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如此怀念民国(上)(组图)

2018-03-17 21:43 作者: 露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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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邓超孙俪拍摄的民国风全家福(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8年3月17日讯】近日偶听周璇的歌曲《月圆花好》,周璇嗓音独特,清脆悦耳,民国和民国人的气息扑面而来。感慨周璇短促人生,但又觉得她幸而病逝于1957年。众所周知,即使没有被疾病夺去生命,她也定然在已经来临的、惊涛骇浪的政治风暴中死于非命。这样想来,周璇如果留在香港便罢,回国以她天真单纯个性,在后来时局难逃劫难,如同她的挚友赵丹之死。那是那时代文化知识界无法躲避的宿命。

我有民国情结。本是现时代女子,却有浓厚的民国情结,不外乎来自书籍影视和家世渊源背景的影响。

周旋
周旋(网络图片)

民国是什么?

民国是早已逝去的、令人怅惘的过去?是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生活流离的岁月?是书生意气风发、自由作为、乱世英雄的年代?是思想空前解放、可以个人结社办报、新闻自由、大学独立、教育自主的时期?是大师辈出、新旧文化交汇、人文学术思想空前繁荣的伟大年月?是国民政府领导“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经过艰苦卓绝八年抗战,取得民族解放胜利的非凡史诗?是国共两党你死我活斗争,数以千万生灵涂炭、自相残杀,中华民族惨烈分裂的悲剧时代?是的,那是民国。

民国是人杰辈出的年代

民国有新文化运动开启的自由民主科学的启蒙,新旧思想激烈交集震荡,文化科学活泼生机,中华文明绚丽多彩,大师辈出人杰地灵。

有百折不挠推翻满清皇朝孙中山,粪土当年万户侯青年毛泽东,高举五四大旗组建中共政党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北伐统一中国的政治领袖蒋中正,批判传统文化文学家周树人,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蔡元培,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国学大师章太炎,新儒学先驱梁漱溟,学贯中西史学家大师陈寅格,新月诗人徐志摩,不偏不倚中流砥柱新文化开山宗师胡适之,语言文学家林语堂,铮铮铁骨经济学家马寅初,教育学家清华校长梅贻琦,气象学家浙大校长竺可桢,南开之父张伯苓,散文家翻译家梁实秋,新史学开山鼻祖王国维,文学作家沈从文、北大学者史学家傅斯年,政论家报人张东荪,宪政之父张君劢,地质学者丁文江,物理学家叶企孙、周培源,电机学家萨本栋等等巨匠大师在民国天空熠熠生辉。

大师们身具学问,胸怀抱负,铁骨铮铮,气势磅礴。

人称“大炮”的北大学者傅斯年可以傲然说,“教授做官全是大粪堆上插一朵花”,“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先后炮轰行政院长孔祥熙、财政部长宋子文并致其下台。

安徽大学校长文史大师刘文典可以和来校视察的蒋介石当面拍桌互骂对方“军阀”、“学阀”。可以公开称:“大学不是衙门,无需向权贵献媚”。

《大公报》张季鸾办报纸可以“四不”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北大校长蒋梦麟可以喊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

胡适可以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试问今日中国有哪一所大学的校长教授有这样的脊梁骨?!

不止大师们有脊骨,堂堂正正,敢做敢当,就民国市井百姓也有风骨。1935年蒋介石到四川成都,刘文辉备宴“姑姑筵”餐馆,蒋甚喜餐馆菜肴,欲再来此就餐。平民店主黄敬临曰:餐馆规则须提前三日预订。蒋只得遵从。如此风骨,好一个成都“姑姑筵”店主黄敬临!

观今日,我们没有脊梁柱,有的只是媚骨,媚权、媚钱,为权利和金钱无底线。我们的表现常态只是察言观色、阿谀奉承、诺诺唯唯和明哲保身。中华大地既无风骨学者大师,更无为民众利益鼓而呼的政治家。我们的国民性格即奴才性格,和与之衍生的“强人崇拜”与“圣君情结”。官场从上至下趋炎附势、歌功颂德、见风使舵、见义忘利。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主的思想,更没有批判的精神。几千年封建极权统治的压制和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禁锢以及道德传统的破坏沦丧,加剧了我们国民的劣根性。

民国
高云翔董璇夫妇拍摄的民国风全家福(网络图片)

民国的自由与民主

民国有着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自由与民主,尽管官方新闻管制从未中断,查封停刊不断发生,但南京政府治下的民国依旧有着今日社会难以企及的新闻自由和舆论空间,《申报》、《新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大公报》、《观察》周刊、《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联合晚报》、《民报》、《新闻报》等难以计数的报刊杂志的可以抨击时政、可以自主政见。可以标题“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国军私有,民治沦完”、“党祸”、“呜呼领袖欲之罪恶”、“蒋介石之人生观”等等抨击政府、政党、领袖之文章。

这是因为民国有着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天坛宪法”的以立法形式确立对政府权利的限制,建立独立、公开的司法审批原则。至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则更明定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保障,确定五权分立政体和地方自治制度。

所以我们感慨何以民国会有如此之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知识分子?那是民国所处革故鼎新的时代里,开放和自由是民国整个社会的环境氛围。这是大师养成的必要的社会条件。钱学森晚年对前来探望的中共总理温家宝感慨,“为什么1949年之后中国培养不出世界级的大师?”答案其实很简单,1949年之后的中国体制不可能培养出“具有独立人格和批判思想、成就非凡、影响社会的学者大师”。即便个别领域出色的领军者也不过是专家,不是大师。

