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座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网络图片）
上个世纪90年代，关于林彪之死，无论国内国外，种种传言扑朔迷离。1994年，两位西方年轻记者彼得．汉纳姆和苏珊．劳伦斯独辟蹊径，锲而不舍地走访于蒙古、俄罗斯、美国、台湾、香港等地，历时半年，往返数万公里，终于靠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揭开了一个亚洲当代史之谜——林彪之死内幕。
调查纪实刊登在当年夏天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上，调查结果轰动了国际新闻界和史学界，许多国家的媒体对此进行了转载和评述。
调查纪实发表的时候，彼得和苏珊还在北京工作。我曾为此多次采访彼得，采访中我对他严谨的工作态度印象颇深。彼得谙熟中文，对我的文章所涉及的全部事实进行了字斟句酌的推敲。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涉及文革、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林彪的纪实文学对林彪坠机温都尔汗事件往往语焉不详。所以我决定把彼得和苏珊的调查过程写出来，以飨读者。
白克矿区：飞机残骸和9座空坟
1993年5月，分别担任澳大利亚广播电台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驻北京记者的彼得和苏珊飞到蒙古。他们租了一辆苏制吉普，和翻译一起离开乌兰巴托，向东驶去。每当遇到一个骑马的人，他们就上前问路。途经温都尔汗的时候有人指点，距该市70公里处有一个叫做白克的矿区，据说1971年9月曾有一架飞机在矿区附近坠毁。
彼得说：“如果不经人指点，我无论如何不会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震惊世界的事情，这里只是一片戈壁，有一些起伏的小丘，和我们在路上看到的景致没有什么两样。矿长的司机告诉我，尽管20多年过去了，一些散落的飞机残片已经被附近的居民拣去，但是飞机残骸的主体被拖到矿区以后，一直与风沙和野狼为伴，直到1990年，几个中国商人来到这里，矿区把飞机残骸作为废金属卖给了他们。”
尽管如此，彼得和苏珊仍然不虚此行。在白克矿区，他们找到了12片支离破碎的飞机残片，最大的残片是机身的一部分，有两英尺长，据此可以确认这里的确曾有飞机坠毁。
相比之下，找到空难遇难者的坟墓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的坟前没有墓碑，甚至没有任何标记。因为年代久远，这些坟墓间杂草丛生。后来彼得才知道，这里的9座坟茔只是空坟。“当时，我并不认为林彪在这批丧生者中间。”彼得说。
在调查中，彼得和苏珊获悉，蒙古方面的调查组曾就此事作了正式报告，但这个报告属于机密，到2008年才能解密。不过接触过这个报告的人士说，报告里没有提到林彪，只谈到一架中国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丧生。在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看过之后，这些尸体被就地掩埋。蒙古方面还是事后从国外的报导中才知道林彪从中国出逃的事。
一名被调查者告诉彼得，他对林彪在这架飞机上的说法表示怀疑。当年他在蒙古外交部担任英语翻译，一天深夜，他被陌生人的电话叫起，10分钟后一辆汽车将他带到了安全部，关在一间小屋里。有人给他一张印着英文的纸片，让他立即翻译成蒙古语。看着纸片，他十分惶恐——这是一张避孕药的说明书，上面写着药效和服用方法。看过译文，安全部的人笑了。事后他们告诉他，避孕药被放在那个女人的口袋里。
彼得明白他的意思，按常识推算，叶群已经过了使用避孕药的年龄——这个女人很可能不是叶群，那么林彪是否在飞机上也就存在很大的疑问。
温都尔汗克格勃带走两个头骨
在蒙古能找到的地方，彼得和苏珊都找遍了，但真相依然没有浮出水面。这时，彼得有了新的想法：谜底在苏联人手里。
