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小条条，就把人分成两等。那时人找对象，首先要问清对方是否带粮票。（网络图片）
毛时代粮票曾经是我们的命根子，粮票比黄金都要贵重。那时，仅仅有钱是不行的，想要活命就离不开粮票，那个一指宽的小条条就能把人彻底制服。记得我看《沙家浜》时就曾想：沙奶奶养活17个伤病员，哪来的那么多粮票？
那时的人按职业分成十等，每月口粮差异很大。就拿普通市民来说吧，每月供应粮为27斤，按30天计，每天9两。逢小月富余一天，但逢大月就差下一天。如果不想有一天饿肚子，就需要精打细算。不少人家做饭前，都要上秤约，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疏忽。记得有一年，党中央批准市民可以提前一天购粮，激动的人们热泪盈眶，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那时市民与农民的差异也就在于吃粮。一张小条条，犹如楚河汉界的界碑，把人分成两等。那时人找对象，首先要问清对方是否带粮票。带粮票就是市民，不带粮票就是土里铇食的农民。
我最早关于粮票的记忆是在1960年。那年夏天，父亲听说郊区八里庄饿死了一头牛，能买到牛下水。家中老小很久不知肉味了，他决定去买点解馋。父亲走了两个多小时，找到那个地方，连牛毛都没有看见，知系误传。父亲此时已精疲力竭，若空着肚子往回走，很可能饿毙于路上。幸好他带了二斤粮票，于是买了五个窝头，吃了一个，提着四个往家走。回到家里，一掏衣兜，顿时傻了眼——找回的那斤粮票竟然不见了。他在身上翻了个遍，就是没有。两眼直冒金星、浑身出满虚汗。来回白跑了10多里路，牛下水没有吃上，反倒丢了一斤粮票。父亲越想越窝囊，为这斤粮票急火攻心、彻夜未眠。第二天天刚亮，他就顺着昨天那条小路去找。
一边走，一边不停地用树棍在路旁草丛中扒拉。大约搜索了四五里路，父亲终于在灌木枝头找到了那张粮票。他跪在地上激动地亲吻它，脸上兴奋的流光溢彩。父亲后来不止一次地感叹：爹亲娘亲也不如粮票亲呀！
还是那年夏天，我没事在家翻粮本（见鬼了，粮本有什么好看的？）发现有一个月竟然余一斤粮。当时激动的心情犹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立即告诉了父母。他们开始不信，经反复核算，确信无疑，马上到粮站取出粮票，买了一斤饼干。那天全家比过年还高兴。
1963年，我在呼市五中念书时，班上有个同学是农村户口，只有他爸爸一个人在城里上班。他家徒四壁，生活异常艰难。母亲患结核病卧床，他也瘦骨嶙峋，经常课间晕倒。一打听，才知道是因为吃不饱饭，严重营养不良。于是我们几位同学私下沟通后，一起从家里偷出些粮票和吃的给他们家送去。记得那是年前，他们家冷锅冷灶，他的妈妈捧着粮票从床上爬下来，硬是给我们几个孩子磕了头。那天，他妈妈泪流满面，窗口射进来的光线照在她苍白脸上，望之令人心碎。那情那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那是年前，他们家冷锅冷灶，他的妈妈捧着粮票从床上爬下来，硬是给我们几个孩子磕了头。（网络图片）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在内蒙电建公司当工人时，属于重体力劳动，粮食定量45斤。好像装卸工、起重工更多，最高可以达到60斤。由于那时的副食不行，尤其肉是定量供应的，人们的饭量奇大，每天总是饥肠辘辘的。
那时的供应粮，只有百分之四十的细粮，其余全是玉米面。那时的玉米是东北马牙玉米，又粗又长，脂肪、蛋白含量极低，喂牲口都不好好吃。窝头苦涩难咽，在嘴里越嚼越多，就是咽不下去。吃到后来，有的师弟实在咽不下去，把窝头搓成丸药大小的圪蛋，大概嚼一下就用水送进胃里去了。
