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1989年的电影《悲情城市》，讲述的正是二二八事件。
嘉义“二二八纪念公园”纪念碑下的四只低头喝水的梅花鹿，象征四大族群共生共荣，意为新台湾生命共同体的景象。（摄影：乙欣）
您是否还记得发生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呢？没关系，让小编说给您听。
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又称：二二八事变、二二八大屠杀、二二八惨案、二二八民变等。
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是发生于1947年2月27日～5月16日之间。事件起因是1947年2月27日晚间七点半左右发生的“缉烟血案”：“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的查缉员傅学通、叶得根、盛铁夫、刘超群、钟延洲、赵子健等六人，以及四名警察大队警察，在台北的南京西路天马茶房前，查获年约四十的寡妇林江迈在贩售私烟。
林妇苦苦央求，希望他们不要没收自己所贩卖的私烟与金钱，由于林妇抱扯着查缉员不放，查缉员叶得根一气之下就用枪托击打林寡妇的头部。林妇顿时满脸是血地昏厥过去，围观群众见状，愤怒难抑，纷纷追打查缉员。一阵混乱中，逃到永乐町的查缉员傅学通胡乱开枪射击，却误杀了一名二十岁的市民陈文溪（胸口中弹，次日亡）。六、七百位激愤的群众因此包围警察总局，要求警方惩凶。但在听闻警察局人员说六位查缉员被送到台北宪兵队看管后，群众又于晚间九点多包围了宪兵队，要求交出凶手，但交涉始终没有成功。
28日上午九点，群众开始嚷着要罢工、罢市，众多商店即刻响应。群聚的市民愤慨万分，群情激昂。上午十时左右，愤怒的民众冲入肇事查缉员任职的专卖局台北分局，两位职员当场被打死、四人被打伤，多种办公器物遭到捣毁。下午一点左右，群众陆续聚集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前抗议，但公署卫兵竟然朝市民开枪扫射。民众激昂的情绪爆发了，对官方不善的处理方式的愤怒，还结合了对于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后的失政状况的愤懑。随后，高雄、台中、嘉义等地区的民众加入对抗国民政府，官方与民间的冲突蔓延开来。国民政府还自中国调派军队镇压，造成民众大规模的伤亡。只是，根据官方与民间的说法，死亡人数的统计皆不同。
嘉义“陈澄波･二二八文化馆”中，展示的二二八受难者图像。（摄影：乙欣）
嘉义“陈澄波･二二八文化馆”中，展示的”嘉义地区二二八事件大事记”。（摄影：乙欣）
二二八事件的资料
二二八事件是相当惨烈的，即使是短短数行，即使是好几手资料，即使是事隔多年的回顾，也能看出当时如地狱般的景况。其实，事隔多年，我们可以透过众多史料知晓，此事不仅仅是与台湾有关，二二八事件还牵涉了共产党对台湾民众的煽动，其严重的后果却往往被归数为国民党政府一手造成的。倘若仔细爬梳种种史料，即可知晓：“许多红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冤狱，都是由于为了肃清的台湾共产党的党羽而发生的。”（参见看中国〈东窗阳谋！共产党发动利用台湾二二八事件〉一文）。当我们在观看史料时，亦不可忘：二二八事件对受害者家属造成的打击，多年来的种种悲怆是无法言尽诉透的……
许多死者被割去耳鼻、生殖器，许多手脚被切断或用铁线贯穿，许多被从高楼推下再补以刺刀，许多被活活打死或推入海中溺毙，许多被活埋…载满尸体的卡车穿梭在流血的街上，倒入染红的河流和海中…（〈二二八：台湾大屠杀〉《人权之路：台湾民主人权回顾.2008新版》，页87）
三月二十五日，嘉义市参议员潘木枝、柯麟、卢鈵钦、陈澄波等四人也同时被枪决。（张炎宪〈徘徊于抗争与和平解决之间的悲剧〉《二二八事件官方档案VS民间资料整理辑录（嘉义地区）》，页263-264）
嘉义驿前的屠杀，未经过司法审判，军警擅自定罪，五花大绑，背插木牌，写上名字，游街示众，就地正法，枪杀于热闹场所的嘉义火车站前，且曝尸示众，不准家人立即收尸。
……
驿前的公开枪决，有的人看到父亲被关在囚车上，边跑边流泪。有的人得知消息后，跑到车站前，看最后一面。家人拥尸痛哭，草草下葬。从此亲戚朋友不敢来往，世态炎凉，家道中落，生活顿成问题。妻子儿女所遭受的苦难，四十八年后的今日，娓娓道来，心头仍痛。死固然悲哀，生又怎能堪耐四十八年的孤寂与无助？（张炎宪〈徘徊于抗争与和平解决之间的悲剧〉《二二八事件官方档案VS民间资料整理辑录（嘉义地区）》，页273）
嘉义二二八纪念公园的“诸罗哭墙”，是用溪石堆砌成的，代表不再悲叹过去；圆柱造型设计，即为“诸罗年轮”。（摄影：乙欣）
记忆二二八为何重要？
“二二八纪念日”对台湾来说，是相当重要的社会仪式。对于那些背负着二二八伤痕的家属来说，二二八是无法遗忘的；对不曾遭受二二八冲击的民众来说，二二八是不该被遗忘。有人会说，那都是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了，我们得要向前看，不要老是追溯过去。话是这样说没错，可是，当事件真相尚未厘清，冤屈尚未洗清，岂能昂首大谈正义良知？况且，对历史事件的了解都是奠定个体认知的基础，也是反映出个人与社会权力结构的连接关系。
根据学者邱贵芬于〈涂抹当代女性二二八撰述图像〉一文所示，仪式不仅意在传承历史，还应具有两大重要功能－－塑造集体记忆、凝聚集体认同。
这是必然，您瞧，民间每年都举办不少民俗庆典或宗教仪式，这些活动都与二二八纪念日当天所举办的纪念音乐或二二八纪念展览一样，在承传历史记忆的同时，也提醒、召唤、凝聚众人的记忆与情感。一旦记忆了某事件，就会产生认同与否，即使这个悲惨的事件已经过去多年，它依旧存在于能够记忆起、谈论起此历史事件的民众的心中，那么，它就没有全然消亡。况且，四处相继竖立起的纪念碑也在原地静静诉说着过往，怎容人们无睹？
您也别以为就只是一块石碑伫立在某公园里面而已，那可是能负载、连结又支撑起不同世代对历史痕迹的记忆。所以，不同的政权才会以新建或抹去的方式，来捍卫己身的政治立场。这是因为“历史遗迹最大的功能之一便是透过建构集体记忆，让不同社群的人产生某种联系共识，进而形成某种集体认同”，孰能说自己孑然一身，不曾拥护过任何一类的集体记忆？
您可别以为，这种历史记忆不算什么，只是一群人提出来讨论讨论而已。错了！要知道“历史记忆在国家的形成过程里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正因为，我们都处在一个逐渐让自己变得无知、无感、无力的社会中，所以很多能揭露事件背后的历史深意的化史符码相形之下，重要到让人无法估量与想像。拥有了这些历史记忆，不至于让我们成为无根之人，更能让我们从中学习经验，获取新知。倘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历史记忆中沉淀、反思、进步，或许，未来就不会再发生如此惨烈的悲剧了。
参考资料
人权之路编辑小组撰文《人权之路：台湾民主人权回顾.2008新版》（台北：陈文成基金会，2008）
江荣森整理编辑《二二八事件官方档案VS民间资料整理辑录（嘉义地区）》
邱贵芬《后殖民及其外》（台北：麦田，2003）
二二八事件（维基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