飞机坠毁的当天，苏联人就立即赶到现场，这是一个主要由军人和飞机专家组成的调查组。他们负责了解飞机坠落的原因，但似乎对这架英制“三叉戟”更感兴趣，他们把3台劳斯莱斯发动机中尚完好的一台运回苏联，而对几具尸体不屑一顾。
有传闻说，苏联人几周后又秘密回到这里，并且挖出尸体进行检查。彼得非常幸运地找到参与其事的少数几个蒙古人之一——一位病理学家。这位专家提供了很大帮助，确认了此次秘密行动是克格勃所为，使调查有了新的进展。
后来彼得和苏珊获悉，尽管当时中国封锁了消息，但苏联官方根据驻华使馆提供的情况，开始关注这架飞机。苏联人觉得应该再去现场看一下，于是由克格勃组成调查组，在飞机坠毁5周后来到温都尔汗。由于天气干燥寒冷，飞机坠毁时被烧焦的尸体尚未过度腐烂，在蒙古专家的协助下，他们首先排除了机上乘客在坠机前已经死亡的可能，因为尸体上的所有伤痕都是因飞机坠毁造成的。
接下来需要确认死者的身份。苏联人带来了4只大箱子，其中有38位中国高层人士的资料，这些人在1971年9月13日后都未曾在公开场合露面。由于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死者身份的确认工作进展得十分艰难。于是苏联人就割下那个女人和那个岁数最大的男人的头颅，将头骨装箱带回苏联。
后来，中国宣布林彪死于温都尔汗坠机事件。许多年后，这位蒙古病理学家曾问过当时在场的一位苏联同行，林彪是否在这些死者中间？但是苏联同行拒绝回答。
彼得找到一张旧照片，是当时苏联调查人员和蒙古官员在聚餐时的合影。人们指给他看，照片中一位苏联人来自莫斯科第三医院，叫托米林，是调查中主要的病理学家。
彼得想，只有找到托米林，才能确定林彪是否在这架飞机上。于是，他打点行李，用稿费买了一张到莫斯科的飞机票。当时，调查的成败就维系在这张已经泛黄的照片上。
莫斯科知情者拒绝提供情况
凭一张照片，一个名字，在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中寻找一个人，真如大海捞针，尤其当彼得得知莫斯科第三医院已经撤销的时候。但他并没有放弃努力，“当时我觉得还有线索可寻。我拿来照片，找遍了莫斯科的大小病理实验室，终于有人认出了托米林，给了我一个电话。”
托米林对彼得很友好，但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告诉彼得，自己和克格勃有协议，不得泄露调查结果。尽管克格勃如今已不复存在，但仍要经过克格勃的后继机构批准才能把秘密公开。
彼得费了很大周折，才弄清楚取代克格勃的两个新机构的分工。他送去了采访申请。但这些机构的工作效率很低，加之正值盛夏，官员们大多到郊外渡假，彼得无功而返。这是整个调查经历中最令人沮丧的日子，眼看签证就要到期，钱也花得差不多了，而采访申请依然没有结果。
好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了解到彼得和苏珊调查工作的重要性，愿意资助部分费用。彼得便决定利用等候采访申请批准的这段时间前往美国，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调查。
纽约林彪准儿媳细说“9．13”之夜
彼得采访了美国外交界、情报界、新闻界诸多人士和许多学者，但是仍然没有新的进展。
后来，有朋友告诉彼得，林彪之子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就在纽约，她是少数几个最后见到林彪的人之一。张宁告诉彼得，在北戴河的最后一晚，虽然她吃了安眠药睡着了，没有亲眼看到林彪、叶群登上飞机，但她确信林彪就在飞机上。
彼得突然问张宁，叶群是不是到了绝经期。张宁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她想了想，很肯定地说叶群当时确实还有生育能力。她回忆说，在北戴河，林彪因获知毛泽东在巡视南方时的秘密讲话而坐卧不安。有一天，他很反常地去了叶群的卧室。次日，叶群着急地去找大夫，问是否可能因此怀孕，大夫作了检查，才让她放了心。
于是，彼得告诉张宁，在坠机现场的女尸口袋里发现了避孕药，并道出他的疑问：叶群会不会经常服用避孕药？
张宁说，不大可能，因为她非常爱惜身体，会害怕避孕药的副作用。但林立果有时带着避孕药，也许他把避孕药塞进叶群的口袋里。
