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ty Image）
【看中国2018年2月21日讯】中国的空气质量标准与世界并不接轨，与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欧盟、日本、甚至韩国的标准相比，都是十分松宽的。加上各国空气质量检测的目的不同，因此空气质量测站的布置位置和空气质量的评价以及结果报告的着重点也不同，互相间可比性差。
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要达标，基本上靠风（自然条件）、封（人为地限制生产和车辆交通）和疯（野蛮的措施，如禁止烧煤取暖和驱逐低端产业和人口）。由于京津冀地区城市无序地、摊大饼似地扩张，无良性的城市空间结构可言，城市热岛效应十分严重。城市上空被一个巨大的“穹顶”所笼罩，污染的空气不断地从郊区沿近地面向市中心运动，在市中心部向上运动，受到穹顶的阻挡而向下、向郊区沉降，继而再向市中心运动。根据科学家对北京的研究，30%的PM2.5微尘粒是直接来自汽车的废气排放、煤炭、石油的燃烧等，70%的pm2.5微尘粒是二次生成的。污染空气在“穹顶”笼罩下，不断地循环，发生碰撞，pm2.5微尘粒的不断生成，浓度增加。而要吹散“穹顶”，还是靠风。因此京津冀空气质量要持久地达标，需要经过长时间、不懈的努力，并从根本上改变城市空间结构。
一、2017年底中国多个城市PM2.5微尘粒爆表
根据中国新闻网2017年12月29日的报道，中国出现大范围空气污染过程。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监测显示，29日14时，北京、天津、邢台、保定、廊坊、沧州、衡水、太原、赤峰、徐州、淮南、蚌埠、青岛、济宁、泰安、德州、洛阳、武汉、成都、西安等城市出现重度污染。石家庄、邯郸、临汾、济南、郑州、安阳、开封、焦作、南阳、襄阳、荆门、自贡等城市出现严重污染。其中，宝鸡、兰州、嘉峪关、渭南、金昌、白银、天水、武威、张掖、酒泉等城市空气质量指数(AQI)达到最高值500。酒泉市PM10小时浓度达到每立方米1482微克。
谢佩琪在《沙尘暴来袭！中国空污破表出现“黑洞”，明恐影响台湾》一文中引用了台湾中央气象局科技中心主任郑明典在脸书上分享的中国PM2.5的现况图（如下），其中西部地区的污染情况远远超过监测值，呈现黑色。
（来源：郑明典脸书）
另外根据《北京晨报》记者王海亮的报道，12月28日北京京城空气质量逐渐转差，正午时，城六区达轻到中度污染，大兴陷入重度污染，16时，城六区PM2.5浓度升至137微克/立方米；夜间空气质量为中度至重度污染；12月29日白天达此轮污染高峰，将维持5级重度污染。但是记者告诉了大家一个好消息：北京市气象台预报，12月30日冷空气赶来救场，预计30日早晨北风逐步加大，白天有四级偏北风，阵风可达七级，PM2.5微尘粒污染将自西向东减弱消散，空气质量恢复良。12月30日到2018年1月1日北京空气均为优良，大家可以在好空气中跨越阳历新年。
可见，北京空气质量由坏变好，达到国家标准，基本上是依靠老天——靠风。
二、2018年1月北京 PM2.5浓度同比下降70.7%，首次达到国标，还是靠风
据《北京日报》2018年2月7日报道，昨天，记者从市环保监测中心获悉，2018年1月北京市PM2.5的月均浓度为34微克/立方米，这个浓度值不仅达到了国家年标准值（35微克/立方米），而且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对比一年前的2017年1月，北京市PM2.5的月均浓度为116微克/立方米。2018年1月北京市PM2.5的月均浓度比2017年1月下降了70.7%！在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中，2018年1月的北京市进入前八名，位列第八。
北京市环境保护检测中心的科技人员指出：2018年1月北京市PM2.5的月均浓度达到了国家年标准值，主要还是“天帮忙”，冷空气经常造访，扩散条件比较好。换句话说：还是靠风。
三、空气质量达标基本靠封
封，就是依靠行政命令（后改为各企业“自愿”承担的义务），暂时停止企业的生产或者工程的施工、或者停止部分车辆的行驶或者禁止某些车辆进入某些地区。
2018年1月国家环保部派出多个督查组，检查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个城市执行《空气重污染预警响应》的情况。1月19日环保部向全国通报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强化督查情况。
河北省有九家企业或者工程中枪，它们没有按照各自已经签订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停止生产或者没有停止工程施工，它们分别是：
