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流行民国风的全家福（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8年3月17日讯】民国在大陆的短暂历史
当然，民国在大陆的历史不过短短38年，她并不是国泰民安、风花雪月。前15年是北京北洋政府治下，后23年方为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政治上暂行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定临时宪法《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外交上通过外交途径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建立联省公路和粤汉、浙赣、陇海等铁路干线。建设分布广泛的通讯设施。改革银行，统一币制，扩大工业农业发展，使工业增长率达到7.7%以上。积极立法，促进刑法现代化。改善民生生活，提高国家教育学术文化水平。尽管期间国民政府还在为政治上统一中国而进行着中原大战（1930年5月至11月）和在赣西南山区的进行剿灭共产党的五次区域战争，但整个国家的内政外交都在快速地、良性地向前发展，因此1927年至1937年被誉为“黄金十年”。而国民政府真实而有效地进行国家建设其实也仅这“黄金十年”。
随后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正式爆发，中国的各项建设被迫中断。此前，由于中日两国国力悬殊巨大，政府一再推迟与日方全面的正面冲突，为的是中国建设发展需要再多些时日、再多做些准备。可惜，1937年中国被迫进入持续八年的、几乎导致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抗日战争。1945年抗战胜利，至1946年短暂的和平不过一年多，国共两党为争夺中国统治权随即再次陷入内战。至1949年国民政府兵败退守台湾。
民国没有消亡
至此，民国在大陆地区渐渐远去。她消失在中国大陆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中。在中国她甚至还没来得及开始国家政体模式的试验摸索（1948年刚开始进行宪政），还未有充足的时间和条件发展民族工业，还没来得及进行温和的收买土地政策，解决农民土地需求，更别提实现正常国家的军队国家化，所有的目标、问题和积弊尚未开展、未能实施和还未解决，民国就已经被迫仓促在中国大陆降下帷幕。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国的遗恨，也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错失施行民主宪政的良机。
当然，民国并没有消亡，民国在台湾留存下来，并逐步实现了她在大陆未竟的事业。
台湾开始民选
民国政府在退守台湾后，首先痛定思痛地整党，清除派别，重新整顿各级国民党组织。第二，整顿军务，彻底整编军队，建立军队政工、军校制度，显著提高军队纪律、战斗力和军人福利。第三，在政治上施行威权统治，实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戒严令》，冻结宪政体制。
同时从1951年起，国民政府开始逐步实现地方自治，省、县、市议员和省、县、市长实施民选，在地方试行民主选举。第四，主持进行非常成功的土地改革，以“三七五减租”和“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的和平土改方式（而不是同时期中国大陆的暴力镇压强行消灭地主，夺取土地，再用农业合作化把土地从农民手中收走），民国政府做到了农民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耕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稳定了农业发展。同时，政府成功的土地改革也使参与土改的地主转型投入国家工业建设，以农业培植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带动了台湾民营企业和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为后来形成加工出口导向产业模式和台湾经济腾飞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奠定基础。
走上民主宪政之路
而与此同时，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面临着几乎没有间断的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整肃着整个中国社会，到1966年更是发动了登峰造极的、历时十年的、全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华传统文化遭到空前毁灭性的摧毁，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候，在台湾的蒋介石看到了对岸举国上下掀起的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彻底破坏，针对于此，民国政府在台湾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在台湾得以完好保存。所以，大陆作家韩寒到台湾后感言:“我们失去的，他们都留下了”。
