。”促使她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十二年前她曾被陈小武性骚扰，二是无意间在网上看到，她的学妹们依旧没有逃过被其骚扰的厄运。
罗茜茜称，十二年前她被保送直博。某天陈小武请她去自己家中，到了之后，陈小武一直说个人与妻子的关系，性生活不和谐……说着说着，人就向罗茜茜扑了过来。幸亏她反应激烈，并称自己是处女令陈小武犹豫，才逃过一劫。
此后的读博生涯，她一直受到陈小武的不公正待遇。长期压力下，她甚至患上了抑郁症。
利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实施犯罪行为，不是一句“确有不正当性关系”或“违反师德师风”就能概括的。
岌岌可危的学业现状
放眼世界，博士生的精神因巨大压力，普遍处于亚健康状态。
一篇欧洲学者发表的论文中提到，32%的博士生都患有较严重的精神疾病。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博士数量从2000年的15.8万增长到了2012年的24.7万，博士群体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47%的博士生情绪低落沮丧，有抑郁倾向。许多人无法按时毕业，滞留在博士学位的时间长达5-10年甚至更长。
博士生中抑郁症发病率很高。工作时间长，职业前景有限，薪酬水平低，都是抑郁症高发的帮凶。
而中国，早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生产国”，博士学位授予数自2008 年就超过美国。博士生由于精神压力过大而自杀的事件也频频发生。
2014年，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单人宿舍里，32岁博士研究生的张东文服下了1克足以致命的毒素秋水仙素，结束了年轻的生命。生前他曾称说，压力无处不在。
2017年6月10日晚，西北工业大学友谊校区，发生一起博士生坠楼事件。坠楼学生为航天学院的博士生，他曾被同学亲密地唤作“旭哥”。
昔日的同学回忆：“旭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学习成绩优异，又很刻苦勤奋，在当年的教改班里边也是属于优秀的人。这样一个人走上了这条路，不应该把全部原因推到一个逝去的人身上。”
一地鸡毛的人生
生活中的种种压力，不但影响着博士生们学术方面的精力投入，而且是造成博士生情绪低落和精神紊乱的一大原因。
博士面临的压力不仅仅要搞研究，写论文，“还要耐得住寂寞，受得了清贫。”
在复旦读博的王同学十分无奈，“生活上有挺大压力的，关键是没钱。现在博士也要交学费了，每月学校给的补贴又少得可怜，长这么大了有时还不得不跟家里要钱，很不好意思的。”
博士生一般已成年，希望可以负担自己的吃穿用度，甚至负担起整个家庭的生活费用。而中国目前的博士生待遇与国外相比差距较悬殊。
中国博士生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几个部分，助学金、奖学金、导师的课题收入补贴、兼职。
伴随着物价的持续走高，博士生每月的生活补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大部分博士生只能寻求家庭支持，或者做兼职，但这样又耽搁学业。
经济上的紧张是压力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个人情感。父母的催促，同辈的对比和社会舆论的压力，都让人压力倍增。
15.2%的博士生甚至没有男（女）朋友，已婚博士生不到一半。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位博士生谈到自己的情况：
“我到了这个年龄，父母虽然不会特别催促我，但平时聊天还是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担心和焦虑。其实身边同学父母”催婚“的还不少。来自社会的压力也很大，比如前不久新闻中提到相亲市场中女博士排在相亲鄙视链的最末端。”
女博士、医生和护士等在相亲时遭遇“鄙视”
对那些正在恋爱或已婚的博士生来说，感情也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例如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与配偶长期分居等问题。这也是博士生群体产生精神压力的原因之一。
对他们来说，学术研究和家庭事务之间的冲突常常难以避免，工作与家庭往往难以兼顾。
博士生一般都对未来职业寄予厚望。但相对于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由于研究内容的专一性，就业范围更窄，博士生毕业后主要就业渠道包括知名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公务员，出国等。
现在，随着高校扩展，博士生人数的增加，学位含金量也在不断下降，高校教职也已趋于饱和，越来越多的博士放弃科研之路，转投政府、企业。
然而随着高学历人才消费热的降温，就业形势发生转变，未来的就业问题也在困扰着博士群体。
一个法学女博士为了读书曾放弃年薪20万的工作，博士毕业之后，投了几百份简历才发现，再也进不去那种单位了。
许多的博士生梦想着能够在“象牙塔”中拥有自己的一方天地，现实却可能将他们的梦击碎。
生活就像糖衣药片般，外边看上去是甜的，里面的味道只有自己知道。
南开大学的胡同学说，“如果重新来过，我可能不会选择读博。一方面读博真的比我想象的要辛苦，另一方面这个圈子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美好纯粹。”
博士生居于国民教育培养体系顶端，是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支撑，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关乎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每个推动知识边缘扩大的博士生，都是拿命在拼。
幸运的有人引导着一起走，不幸的要憋着气一路打怪升级。生活的不易，从不因为学历高低有所不同。
每个人，都在苦苦挣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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