——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河北益康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省沧州市沧县广通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峰峰鑫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河北沃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邯郸市峰峰矿区中科鑫宝润浩邯郸服饰有限公司；
——邯郸市峰峰矿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邯郸销售分公司第四十四加油站；
——邯郸市峰峰矿区智晖彩艺有限公司；
——邯郸市复兴区西环路绿化工程；
——邯郸市复兴区复兴路工业厂房拆除工程。
另外据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官方微博消息，1月21日，环保部26个督查组和61个巡查组检查天津、石家庄、太原、济南、郑州等26城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响应具体点位1096个，发现仍有10家企业(单位)未严格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停产、限产要求。它们分别是：
——保定市冀一混凝土销售有限公司，有运输车进出运输原料；
——保定市中申商砼有限公司有砂石等原料运输进厂区；
——保定市雄飞建材有限公司有水泥、砂石等原材料运输进厂区；
——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河北耀运消防设备有限公司喷漆房进行喷漆作业，配套的污染治理设施未开启，有机废气直排；
——河北省邢台市开发区何建中拆迁工地正在拆迁施工作业；
——河北省邯郸市廊坊北方机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滨海大道项目正在施工；
——河北省邯郸市中壤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邯山丛台产业新城输元河南路跨滏阳河路桥项目正在施工；
——河北省邯郸市中煤地质工程总公司北京大地特勘分公司(第1013井队)正在施工，大功率柴油发电机发电时产生大量浓烟；
——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海盛洗煤有限公司正在进行装卸煤炭作业；
——太原市梗阳实业集团公司清徐焦化分公司有20余辆运输车进出运输煤料；
——太原市清徐恒达洗煤有限公司原料传送带正在运转，洗选设备正在运行；
——太原市清徐县亨昌精煤有限公司有运输车辆出入，铲车正在进行装卸作业；
——太原市热力公司城南供暖公司二期4、5、6、7号锅炉脱硫塔烟气总排口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为240毫克/立方米，超过《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看来中国环境保护部是学习了中纪委反腐的经验，不再相信下级环境保护部门的汇报和数字，而是直接派出钦差大臣（督查组），检查基层企业执行《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情况，而且马上严肃处理，马上发布通告，警示全国。
一些科学家经过研究，认为执行《空气重污染预警响应》对减轻中国空气污染是一项十分有效的措施。如王凌慧、曾凡刚、向伟玲、王自发和杨文夷发表在《中国环境科学》2015年35卷第8期上的《空气重污染应急措施对北京市PM2.5的削减效果评估》一文指出：“在重污染期间，当仅实施《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试行)》一级预警中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时，可削减北京PM2.5小时平均浓度4%至10%；当仅实施工业限产减排30%的措施时，可削减北京PM2.5小时平均浓度1%至6%；当同时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和工业限产减排30%的措施时,可削减北京平均PM2.5小时平均浓度6%至12%；若京津冀地区两市一省同时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和工业限产减排30%的措施时，可削减重污染期间北京小时平均PM2.5浓度20%至35%，且污染严重的区域和时段削减效果更加显著，空气质量可提升一个等级。研究结果表明，当北京发生重污染时，仅靠北京本地限排限产并不能有效减轻PM2.5浓度，若要有效控制北京重污染，应根据污染物区域输送特征，京津冀地区实施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这里把结果再重复一下：