后来的民国就众所周知了，1987年放开“党禁”，再取消《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民国在台湾逐步走上民主宪政之路，终于实现了民主和法制，也实现了军队的国家化。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宪政梦终于能在中国的台湾实现，这让中华儿女备感欣慰，尽管这迟来的宪政仅在中国的台湾实现，尽管今天台湾政坛还有各种弊端和问题，但这是台湾从专制转向民主的初长期，她需要时间和历练才能达到西方宪政的成熟。这些不复赘言。
家族先辈的历史
我个人对民国史很感兴趣，这其中还有家族先辈的历史渊源。我从未谋面的外祖父郭新香、外祖母陈锡圭的人生足迹就常令我蹉叹不已。外祖父的父亲曾外祖父出身贫寒，据说年少兄弟分家时分到的家产仅是两根半锄头。曾外祖父就凭借着勤力、节俭、脑筋灵活的本质，给富人种地，想方设法提高收成，克己克俭地积累财产，再利用农闲时间做些小买卖，日子渐渐殷实起来，后来置下不少田产、盖宅、、经商、娶妻，家境日渐好转。
外祖父在已经富裕的家庭出生成长，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毕业于福建省立福州师范学校，后就职于家乡闽清县教育科任学监。外祖母出身于家境富裕的基督教家庭，其父是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神学院的职业牧师，同时在古田、闽清两地任教职。年轻的外祖母受到良好教育，毕业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受教会委任，至闽清县一所教会小学任校长。两个年轻人因工作机会相互认识、自由恋爱，后按新式婚礼举办了西式的结婚典礼。
婚后，外祖父调任闽清县金沙乡中心小学任校长。抗战爆发，民族陷于水火，国家置于危难，怀抱抗日救国意念的年轻的外祖父弃教从政，参加国民政府的“抗日军政干部培训班”，从此在仕途上任重道远。毕业后先后任职永泰县教育科长（即教育局长）、绍安县教育科长、连城县教育科长，将乐县田粮处副处长、古田县田粮处处长，古田县县长。受过教育的职业女性的外祖母一边随着丈夫各地任职搬迁，一边尽可能地在当地学校任教，实践着自己教书育人的人生理想。抗战胜利后，外祖父调任长乐县田粮处处长，后任长乐县县长。
1949年，已经卸职定居福州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人生抉择。同事同僚亲朋好友本能地劝说去台湾，既曾是民国政府职员，理应随同政府去台。再不济，暂去香港也可。外祖父毕竟是深浸传统文化的文人，踌躇再三，还是故土难离。他以为自己虽任职过民国长乐县县长，但从政以来清白坦荡为民，新政权不会错冤黑白。所以他选择留在福州。
50年代初期，外祖父被推荐参加政协，但后来土改、三反、五反等不间断的政治风暴旋即接踵而来，他和家人的福州房产没收了，被强行驱赶迁回闽清县农村故居。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外祖母回乡前担忧地问外祖父，“回故居后怎么生活？”“我们可以从事本行教书”，外祖父故作轻松回答。但故乡也早不是原来的故乡了，回乡之后未曾预料的更大的苦难正等待着他们。乡下房产已被他人占住，只留下两三间房屋为回乡的他们一家蛰居。外祖父母在农村学校里再次开始教书生涯。不久，书也不能教了。在受到极度难忍的屈辱对待后，温文尔雅但血性刚烈、傲骨绝尘、宁折不弯“士”之精神的外祖父，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弃世而去。去世时这位曾经的民国县长年仅四十余岁。同样年轻的外祖母也在两年后含恨病逝。留下的最小的孩子年仅两岁。这是祖辈的民国经历。
民族的精神和信仰
其实，外祖父母人生最后的苦难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没有随旧政权离去，而选择留下来的中国人的时代悲剧的缩影，在那时期中国大地上比比皆是。我景仰我的外祖父母，他们身上留存着民国时代人特有的气节、当担、自尊和傲骨，那是血性民国的精气神！
统治的车轮可以将个人命运吸纳卷入，并碾入其中，隆隆向前。那些留下来的在大陆动乱年代的民国知识分子，肉体虽被消灭，但柔弱的身躯迸发出来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风骨和气度让专制、让独裁、让极权、让暴力的社会背景在那个年代都显得暗淡无光。
民国并非盛世，她也弊窦丛生，但今天的我们如此地缅怀民国，不是民国是理想完美的，也不是已在新政权下成长的我们渴望回到民国。而是我们在寻找，寻找我们曾经拥有而后来失去的传承――信仰与道德，精神与风骨，自由与民主，批判和继承，宽容与尊重，科学与实证，人权与法制，职责与使命，道义和担当。失去这些，今天的我们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我们可以全民拜金，道德无底线沦丧，可以人人自危，尔虞我诈，自私自利，奉行享乐。这样的我们别说“强国梦”，整个国家的国民“人格”都是病态扭曲的，何谈“强国”？
没有一种怀念是无缘由的，遗失的和丢弃的都已然留在了1949。拨开不算久远的岁月迷雾，我们知道历史可以被原谅，但不会被遗忘，因为遗留在民国的我们民族的精神和信仰，是我们心中永不消弥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