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76年（1987年），蒋经国最后一次主持双十节盛会（ComerZhao Flickr
【看中国2018年2月7日讯】蒋经国1910年4月15日出生于浙江奉化，1925年，15岁的蒋经国积极参加五卅运动，被当时所在的上海浦东中学开除，以后又在北京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游行而被关押了两个星期。1925年10月19日，15岁的蒋经国离开中国，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久即被拉进了苏联共党。“四.一二”后，蒋经国被贬至西伯利亚服苦役，风餐露宿喝地沟油，还在那里被迫诋毁蒋介石。他成了斯大林的“人质”，苏联以他的性命要挟蒋介石。直到中共合法化后，1937年4月19日他才回到了中国。
1939年春，蒋经国到赣州，接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三青团江西支团部主任。1939年12月，日军趁乱（或故意）轰炸溪口镇，其母毛福梅被炸死。蒋经国赶回溪口，日后树立“以血洗血”石碑。
1949年12月，蒋经国随父亲从重庆飞往台湾，1950年蒋经国担任民国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1964年升任国防部长，1972年6月26日任行政院长。1978年蒋经国任总统，直至1988年1月13日在台北病逝。蒋经国出任总统后就职的当天下午，他对外发布了三点“指示”：第一不许称“领袖”，第二不许叫“蒋经国万岁”，第三，不许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公众场合和报纸杂志上。“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
蒋经国的伟大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清廉。
蒋经国的清廉，一是自身，二是家人，三是打击贪腐，四是整饰政风。蒋经国去世后，蒋夫人靠政府补发的20个月俸额为生，1992年俄罗斯一名官员以私人身份抵台访问，问她要不要回去看看，她答说：“我没有钱，怎么回去？”自1937年离开俄国后蒋方良再也没有回到那片生养她的土地。由于蒋经国的清廉与严惩贪官，他统治时期的台湾政风全面刷新，他全面执掌政权后的整个执政团队，“部长”以上官员没人贪腐，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2、利为民所谋。
蒋经国在台湾当政后一直重视物价。有一年石油价格上涨，行政院长俞国华将石油价格上调两元，蒋经国看电视报道后立即约见俞国华，指示俞仅能微调一元。双方为此事发生争执，俞以政府保本为由，力主不能调回。蒋说：“一个失去民心的政府还保什么本！如果你不执行这项政策，回去好了！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为民谋利必须深入民间。他在赣南期间，平均每年下乡200次。1978-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他到煤矿参观，接受矿上保卫人员搜身。1980年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慰问。
3、“均富”。
在蒋经国主政期间，大批贪官污吏被清除，政府大量投资农业、公路、机场、港口、裁减军费。在5-6年内，台湾经济突飞猛进，成为四小龙之一。台湾奇迹，奇在经济成长的同时实现了“均富”。从1972年到1988年，人均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最高1/5家庭与最低1/5家庭的收入差，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其它国家或地区能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而贫富差距却限制在8%以内的。这表示经济成长的硕果，由全民共享，财富没有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至今，仍被台湾人津津乐道。
4、博大的胸怀。
蒋经国访问美国被刺未遂，不仅未见任何恼怒，反而要求美国放了刺客。1970年4月蒋经国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正在美国访问的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在这里等着他的是远东美国协会的一场午宴和酒店外几十个举着横幅的台独分子。对这类稀稀拉拉的抗议，见惯了世面的蒋经国早不以为意。当他在护卫人员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突然一人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朝蒋经国一行大扔传单。此人刚被制止，人群中又冲出一风衣男子，在蒋经国身后不足10米处拔出手枪，大叫“为台湾人报仇伸冤！”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被制服。风衣刺客是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的博士生黄文雄。蒋经国这顿难忘的午餐还未吃完，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就请蒋经国发表遇袭感言，他从容镇定：“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美国成就了经国的仁慈，两个被捕者不久就分别以10万美元和9万美元被保释。4.24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身难忘；很长时间后，蒋经国还会对周围的亲随自言自语地说：“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蒋经国自此没有再离开过台湾一步。他迅速提拔和任用一批台湾本土的精英人士包括李登辉。
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警方秉持蒋经国的旨意高度克制，以至于冲突中警方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达47人，群众仅有40多人受伤，对峙中还是警方先退场。事后，形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军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处以死刑，可是蒋经国传话，不得有任何人遭处死刑，只要他在位担任总统，“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蒋经国亲自主导处理，无1人判死刑，仅施明德1人被判无期，其它均判14年以下有期徒刑。
民主就是妥协，妥协需要胸怀，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蒋经国显示了这样的胸怀。蒋经国的胸怀除了体现在与自己部属存在政见分歧时能够容忍与接纳外，还体现在反对派的容忍上。1954年，非国民党人士高玉树竞选台北市长获得多数，当局本欲宣布选举无效，只是碍于美国“大使馆”已经报告了高玉树获胜。事情捅到蒋介石处，蒋经国建议蒋介石批准同意此次选举结果。
5、不许鼓吹“蒋经国时代”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出任第六届总统。就职的当天下午，他对外发布了三点“指示”：第一不许称“领袖”，第二不许叫“蒋经国万岁”，第三，不许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公众场合和报纸杂志上。“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
早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蒋经国就曾有过与党外政治力量沟通的安排。
1983年，在接受西德记者采访时，他第一次肯定了党外运动的作用，公开承认党外反对运动对社会进步有帮助。
1984年5月11日，台北市一些人成立了“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名曰研究会，实际为党外公职人员的政治联络组织。1984年11台湾“内政部长”称“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为非法组织，但国民党并没有取缔。1985年台湾地方选举，政府允许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的人员参加竞选。