第一：若京津冀地区两市一省同时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和工业限产减排30%的措施时，可削减重污染期间北京小时平均PM2.5浓度20%至35%，且污染严重的区域和时段削减效果更加显著，空气质量可提升一个等级。
第二：当北京发生重污染时，仅靠北京本地限排限产并不能有效减轻PM2.5浓度，若要有效控制北京重污染，应根据污染物区域输送特征，京津冀地区实施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这个建议为中国政府所接受，并把限排限产范围扩大到京津冀地区之外的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份。为此各地政府和各企业都必须“自愿”做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报上级政府和环保部门审核备案。将来国家环保部督查组下来检查，用于对照的就是企业“自愿”签订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中的停工停产的“义务”。百度文库网等多个网站提供《XX公司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标准文本，供企业照样画葫芦用。文本中列出了编制《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法律、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
——《XX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等等。
为了保证2017年冬季和2018年春季京津冀地区的空气质量，国家环保部和国家工信部要求开展的“2+26”城市部分工业行业2017-2018年秋冬季错峰生产工作陆续进行，明确2017年11月15日至2018年3月15日重点城市钢铁产能限产50%。有些城市如唐山等已经把2017年11月15日这个日期提前到2017年10月12日。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危昱萍2017年10月12日报道，除京津冀地区“2+26”城市外，山东省、山西省和江苏省的一些城市如临沂、临汾、徐州也被要求停产或限产。一些城市的停产或限产情况如下：（以下数据皆由作者汇总）
从目前来分析，限产停产可能会延长到2018年5月。
其实中国钢铁生产经历了两次大跃进。第一次是1958年到1960年，结果是中国经济发生危机，几千万人饿死；第二次是2000年之后一直2015年，大部分钢铁生产设施落户在京津冀和周围地区，结果是空气的严重污染。南方周末记者黄河的《海航“危机史”》一文指出：“经济学家、原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樊纲指出，2008年国内统计钢铁产能过剩时，是4亿吨需求，6亿吨产能，‘三分之一过剩’；而到了2011年‘四万亿’刺激计划推出后，变成了‘6亿吨需求，12亿吨产能’。”文章中指出的12亿吨钢铁产能应该是真实的，而统计数据公布的2016年钢铁产量只为8.4亿吨，许多钢铁产量隐瞒不报，可见钢铁产能过剩现象十分严重，起码‘二分之一过剩’。”
2001年至2017年中国粗钢产量，单位：百万吨（网络图片）
中国政府特别重视钢铁生产，把钢铁产量看成是国家的硬实力，因此钢铁企业多为国有企业。利用国家环保部和国家工信部的2017-2018年秋冬季错峰生产要求，停产或部分停产，国有企业可以由此而获得减免税或者财政资助方面的好处，比如推迟偿还贷款等等。虽然中国政府对12亿吨钢铁产能的投资为2000年以来的GDP高速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改变不了的最基本的现实是，国家对12亿吨钢铁产能投资效益十分低下，造成的社会问题很大，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就更加大。
可见，京津冀空气质量达标基本靠封！
四、空气质量达标基本靠疯！
这里的“疯”是指为减少空气污染所采取的“非常规”措施，如在某个特殊时段禁止饮食店开火炒菜、禁止路边摊头烤肉串、禁止用煤炉炒菜、禁止用煤炉取暖、禁止过年放鞭炮、强拆住户房屋、强行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冬天用水浇洒马路、人为影响空气检测站周边环境等等。
正如北京环保部门所说的，北京2018年1月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的原因，除了“天帮忙”外，“人努力”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北京采取了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各个区轮流进行“打散治污”专项执法行动，减排力度空前。当然也应该包括北京周边地区采取的“煤改气”和“煤改电”行动。
