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释放被抓捕的维权人士吴淦(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1月29日讯】1
上一周，我们写了一篇关于成都“柯基犬事件”的评论。
一个典型的网络暴力案例。因为摔死了一只捡来的柯基犬，以及在与小狗主人交涉过程中的恶劣态度和不堪言语，当事人何某不仅隐私被人肉，还遭到线上线下的侮辱、威胁。
关于这件事，我们的观点很明确：诉诸法律和制度，反对网络暴力。
这里的诉诸法律和制度，既包括对何某的不当言行，通过法律加以制裁；包括以法律为边界，支持网友在界限内对何某的谴责、声讨，惩罚网络攻击中越界的言论和行为；也包括呼吁动物保护立法，对伤害动物权利的行为作出明确的界定，并建立相应的惩罚机制。
相信制度而不是暴力，是对法治最基本的信仰。
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除了对正在进行中的伤害予以必要的防卫、反抗，不允许也不应允许私刑的存在。民间私刑、暴力的滥用，只会让社会陷入混乱，陷入仇恨暴力的死循环。所以，在法治社会，有了冲突矛盾，有第三方的调解、仲裁，有法院的判决，有国家机器、暴力机关，依照法律和程序，对当事人作出处罚。
但人们可能会觉得——不对啊，就是因为没有健全的制度，何某这种虐待动物的恶行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网络暴力才会成为彰显正义的必须路径。制度性的通道要是走得通，法律要是真的可以惩治恶行，又何必动用私刑？
是这样吗？
现实确实是这样。制度不完善，法律不健全，以暴制暴在一些场合是解决争端最有效的手段。
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就应该纵容、支持这样的以暴制暴？
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去呼吁立法、完善制度，而不是鼓励暴力、肯定暴力。
这个世界是什么样，不代表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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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立法，完善制度。
英文里有一个专门的词，advocacy，policy advocacy。
翻译为：倡导，政策倡导。
政策倡导，是指公民个人或公民组织，以影响立法者、政策制定者的方式，推动政策和立法的变革。
这种影响，有可能是一种直接的对话——例如，国外游说议员，国内向人大代表反映民情，通过信访渠道写公开信、建议信，参与立法听证、公开意见征集。
也有可能是间接的影响。例如，国外的示威、游行；国内的结合热点事件推动媒体和舆论，从而影响政策制定者。又例如通过司法审查，挑战那些不合理的政策文件（如中国行政诉讼体系下，法院对一些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甚至推翻那些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制度（如美国的违宪审查机制）。
在一个民主国家，由普通公民或NGO主导的倡导行动，是政治生活的常态。
但这样的行动路径，在中国走得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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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事实上，在中国，至少在曾经的某一段时间里，公民的倡导行动并不缺乏成功的案例。
NGO、媒体、维权律师，在诸多话题上形成天然的联盟，推动了一系列的制度变革。
被人们反复言说的案例，必然会有2003年的孙志刚案。因为没带身份证而被强制收容的大学生孙志刚，意外死在收容所里。一方面是媒体的详细调查与舆论发酵，另一方面，是三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多方助力下，收容遣送制度被彻底废除。
同样振奋人心的经典故事，还有乙肝平权。在中国，一亿多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就业、就学中受到严重歧视。从“肝胆相照”的论坛开始，乙肝社群的行动者们建立起平权NGO，开展了一系列的倡导活动。无数封建议信，一场一场公益诉讼，利用各种节点做活动、发起行为艺术，持续不断向决策部门施压。到2010年，入学、就业体检中的乙肝病毒血清学检查被彻底取消，公务员录用体检也严禁检测乙肝。
2010年平权者雷闯抗议广东省某医院将禁查乙肝项目的规定“当手纸”
在C计划出镜率颇高的老朋友“轮椅小姐”纪寻，跟我们讲过她高考的故事。因为肌肉萎缩的不断恶化，她没有力气涂答题卡，加上写字速度明显慢于普通学生，她在2006年高考时申请延长时间，却被考试院以“没有先例”“对其他考生不公平”为由拒绝。十年后，中国终于出台相关规定，为残疾考生提供合理便利，其中便包括为书写困难的考生延长考试时间。而这些变化背后，无一离不开残障社群持之以恒的抗争。盲人李金生一次次报名高考，申请盲文试卷；社群伙伴持续向教育部寄出挂号信，呼吁无障碍考试；他们还申请信息公开，甚至将拒绝提供合理便利的考试院告上法庭。
而我的合伙人明欣，在创立C计划前曾在一家劳动法援助机构工作多年。她的工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进行立法倡导。她和同事从为农民工代理的大量案件中发现了许多立法上的问题，不断向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提出修法的建议，深度参与了《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完善。
正在发生的中国版MeToo。从罗茜茜一个人站出来实名举报陈小武，到数十所高校上万毕业生、在校生联名呼吁母校建立反性骚扰机制，再到高校老师站出来，实名支持、附和学生们的倡议。是他们的举报、行动、倡导，不仅让陈小武之流得到惩罚，更步步推动教育部的明确表态：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长效机制。
这是一长串难以穷尽的故事清单。开放二胎、废除劳教、雾霾治理、环保监督……因为公民的参与和行动，而推动更健全的立法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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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上面这些故事背后，还有更多的，是挫败。行动者们付出巨大努力，持续多年抗争行动，可能换来的，也只是一些微小的松动。
尤其是在这过去几年。大量维权类NGO遭到打压，诸多行动者甚至遭受牢狱之灾。
而言论的审查与控制越发严格，传统媒体节节败退，在逼仄的公共空间中，公共讨论却变得虚无嘈杂。人们依然会为一些公共事件而愤怒发声。但通常面对的结果，却是被禁言、删帖，或不了了之。指向制度的讨论和行动似乎变得徒劳而无力。更多的注意力和媒体资源全都扑向那些私领域的恶人，那些我们用言语、情绪即可审判的道德事件。明星的出轨，闺蜜的背叛，摔小狗、拦高铁的“垃圾人”……非黑即白的善恶是非，不断消费着人们的愤怒，也消耗着公共参与的意义。
现实就是这样，代表着这个世界就应该这样？
我们依然可以选择。
当你还会为不公不义而感到愤怒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妥协，屈服。指向制度的行动都是没用的，没有意义的，庞大的制度机器是不可能改变的。接受现实，让自己变成强者，不被他人伤害、不被社会淘汰；
你也可以选择诉诸暴力，诉诸私刑。但在一个戾气横行却无制度保障的社会，只有惩戒不完的恶人，和防不胜防的恶行；
你也可以选择再次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即便你知道来路艰辛，代价巨大，但也终究怀着对良善生活的向往和信念，持之以恒的发声和行动。
周濂老师在一次关于公共讨论的采访中，说到这样一番话，让我颇有感触：
“很多年轻人与生俱来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这种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者很容易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然后他迅速地成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所以我总是在说我们需要有第二次机会成为理想主义者。这时候的这个理想主义，不是出自你的荷尔蒙，不是出自你的本能，而是出于你面对现实的种种阻挠、伤害，甚至于理想破灭，然后你痛定思痛，重新去检醒、肯定你的价值和你的理想，然后再次出发。……再出发的理想主义者不是依靠情感与本能，而是借助理性的判断和痛苦的抉择重新成为理想主义者。”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