在蒋经国晚年，台湾人猜测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将成为新“太子”。事实上，蒋经国从1976年起便让蒋孝武担任多个部门要职，涉足了党务、军特、宣传等重要系统。可惜形势比人强，江南事件使蒋孝武身败名裂，也使蒋经国的传位计划彻底破产。
江南曾在蒋经国创办的政训班受业，称得上“天子门生”。赴美后闲暇之余搜集了大量资料，在报纸上连载蒋经国的生平事迹，最终汇集成第一本《蒋经国传》。事实上，书中多是新闻，谈不上多少隐私。1984年10月15日，江南在美国遭台湾情报部门暗杀，据传是蒋经国次子蒋孝武秘密策划。“江南命案”发生以后，侨居海外的台湾华人群情激愤，强烈要求查明真相。不久，此案真相便大白于天下。于是海内外舆论焦点对准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和蒋氏家庭。最后，蒋经国透过判处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徒刑，法办了具体执行这一罪恶行径的陈启礼等人，并将蒋孝武外放到新加坡任商务代表，勉强平息了“江南命案”。
1985年，台北发生官商勾结、坑害数千储户的“十信案”。这些事件的曝光都使台湾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与此同时，大陆因为经济改革释放出来的动力，受到国际瞩目。在这种压力之下，蒋经国也在寻求新的应变之策，加速政治革新的步伐。
1985年8月16日，“江南命案”刚处理完毕，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就特别声明：“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1985年12月25日，在“民宪纪念日”庆祝会上，蒋经国离开预先准备的讲稿，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放弃权力垄断；从而结束了他身后的“蒋家王朝”；同时宣布国民党“不能也不会”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
1985年施明德曾传话给蒋经国，“要求解除党禁，释放除我以外的美丽岛受难者”。
1986年3月29日，蒋经国于国民党12届3中全会提出“政治革新”案，宣布实行宪政民主的时机到了。他任命12位中常委，审查主要政治问题并草拟改革方案。蒋经国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1986年5月，蒋经国又指示，让体制内人主动与“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的人展开对话；由陶百川、胡佛等四位知识分子做中间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与党外代表当年5月有过两次面对面沟通。
改革遭遇掣肘，蒋经国启用了李焕。在与李焕的长谈中，蒋经国交待了自己设想的三个改革目标：第一，国民党需要彻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开的政治制度里竞争。实际上，自1960年代开始，蒋经国已开始对国民党本身的年轻化、现代化改造；至1980年代，大部分国民党代表，是通过竞争选举上来的，而非依赖威权体制的赐予。第二，取消“戒严”，解除报禁党禁。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政府回归到宪法层面去施政，意味着四六宪法重放光芒。第三，“两岸统一”。蒋经国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
1986年9月初，蒋经国对美国记者表示国民党已在研究开放党禁。也就是说，民进党出世之前他已多次放出善意的信号。
1986年9月28日，135位党外领导人单方面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反对党正式诞生。这一作法与宪法临时条款相抵触，但《中国时报》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这则消息。司法部对民主进步党提出指控，情治部门呈上名单抓人，蒋经国未批且平静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同时蒋经国宣布，戒严和党禁即将解除；只要政党不违反中华民国宪法，不拥护共产主义和不搞台独，就可以成立。
国民党专政派要禁，蒋经国指示李登辉“采取温和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全为念，在不违反国策、宪法规定范围内，研究组党的可能性。”
当时，美国国会和政府督促台湾当局实行民主化改革。1986年10月5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作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
1986年10月7日下午，蒋经国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葛兰姆（Katherine C.Graham）时，宣布“即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当时的英文翻译正是马英九，他感觉“身上好像有电流通过！”许多国民党人反对蒋经国开放党禁，他们提出台湾人的素质太差，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提醒蒋经国：“解除党禁，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的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如同万钧雷霆，振聋发聩。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更没有“万岁万万岁”的统治者。蒋经国对他的同志说：即使被人民选下台，将来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1986年12月，民进党与国民党作为两大主要政党同时参加全国大选。民进党赢得立法院12个席位和国大的11个席位。国民党分别赢得59和68席。
1987年7月15日，在台湾维持了38年的“戒严令”解除，党禁、报禁等对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限制随之取消，台湾地区的政局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戒严”体制下，“警备总司令部”可随时进入公民家中检查户口，审查和惩罚书报杂志，可制止、解散公民的游行集会，可禁止公民罢工、结社，可对公民的出入境自由进行严格限制，可任意拆阅、扣留或没收公民的私人邮件、电报，乃至以军法来审判非军人的一般公民，等等。一句话，“宪法”赋予公民的大多数基本权利几乎都被无情剥夺。诚惶诚恐地在这种“老虎”体制下生活了38年之久，岛上民众终于迎来了“解严”的一天。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对此反映非常平静，甚至有点儿冷淡，没有出现人群纷纷涌上街头狂热欢庆的景象。
1987年11月1日，蒋经国宣布准许人民回大陆探亲。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着轮椅到台北中山堂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会场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的国大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经国不以为意，先向代表们简短致意，然后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总统致词”，重申民主改革的决心。经国离开会场前，特别转头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
1988年1月1日宣布解除“报禁”，这份政令，盖上了蒋经国的大印，用时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的话说：“历史的一刻，终于来到了！”过去的禁忌没了，各种形式的深入报道的出现，加速了台湾政治民主化。
1988年1月5日下午，蒋经国向总统府机要室主任王家骅口述遗言：“我现在身体不好，万一长眠不起，众人不要怀忧丧志，仍应继续努力，推行民主宪政建设以完成统一中国大业。”
1988年1月13号，蒋经国去世，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原载: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