其实，中国北方冬季取暖的煤消耗，在中国煤碳总消耗中只占小一部分。2017年中国全年煤炭生产量为38.2亿吨，北方取暖用煤约4亿吨，其中一半为城市取暖，另一半为农村取暖，约2亿吨。
文克玲在《散煤燃烧取暖确实是北方地区冬季雾霾严重的重要原因》一文中指出：“毫无疑问，与经过脱硫脱硝等环保治理的‘电煤’‘集中供暖煤’不同，这些农村散煤没有任何环保措施。每燃烧1吨散煤所产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相当于等量电煤的15倍以上，而一家农户在冬季往往要烧2-5吨煤。具体到京津冀地区，散煤燃烧虽然仅占煤炭消耗总量的10%，却贡献了整体煤炭燃烧污染物的50%左右。煤炭燃烧是中国PM2.5的重要来源，在不同统计口径中，煤炭对PM2.5年均贡献在50%左右。以此推算，在京津冀地区，至少有25%的PM2.5来自农村散煤燃烧。而在部分研究中，这一比例可能高达50%以上。”
看来农村散煤燃烧是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在京津冀地区，至少有25%、甚至50%以上的PM2.5都来自农村散煤燃烧。可惜这个结论与前面提到的王凌慧等的《空气重污染应急措施对北京市PM2.5的削减效果评估》的结论是互相矛盾的。
2014年4月16日北京市环保局宣教处正式发布《北京市PM2.5来源》。报告说：“经过一年半的科学研究，北京市PM2.5来源解析最新研究成果今天发布。北京市全年PM2.5来源中区域传输贡献约占28-36%，本地污染排放贡献占64-72%。在本地污染贡献中，机动车、燃煤、工业生产、扬尘为主要来源，分别占31.1%、22.4%、18.1%和14.3%，餐饮、汽车修理、畜禽养殖、建筑涂装等其他排放约占PM2.5的14.1%。”
北京市环保局宣教处特别强调了这个研究成果的权威性：“此次源解析研究过程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广泛听取了环保领域专家的意见，并得到了权威认可。2014年3月31日，环保部会同中科院、工程院对研究项目进行了专家论证，研究成果得到权威专家的高度认可，认为本研究监测布点合理、采样规范、分析准确，方法科学、结果可靠。”
从《北京市PM2.5来源》可以看出，31.1%的PM2.5来自机动车，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是燃煤，22.4%；第三位是工业生产，18.1%；第四位是扬尘，14.3%；其余的如餐饮、汽车修理、畜禽养殖、建筑涂装等为14.1%。研究报告写得很清楚，22.4%的PM2.5来自燃煤。就算散煤燃烧贡献了整体煤炭燃烧污染物的50%左右，北京市11.2%的PM2.5来自散煤燃烧，就算散煤燃烧全部来自农村散煤燃烧，又怎么能够高达50%以上呢。再说就算是煤改电，煤改气，生产电力或者燃烧天然气，也还是有PM2.5排放出来，虽然说比散煤燃烧要少一些。所以取消农村散煤燃烧，并不能达到减少京津冀地区25%、甚至50%以上的PM2.5排放的效果。
其实，中国政府错过了一次减少能源消耗和空气污染物排放的极好机会。中国，特别是京津冀地区，哪怕是京津冀的农村地区，住家的房屋都是最近二、三十年内新盖的。而这些新盖房屋的取暖能源消耗，竟然高达一家农户在冬季往往要烧2-5吨煤，而且室内温度也只在10至15摄氏度！可见这些新盖房屋的能源消耗十分高。如果国家在农民新房建造时提倡建设节省能源的、或者是零能源的、或者是还能提供能源的新型房子，国家在技术上给予指导，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鼓励，比如提供无息或者低息贷款，那么农户肯定有积极性建造这样的新房，因为对他们有看得到摸得着的经济好处，每户每年起码可以节约购买2-5吨煤的钱。
笔者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德国是如何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的。1973年10月以色列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发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为了打击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停止石油出口，实行石油禁运。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多提高到10美元多，霎时间油价为原来的三倍多，触发了世界经济危机，被称为是第一次石油危机。正因为是第一次，许多国家对此没有准备，没有想到石油也能当武器。