张宁用平稳的语调诉说了1971年9月12日最后几个小时发生在林彪别墅的事情。
那天，一家人正在看电影，林彪吃了安眠药，进房睡了。林立果突然回来，把叶群叫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密谈。随后，叶群向大家宣布，作好准备，明早7点乘飞机去广州。与叶群一直不和的林彪之女林豆豆急忙去给警卫部队打电话，给北京报信。11点，周恩来打来电话询问，叶群在电话里谈了10多分钟，显得很慌乱。放下电话后，她改变了决定，要求大家立即出发。林豆豆拒绝离开；林立果没有去叫正要蒙入睡的张宁，而是带上几名亲信，和叶群一起把还没清醒过来的林彪架上汽车，驱车向山海关机场冲去。
叶群的司机事后告诉张宁，仓皇中，林彪等人是顺着从飞机上抛下来的软梯爬上去的。林彪很虚弱，下面有人把他扛在肩膀上，上面叶群用力拽他，才登上飞机。
飞机最初向东南方向飞去。20分钟后又折回来，在机场上盘旋几周，然后向北飞去。而彼得在蒙古和俄罗斯时，都曾有人告诉他，失事的飞机最初进入蒙古境内，一直向北飞到苏蒙边界，却又折回向南飞了200公里，然后在温都尔汗坠毁。彼得说，这其中的缘由始终不能破解。
重返莫斯科：揭开旷世之迷
彼得重新获得了俄罗斯的签证，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他惊喜地获悉，托米林已获准向他透露22年前的调查结果。
在办公室，除了托米林，彼得还见到了一个身材魁伟的俄罗斯人。他叫扎格沃斯金，是原克格勃官员，也是调查那次飞机坠毁事件的负责人。
扎格沃斯金直截了当地说：“20多年来，全世界只有4个人知道这件事的调查结果——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当时克格勃的负责人）、我和托米林。今天，我们将把这个调查结果透露给你。”“林彪和他的夫人叶群确实在飞机上，并且因飞机坠毁而丧生。”扎格沃斯金肯定地说。
“你们如何证实这个结论？”彼得问。
托米林拿出一包令人感到恐怖的照片和资料，其中有几张从多个角度拍摄的头骨照片。“这正是林彪的头骨，”托米林说。林彪的头部在战争中受过伤，位置正好和头骨上的伤痕位置吻合。
林彪在指挥八路军对日军的一次战役中负伤后，曾于1938年到1941年在苏联治病。苏联人保存着林彪包括牙科记录在内的详细病历。有关林彪的牙科记录也与头骨的实际情况丝毫不差。
托米林告诉彼得，耳垂如同指纹，是鉴定身份的重要依据。他们从现场割下了那具女尸的一只耳朵。“我可以通过耳垂形状独立下结论，或是仅凭对照牙科的记录进行辨认，也可以通过头颅的伤痕辨别。这三个方面的对比都能得出可靠的结论——我们在蒙古温都尔汗拿到的的确是林彪和叶群本人的头骨。”
“我们另一个鉴定方向，是用头骨对照了林彪生前的照片，”扎格沃斯金说，“克格勃的资料里有一张俯拍的林彪的免冠照片，这是很难得的。照片清楚地显示了林彪头部的伤痕。我们还把头骨照片和林彪的一些照片叠放，看到两者的轮廓完全重合。”
克格勃的鉴定工作做得一丝不苟。在林彪的病历中，有他患过肺结核的记录，为了万无一失，调查组重返蒙古。那时戈壁上已是北风怒号，天寒地冻。他们挖出了尸体，在右肺部确实摸到了钙化的硬块。此后，蒙古人把这些残缺的尸体火化，用木柴和煤油把尸体烧了很长时间，然后把骨灰放在布袋里交给中国。
彼得问起飞机的黑匣子，他们说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这是一个还有待后人揭开的谜。
他们向彼得证实，林彪和叶群的头骨至今还保存在俄罗斯，在前克格勃的数据库里。没有鉴定过林立果的尸体，克格勃对他完全没有兴趣，苏联并没有把林彪在这架飞机上的调查结果通知蒙古方面。
彼得在我采访结束时平静地说：“半年的调查，终于找到了林彪之死历史悬案的谜底，尽管它的许多细节出乎我们的预料。”
作为一个中国记者，我由衷钦佩彼得和苏珊追求历史真相一丝不苟的态度和出色的调查技巧。他们的工作为中国当代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旁证，也为调查报告的撰写树立了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