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晚上，老外，你们口口声声唱着爱中国。（网络图片）
按：在春晚上，老外，你们口口声声唱着爱中国，可为啥你们总是伤害中国人们的感情呢？看看这个老外的故事。
“我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
幸运的是，当需要进行更多的审讯时，这种经常性的白日梦会被打断。经过约两个星期的整日或整夜的审讯后，他们终于将之前审讯的内容都拼凑在了一起。和往常一样，他们想歪曲我的话，把话硬塞在我的嘴里。想让我说王全璋是犯罪份子。我拒绝了，这样来回几次，我还是坚持在没有任何犯罪行为被定罪之前，某人如何成为犯罪份子？第二天，杨先生又来了。告诉我的书面认罪需要重写再重写，因为供词不足难以让法官们对我的情况作出决定。由于外交原因，保外就医是审判之后的最佳途径。他需要我的帮助，他说，让我们先录制一个可以给法官的视频吧。我同意了。
答案和问题已经为我写好。我所要做的只是用适当的态度演好。有些话就像是文化基因一样历史悠久，比如“我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我被带到在审讯室旁边的会议室，这里是我在秘密监狱的安全区域。中央电视台记者将与我同台演出。这显然是为了宣传，而不是给任何法官来看的。
视频的制作只用了一个晚上，唯一的争论点是让我称某些人为罪犯。我拒绝了，他们最终放弃了。我也可以在自己是否从事犯罪活动上模糊不清，而不是直接说我的工作是犯罪行为。我们的工作没有得到正规承认，没有缴纳税款，所以在技术上，我确实违法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真正看到这个视频，但是，在我被释放后不久，我就意识到他们利用这个视频向外国人、外国机构和他们的支持者散布谣言的目的。
央视拍摄的彼得・达林电视认罪画面。（视频截图）
央视拍摄的彼得・达林电视认罪画面。（视频截图）
在狱中与女友会面
拍完认罪视频后不久，他们告诉我可以见到我女朋友。我一直都很清楚，如果我们的案子不解决，她肯定也是不会得到释放的。我变得确定自己会被驱逐出境。当天，或也许是第二天，我被带到审讯室，他们告诉我，我确实会被驱逐出境，时间会在几天内，甚至几个星期内，或更久，他们现在不能说。当他们告诉我锦玲会被释放，所有的指控都会被撤销时，我眼中出现了第一次眼泪。她就要获得自由了。
第二天，在与他们强迫我拍摄认罪视频的同一个会议室里，他们允许我们见了面。他们告诉我们，就像我以前的CCTV录像一样，要穿上我们的正常服装。她的头发竖得东倒西歪，看起来像个女巫。尽管如此，在我眼里，她从未如此美丽。翻译用手持相机记录了整个过程，刘先生这个“黑脸”警察在旁监视着。说我们可以拥抱，不可以亲吻。我们才没理睬他们。刘先生不得不警告我们停止接吻。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我们原来的计划还成吗？我们之前已经决定好两个人一起离开中国，而现在，她并没有受到影响，我感到前所未有地强大。是的，我们的计划还成。国家安全局试图动摇她，但失败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告诉她，我付钱给我的前女友，让她做我的情妇；我在中国以外有孩子和家庭；我对于中国有坏的影响，她应该想想她的祖国，他们试过所有的手段了。对于接下来的计划，我们花了三十分钟做了具体的安排。她将被允许从我家打包一个小袋子的东西给我带走。
颤抖和焦虑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前两个星期的审讯和后来的孤独单调过于激烈，使我的戒备心无法马上放松下来。但是在哥本哈根的一个酒店房间里，这一切都化解了，我的大脑终于能够自我疗伤，并理清过去几周发生的一切。我的被驱逐出境很有趣，飞机出现了故障。出乎意料的，它最终在赫尔辛基经停，更换了机组人员，并到达哥本哈根，此时转机已太晚，我们被安置在酒店。那天晚上我只想睡觉，但反而睡不着。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的状况逐步恶化，出现各种症状。我会突然发火，平白无故的生气。如果我聊天时间太长还没有聊到要点，就会感到被困住了。在商店里排队，也变得不能容忍，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我觉得我没有完全控制场面，恐慌症都会发作。颤抖和焦虑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幸运的是，此前我们曾为维权人士提供心理健康支持，也曾有许多朋友遭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问题，这使我能够认识到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并最终能掌控这一情况。如果我说这一切都已经没有了，那我在说谎，但也许6个月后，我至少可以自我管理，大部分都“解决”了。
当几个星期之后锦玲和我第一次在那个房间见面的时候，我曾重复问过她，我们搬到东南亚的计划是否还可行，尽管她一直双眼含泪，对此给予肯定，让我相信这依旧可行，然而我们无法知道，她是否真的会被允许离开这个国家。国安已经告诉她，他们不会阻止她离开中国，但直到她飞离中国那一刻，一切都无法确定。我们可能一个多月后才能见面，因为我要回瑞典，我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恢复，而她不得不回到家乡，并做离开的准备。最后，他们信守了承诺，允许她踏上了离开中国的航班。
被驱逐出境
她的离开，远远不如我的驱逐出境有戏剧性。就像我第一次被带进来时一样，我被蒙住眼睛，直接从秘密监狱驶往机场。四个吓人的男人，都穿着看起来像练武术的衣服，带走了我。除了医疗紧急情况外，我不允许说话。他们一定是执法人员，他们看起来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更加吓人。难道是打手？其他警察和官员也随行，总共有五辆车跟随。我们进了后门，我被带到了一个接待的地方。在我的驱逐出境令被读出来时，出现了更多的警察和照相机。我根据“间谍法”被驱逐出境，我被带到一辆小面包车上，直接开到飞机跟前，我出关的地方，通常是访华的总理，总统和高级政要使用的特别出入口。刘先生和那位女领导跟着我走到飞机的门口。我们握手，我说了再见。
按：
彼得・达林（Peter Dahlin），男，1980年出生于瑞典，2007年移居中国前，此前曾在瑞典政府工作过几年。2009年，彼得与王全璋、迈克尔・卡斯特（Michael Caster）一起成立了“China Action”，这是一个致力于为处于危险中的维权者提供法律和经济援助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培养和发展维权律师和当地“赤脚”律师的能力，并在中国各地设立法律援助站，向政府非法行为的受害者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涉及的项目从酷刑、任意拘禁到土地拆迁等。
2016年1月初，彼得和他的女朋友以及几位同事被国家安全部门带走，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名义被关押在位于北京郊区由国家安全部门运作的秘密设施。在出现于国家电视台被强迫认罪后，达林被驱逐出境并被禁止再次进入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