唯一例外的是以色列。第一次石油危机对德国的打击最大，因为德国是唯一一个本国没有任何石油资源的国家，石油全部依赖进口。当时德国的精英们纷纷出谋划策，当然这些方案都是公开的，供民众讨论和评判的。有人建议加大开发鲁尔区煤炭资源的力度，用煤炭取代部分石油的进口（德国没有石油资源，但煤炭资源十分丰富）；有人建议少开汽车，多用自行车，星期天禁止开车；有人建议改装汽车，让汽车不用汽油、柴油，而是用煤转换的沼气……各式各样的建议很多。但是最后被采用的也是效益最高的却是一个好像与石油没有直接关系的建议：将居住用房和公共建筑的一层玻璃的窗户换成两层玻璃的窗户，减少用户的取暖能源消费，这样就减少了取暖能源消费中的石油消费或者其他能源的消费。为了鼓励百姓更换两层玻璃窗户的积极性，更换窗户的费用将从需要纳税的总收入中扣除。德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效果很好。可见一个好的建议，要为广大被涉及者所积极拥护。
作为科技工作人员给国家提建议，要思路开阔，不要出馊主意，更不要为某些领导人的疯措施做注释，提供所谓的科学依据。夸大减少农村散煤燃烧产生PM2.5的效果，强行推行煤改气、煤改电，在寒冬腊月的天气，将大量的低端人口赶到大街上，来换取所谓的“蓝天”。其实在德国，至今还是有一些家庭冬季用散煤取暖，特别是在鲁尔区，许多矿工的就业合同中有终身获得煤炭公司免费提供取暖煤的条款。现在鲁尔区已经没有煤炭生产了，煤炭公司必须购买煤炭，免费向有此条款的原职工提供取暖煤。在德国也没有强制的煤改电、煤改气的法律法规，采用何种方式取暖是用户自己的决定。政治家相信民众能做出明智的选择。另外，德国没有一个政治家敢提出禁止居民在室外烤肉的提案，目的是为了减轻空气污染或者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很可能，在下一次选举中，他的政治家生涯就该结束了。
不过在中国，本来自下而上的环境保护运动也变成了高层设计的通过攻坚来实现的运动。京津冀空气质量达标基本靠疯！
五、城市气候和空气污染
京津冀地区的空气污染不但与机动车、燃煤、工业生产等有关系，而且和城市的空间结构有关系。
下面这张图展示了北京建成区的变化过程，基本是个摊大饼似的扩张。从一环、二环发展到三环，三环发展到四环，四环发展到五环，五环发展到六环，现在要发展到七环。几百平方公里的建成区连成一片，用一道一道的环城高速公路将它捆绑起来。
由于城市这种无序地、摊大饼似的发展，很容易形成“城市热岛效应”。19世纪初，英国气候学家路克・霍德华（Luke Howard)在《伦敦的气候》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城市热岛效应”的概念。“城市热岛效应”就是指城市中的气温明显高于外围郊区的现象。产生“城市热岛效应”的原因有很多，城市人口密度大，车辆交通多，建筑物密度也大，建筑大多为混凝土建成，它的热容量低，热传导率高，加上建筑物本身对风的阻挡或减弱作用，使得城市年平均气温比郊区可高出1℃到2℃。在风速小于每秒6米的时候（4级风的风速为每秒5.5米至8米），容易产生明显的城市热岛效应；当风速大于每秒11米时（6级风的风速为每秒10.8米至13.9米），此时城市热岛效应不太明显。“城市热岛效应”在冬季最为明显，夜间比白天明显。
根据北京37年来的的气象观测资料，城市热岛效应在北京表现十分明显。2017年7月城六区平均气温偏高，尤其是东城、西城、丰台、通州的7月平均气温超过26.7℃，其次是大兴、石景山、海淀、顺义、房山、昌平、朝阳，最凉快的是密云和延庆（参见新华网：热热热！城市“抱团”或致极端高温事件频发，2017年7月19日）。城区的温度比郊区高出3℃，比理论上的城市年平均气温比郊区可高出的2℃还要高。
柴静关于的PM2.5的纪录片的名字叫《穹顶之下》，“城市热岛效应”就是在城市上空形成一个很大的穹顶，将连成一片的城市用地罩在这个巨大的穹顶之下。城市中的污染空气从温度较低的郊区沿近地面向温度较高的城市中心地区运动，在城市中心地区向上运动，受到穹顶的阻挡，被迫向下、向郊区下沉，然后再向城市中心地区运动。这样不断地循环运动，污染空气不能扩散出去，不断碰撞，浓度不断加重。
《北京市PM2.5来源》的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70%的PM2.5是二次转化生成：“研究结果发现，北京市PM2.5成分和来源呈现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二次粒子影响大，影响不可忽视。PM2.5中的有机物、硝酸盐、硫酸盐和铵盐主要由气态污染物二次转化生成，累计占PM2.5的70%，是重污染情况下PM2.5浓度升高的主导因素；二是机动车对PM2.5产生综合性贡献。首先，机动车直接排放PM2.5，包括有机物（OM）和元素碳（EC）等；其次，机动车排放的气态污染物包括挥发性有机物（VOCs）、氮氧化物（NOx）等是PM2.5中二次有机物和硝酸盐的“原材料”，同时也是造成大气氧化性增强的重要“催化剂”。北京市的硝酸盐与硫酸盐的比例2003年是3:5的关系（硝酸盐/硫酸盐=0.6），现在硝酸盐已超过硫酸盐（硝酸盐/硫酸盐=1.05）；另外，机动车行驶还对道路扬尘排放起到“搅拌器”的作用。”正是“城市热岛效应”所形成的穹顶，迫使气态污染物不断循环碰撞，生成PM2.5微尘粒。
