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周恩来如此的关注过问，“一打三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开展起来，各地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捕人和处决浪潮。（网络图片）
中共中央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是1970年1月30日发出的，但中央内部及相关部门的酝酿准备要早一些，北京市早在中央文件发出之前就已经动手执行了。
中共搞政治运动以至经济活动，向来喜欢搞“样板”、作示范，比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以至文艺上的“样板戏”等。周恩来搞“打击反革命”运动，也不例外，运动发动之初，就为各省、市、自治区树立起一个“样板”，这就是北京市。
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发出三天前的1970年1月27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已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一个号称10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包括“文革思想者”马正秀、王佩英在内的19人。而此前的1月9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就以《通知》名义向各单位下发了包括遇罗克在内的20人“处决名单”。也就是说，早在1970年1月初，在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正式出台前大约一个月（拟定名单到印发《通知》起码得有几天时间），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已经在着手“打击反革命”，并拟定了第一批处决名单。
明眼人不难看出这里面有个很值得史家重视的“时间差”。也就是在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正式下发前，北京市有关机构实际上已经在开始行动。换句话说，毛泽东本人尚未审阅并作批示，周恩来主导或授意下已经在具体实施（这么大的决策不可能是谢富治或是比他级别更低的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副主任刘传新能够作主的）。这明显就有点“先斩后奏”的味道。这也是10年文革中少见的，中共重大政治运动出现了毛泽东本人尚未批示，周恩来主持下的中央就已经实际上在着手实施的情况。
北京第一次“公判大会”处决后，不到半个月的2月11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发出当年第二份类似《通知》，公布了包括“北大才子”顾文选、沈元，以及张郎郎、闻佳等在内的55人“罪行”名单。之后的3月5日，这份名单中的顾文选等18人，加上遇罗克共19人，同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北京市公法军管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同一天，闻佳被北京市西城区公法军管会判处有期徒刑20年（北京西城区公法军管会[70]刑字第10号判决书。其他区县情况不详）。遇罗克被处决的3月5日这天，北京市区（县）在同时行动开“公判大会”（起码西城区如此），是在落实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关于“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以达到“人心大快，敌人震慑”的效果。
一个多月后的4月18日，这份名单上的“北大才子”沈元等一批人被处决。（余杰《死于文革的青年史学家沈元》）
不到三个月时间，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就如此高密度，强态势地开展宣判处决行动，显然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要以北京市作为全国“打击反革命运动”的“样板”，给各省、市、自治区当局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做出示范，以促进全国此项政治运动的开展。
有中央如此严厉而具体的指示，有周恩来如此的关注过问，有首都北京如此的“样板”示范和带动，声势浩大，规模和范围空前的“一打三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开展起来，各地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捕人和处决浪潮。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全国动得比较早也跟得很坚决的是许世友坐镇的江苏省及南京市。1970年2月12日，南京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查金华等人。查是著名“文革思想者”之一。杨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说：
查金华是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头一个被枪毙的人，仅仅因为他自己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小组，用马列的观点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一点怀疑，于是这个认真的年轻人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第126页，朝华出版社，1993年1月）。
为强化运动声势，江苏省革委会机关报《新华日报》，破例于当天出了“下午版”，在报导公判大会实况同时，发表“大号黑体字”排印的极带杀气的社论《坚决镇压反革命》。不料，此举引来“反弹”，引出著名的南京“2．12反革命案件”，致使更多的“文革思想者”被处决。
查金华被处决及预示大恐怖开始的《新华日报》“2．12”社论，引起一些民众尤其与查金华一样具有点独立意识的年轻人的不满乃至愤怒，并以行动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反抗。南京市8中已下乡苏北的高中生陈卓然及安姓同学，当天用剪刀剪下社论上的一些字，用这些字再组成表达不满抗议的类似“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等60多条“标语”贴于纸上，于夜间张贴于南京主要街道。
标语出现，轰动南京，省市公安机关忙成一团，作要案侦查。“排查几乎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尤其是回城知识青年。”两个月后，因某位知情者告密而案破。时年仅20岁的南京8中学生陈卓然于1970年4月28日在五台山体育场万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同时被处决另有10余人。同案的安姓同学判刑15年。（以上见《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1970年3月19日，“文革思想者”张坤豪等在河北省保定市“三皇庙”体育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张2月25日被捕，从逮捕到处决仅22天）。
1970年4月14日，同是“文革思想者”的毛应星等，在甘肃被处决。49岁的女教师毛应星，其兄毛应斗曾就职于著名的西南联大图书馆，与时在联大附中任教的诺奖获得者杨振宁是挚友，二人同住一屋。其间，曾参加西南联大组织的假期旅行活动，与扬振宁等一起受到过地方军政首脑接待并合影。毛又喜欢集邮、收藏有一些国家领导人肖像邮票。毛应斗后来与杨振宁、李政道一同赴美留学。赴美前，曾将自己部分私人物品（包括照片和邮票）交妹妹毛应星保管。没想到这些照片和邮票竟成了文革中将妹妹送上断头台的“罪证”之一。
毛应星1969年7月1日被判刑5年，关押于甘肃省第四监狱，其在狱中对文革现实及中国革命等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写下30多万字笔记。“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后，对其“罪行”的认定升级，甘肃省革委会4月3日讨论该案时，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表态说：“杀！很坏，家庭是反动家庭。”（指其兄毛应斗在海外，其丈夫李如璋文革中亦判刑12年）。6天后的4月9日，当局派人于狱中向毛应星宣布死刑判决。4月14日押赴刑场处决前，上午9时，有关人员与之在监室中有这样一段颇意味深长的对话：“今天将要执行，你有什么话要说？”毛答：“我没有说的话，我认为我的问题只有到中央才能解决。这个执行如果是中央指示，我没有意见。”可悲可叹的是，毛应星至死恐怕都不曾想到，致她于死命的这个运动恰恰是来自中央！这正是文革中许多人难以逃脱的“误区”之一，认为所有的“坏事”都是在中央不知情、被蒙蔽的情况下，地方上搞出来的。而不管毛泽东代表的中央，还是周恩来实际主持的中央，始终是“英明、伟大、正确”的。
5月8日，“文革思想者”，24岁的女知青丁祖晓被处决。
5月30日，“文革思想者”忻元华等，在新疆被处决。……
总之，全国各地都紧跟在北京市之后，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地展开宣判处决“反革命”行动，惟恐落后或开展不力。
那么，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到底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已故的文革学者王年一先生在《大动乱的年代》中提供了相关数据：“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3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不过，海外文革学者王友琴女士认为，从运动中各地都大批枪毙人的密度来看，全国被枪毙的人的数字不可能只是数千。”据王锐先生推测，实际处决人数可能达数万人之多。难怪连毛泽东当时都说一打三反“杀人过多”。
根据王锐《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整理编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