那时的细粮是白面馒头，食堂一发下粮票，年轻人们往往先吃细粮，实在无奈时再吃粗粮。如果过节回家，仅有粗粮票食堂是不给兑换通用粮票的，粗粮票也就作废了。我在1960年挨过饿，舍不得把粗粮票作废，每天只好按比例吃。每顿饭买一个窝头再买一个馒头，趁着饥饿，先把窝头慌乱地吃下，然后再慢慢地品尝白面馒头的麦香。
说心里话，那时工地食堂的炒菜还是不错的。五分钱的辣子白，油汪汪的菜里还有红红的辣椒，粗粮全靠它的帮助得以下咽。
我由于严格地按粗细粮的比例吃，所以剩下的粗细粮票也都成比例。逢年过节回家，我就会持成比例的粗细粮票到食堂管理员那里换取通用粮票。通用粮票分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两种。家在内地的师傅们可以换到全国粮票，内蒙籍的人一般只换给内蒙粮票。食堂的管理员叫赵华辉，是个面慈心善的老头，文革期间也曾被关押在牛棚里。我们曾是难友，我每每去找他换粮票时，他总会拿全国粮票给我，我对他千恩万谢。
那时候有粮票真好啊，有粮票就可以上饭馆吃碗肉丝面，也可以买到炸得喷香的油饼或刚出笼的包子。我至今记得，五分钱加二两粮票可以买一个焙子；五分钱加一两粮票可以买一个肉包子。谁家要是有人出远门，必须持介绍信上粮站，把粮食换成粮票。出省还必须有全国通用的，否则你根本没法远行，否则岂不是要随身背一口袋面再背只锅？一指宽的小条条就把你栓的死死的，没法子。
记得有一年，我用积攒的粗细粮票一共换了120斤全国粮票，齐齐整整簇新的一叠粮票拿在手里，内心充满了喜悦。过年时我把粮票拿回呼市家中，亲手交给母亲，细心地叮嘱她说：好好保存，轻易不要出手。如果再逢灾年，可以抵挡一阵子，母亲为此非常感动。直到2010年五月母亲去世，我在整理遗物时，发现那120斤粮票依然静静地呆在一个精致的西湖龙井茶叶桶内，我亲吻那一叠粮票，一时泪如雨下。
那时，土建工地有个四川籍的技术员叫刘定业，是个文弱书生，因为出身不好，非常受气。一天，刘定业去食堂打饭，土建工地的几个小混混围住他要和他借细粮票，他刚把钱包掏出来，一叠细粮票就被他们一抢而光。刘定业一时怔怔地站在那里怅然若失。后来我多次见到刘定业找他们索要细粮票，但没有一个人承认拿过他的细粮票。
刘定业为人鄙吝。据传，当年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包头棉纺厂的挡车工。初次见面，他请那个女孩在饭店吃饭。花了一元钱买了三两米的饭、一菜一汤给女孩吃，自己就带着个烙饼坐在那里就着白开水啃。女孩嫌他小气，从怀里掏出一元钱“啪”地拍在桌面，愤然转身而去。他赶紧起身一路追了过去：“喂，不要走、不要走……”女孩转过身来，心中略有感动。“你还有三两粮票没给哈！”刘定业说。
那时，大多数师傅的家都在农村。师傅们常常自嘲说：“娶个老婆向阳花，生下娃娃亚非拉。”“向阳花”一词来源于一首歌曲：“公社好比常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亚非拉的人民大多是黑人，以此隐喻他们孩子们没有城市户口，和黑人无异。
这些家在农村的师傅们，自己瘦小干枯、面目黝黑，但妻子却大多如花似玉。潘金莲仅仅为了全国粮票就嫁给了武大郎，这真是现代版的《金瓶梅》呀。
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师傅们都真诚地劝告我：你将来找对象一定要找一个带全国粮票的呀！我因此立志不娶“向阳花”。
我曾经见过一个非常漂亮但没有粮票的上海女孩，皮肤白皙、身材高挑、面目娇羞妩媚。她下乡在黑龙江，姐姐姐夫都在我们公司工作，我和她的姐姐姐夫很熟。一次她的姐夫向我说起她，并试探地问我：下乡的知青你肯娶吗？我慨然拒绝。后来这个女孩嫁给了土建工地水暖班一个叫海三维的回民，我才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她。我惊异于她的美丽，但说什么也为时已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