1980年，北京市内约有三千七百家工厂企业。为了“改善”北京的环境，中央政府和北京政府决定把其中的大部分搬迁到郊区、搬迁到农村地区，认为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既发展了生产又保护了环境。笔者在那时就指出，有污染的工厂企业不能搬迁到郊区、不能搬迁到农村地区，只能就地改造，减少污染直至零污染。农村地区人口密度小，居民政治影响力小，农民无法面对财大气粗的工厂企业。在城区内，在民众的压力下，工厂企业只有走革新的路，走环保的路，否则就被淘汰。但是中央政府和北京政府还是把大部分工厂企业搬迁到郊区和农村地区。由于城市的摊大饼似的扩张，“城市热岛效应”明显，搬迁到郊区的工厂企业排放的空气污染，又源源不断地向城市中心区域输送回来。当年搬迁污染企业的所谓环保效果，成为今日的心病。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害人的措施，结果总是害己。
当然有不少科学家也指出京津冀地区城市空间结构的问题。他们认为北京摊大饼似的扩张已经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要减轻城市热岛效应，就要减少城市最中心区的人口、减少城市最中心区的建筑密度、减少城市最中心区的车辆交通等等。这里所说的城市最中心区就是北京二环以内地区。如果城市最中心区的温度不比城市中心区高，这个城市热岛效应的高峰值就不在城市最中心区。因此，在驱赶城市低端人口、城市低端产业之后，有朝一日就会驱赶北京二环以内的非功能人口和非功能产业。
由于京津冀地区城市空间结构的无序和城市摊大饼似的扩张，城市热岛效应十分严重。要打破城市热岛效应，需要6级以上的自然风；要打破城市热岛效应，需要让那些搬迁出去的污染工厂企业“自愿”停产；为了打破城市热岛效应或者减轻城市热岛效应，还会出台其他的非常措施。也许今天为在驱赶城市低端人口、城市低端产业点赞的人，明天可能就是被驱赶的对象。因为这是一个疯的年代。
六、中国的空气质量标准比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欧盟、日本、甚至韩国更加松宽
2018年1月北京市PM2.5的月均浓度为34微克/立方米，这个浓度值达到了国家年标准值（35微克/立方米）。
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呢？
中国的PM2.5的年平均值为35µg/立方米，美国为12µg/立方米，日本和台湾为15µg/立方米，韩国为25µg/立方米，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值为10µg/立方米。即使达到了中国的标准，距离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还很远很远。
中国的PM2.5的日平均值为75µg/立方米，美国、日本和台湾为35µg/立方米，韩国为50µg/立方米，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值为25µg/立方米。中国的标准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三倍。即使到达了中国的标准，大家呼吸的还是污染的空气。
欧盟只对PM10做出规定，对PM2.5没有具体规定。规定中最严的还是每年超标天数不许超过7天。
欧盟对PM10的标准如下：
笔者所在的城市是德国鲁尔区的多德蒙特市，过去是空气污染十分严重的地方。多德蒙特市一共有十多个空气检测站，在世界空气质量地图上，多德蒙特市只提供了三个空气检测站的数据可以查询，一个是BRACKLER大街，一个是STEIN大街，一个是EVING（一个区中心，在EVING大街旁），三个空气检测站都直接在主要交通干道旁边，是多德蒙特市空气质量最差的地方。如果有一个测站的数据超过欧盟的标准，就说明多德蒙特市的一部分居民的生活质量受到污染空气的影响。在这里，全市所有测站的平均数只有统计的意义，这不是市民所关心的。大家关心的是，我生活和工作的周围环境的空气质量是否达标。所以让全市所有空气检测站的指标都达到欧盟的标准，就成为每一个市民的目标。
让京津冀地区每一个空气检测站的数据都达到国家标准，继而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这应该努力的目标。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呼吸卫生的空气，一个不算太高的要求，特别是对世界第二或者第一经济体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