民国礼遇人才

民国是知识分子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建立之初即礼遇人才。即使是战乱纷扰的北洋时代,知识分子收入也相当可观。大学教师薪酬分4等12级,从600元至100元。毛泽东担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月薪8元已经足够养活自己。知识分子在经济上无后顾之忧,学术研究就是第二生命,教育科研学术自然会有质的飞跃。1927年成立的南京政府比北洋政府更重视教育,1928年即颁布大、中、小学教育法规,从法律上保障各级教育制度包括教职工薪酬的有序执行。中学教师薪水160至70元,小学教师40至20元。同时期民国县长薪水是20元。这里补充说明,周树人在北京购买阜成门小四合院时花费800元,连同修缮费用不超过1000元。可知民国教师薪水之优渥吧。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以蔡元培担任首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下设“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集中了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济等学者,对中国历史、语言等方面的研究做出卓越贡献,是政府的远见之举。1927年至1937年抗战前10年可谓是民国知识分子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

民国重视教育

1937年之后中国进入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从中央到地方,财政经济极度紧张,但对教育依旧倾力重视。1938年陈立夫任教育部长,主持了大规模的大学内迁。战前108所高校内迁了94所。当时舆论认为抗战时期财政应当完全投入抗日战场之需,但国民政府在1939年3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依旧提出:“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丢却基本”观点,制定《战时各级教育方针纲要》,规范战时混乱的教育秩序。

重视教育不是口头宣传,而是实实在在的举措。比如战时大专院校学生享有暂缓服兵役权利。大片国土沦陷,政府税收丧失,严重财政赤字,国民政府仍然给予教育财政支持:1938年教育部颁发《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1940年再颁《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用贷金制度支持迁移到大后方的大中学生继续求学。贷金制度为中国抗战后方12万以上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提供保障,事实上这些贷金后来都未偿还。1946年民国政府颁布《教育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市、县不得少于其总预算35%”。同时把贷金制改为公费制,6-12岁儿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纳学费,贫困者,由政府供应书籍。已逾学龄未受基本教育者,一律受补习教育,免纳学费,书籍亦由政府供给。至此国民政府已经为教育彻底兜底。

民国办学自由

民国政府不干涉大学办学,大学实行的是“教育独立,自主办学”制度,“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如北大)和“教授治校”(如清华)成为民国普遍的大学管理模式。这种制式下的各所大学发展迅速,清华、北大,南京中央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协和、中山大学、交大、圣约翰、浙大、燕京、金陵、北洋、东吴、厦大等大学都发展成为当时名校。1937年教员才200人的北大、清华、燕京和规模较大的南京大学,大学排名已经跃居世界百强大学之列。至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民国的大学教育已发展至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的顶峰。

在“教育独立,自主办学”制度下,大学“校长”不是官职,不对政府负责,只对学生负责,是学术研究的组织者。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是校长实施教育理念的职责。北大的蔡元培、蒋梦麟,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柏苓,四川大学的任鸿隽,浙大的竺可桢,青岛大学的杨振声等校长用培养“通才教育”的教育理念奠定民国大学教育的基础,实现了“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通才教育,文体并重”核心理念。高校拥有最大限度的办学自主权,为人才培养和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最大限度的宽松环境。在这样的条件下,民国怎么不出现中国教育的颠峰高校“西南联大”?!教育机构里又怎么不出现如此多“灿若星辰”的巨匠大师?!

民国报刊独立

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还表现在“文人办报”和“文人论政”。从清末康有为、严复、王韬、梁启超、汪康年起,学者文人就通过办报宣传思想、传递信息,启迪民智、助弱扶贫,担当起改造国民落后性的使命。到五四之后胡适、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成舍我、王芸生、陈铭德、储安平、徐铸成等学者报人通过“独立言论”、“笔墨文章”达到“监督政府”、“引导国民”目的。当时知识界的共识是:报刊乃天下公器,不以言论作交易。代表性的政论报刊《大公报》、《独立评论》、《观察》都凸显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政论报刊的社会担当。

1926年张季鸾复刊《大公报》,宣布“四不”原则,其中“不卖”即是经济独立,不接受任何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其复刊资本仅有五万元,张季鸾和同仁们原本打算赔光本钱即关闭,不料,《大公报》因读者喜爱而经营状况甚佳,一直出刊至1949年。

《独立评论》是由胡适为主的12名学者成员捐款创办,即每月抽出固定收入百分之五作为办刊费用,后来刊物发行良好,成员捐款减至2.5%,一年多后,已不需要成员捐款。胡适在创刊号上发表《宪政问题》:“我们不相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因为只有站在法律立场上来谋求民权之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之路。”

1946年储安平创办《观察》,以征股形式向学者筹储资金,坚拒任何政治献金。检索股东名单,都是学者文人匀出生活费辟一处自己说话的地方。彼时物价飞涨,学者生活也无保障,但还是需要有说话的空间,《观察》籍此创办。《观察》办刊宗旨:“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充满了立宪精神,饱含知识分子对国家对社会的热爱之情。

文人办报,撰稿人多是社会精英。“借报立言”,宣传主张,针砭时弊,实现“干政而不执政”,以舆论推动变革,表现了民国知识分子儒家传统文化“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明道救世”情怀。这和今天被完全控制、只能看上面眼色采播新闻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中国媒体真是恍如隔世、令人感叹!而民国报人办报坚拒政府“政治资金”更是怎样道德坚守和轻财重义,即使今天海外华人个体办报大多数都无法抗拒的中国政府以中侨办名义资金赞助,我们怎能不景仰民国知识分子的“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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