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批飛機是當年毛澤東贈送給朝鮮的，現在飛機到了大修的時候，中方當然需要負責維修。（網絡圖片）
編者按：2018年3月，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突然秘訪中國。這是否意味中朝關係出現解凍？朝鮮過去一直積極發展核武，直到今年2月韓國平昌冬奧會期間突然釋放和平信息。分析認為，這標誌著朝鮮核戰略的重大轉折。但也有專家指出，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與金正恩的會面顯示，中國在朝鮮核問題上已被邊緣化的看法存在誤解。事實上，近70年的歷史證明，中國與朝鮮的關係從來都是起起伏伏，充滿著變數。
1985年初的一天，朝鮮開國領導人金日成派人將一批米格戰鬥機運送到遼寧的瀋陽飛機製造廠，希望中方無償維修。朝方的理由是，這批飛機是當年毛澤東贈送給朝鮮的，現在飛機到了大修的時候，中方當然需要負責維修。
瀋志華（國際冷戰史專家、華東師範大學歷史教授）：「結果送到瀋陽，瀋陽說修可以，拿錢，因為修得有成本。朝鮮人就愣了，飛機都是毛主席白給的，修一下還要錢嗎，說咱們還是兄弟嗎？」
朝鮮人感到不解，為什麼曾經的「同志加兄弟」現在變得這樣斤斤計較。朝鮮人十分不滿，一路上訪，找完外交部、找經貿部，最後有關文件送到了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辦公桌上。鄧小平在文件上批了兩行字：「我們也是軍火商，我們也要做生意。」
很少有人想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不但讓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走上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經濟發展道路，也讓中國與朝鮮之間用鮮血凝成的戰鬥友誼出現了裂痕。什麼是社會主義陣營最佳的發展模式？面對這個根本問題，中朝最高領導人顯然有不同的理解。
芮效儉（Stapleton Roy，1991年-1995年任美國駐中國大使）：「因為這意味中國的國內經濟政策和朝鮮的國營社會主義體系不再一致。這個問題越來越尖銳。我曾經提到過，我1991年回到中國時，中國高層領導人對朝鮮很來氣，因為朝鮮不以中國為榜樣，不學習怎麼與世界打交道，怎麼讓你的經濟發展起來，讓國家變強大。」
夏亞峰（美國長島大學歷史教授）：「鄧小平改革開放，78年、79年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呢，中朝經濟基礎發生動搖。為什麼呢？因為以前基本朝鮮要什麼都給，不考慮經濟利益，不考慮政治利益。那麼改革開放開始以後呢，中國各地都搞承包。那麼這個時候開始呢，就是說，朝鮮要的東西，中國不能都給。」
鄧小平和金日成。
瀋志華：「但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步一步深入，雙方的這個距離就越來越大，這個分歧就越來越大。意識形態。中國改革開放是搞什麼啊，主要是搞市場經濟嘛。那麼市場經濟在朝鮮看來是違背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的，所以它是反對的。1990年朝鮮勞動黨內有個說法，就是中國已經搞了十三年的資本主義。」
對朝鮮最直接的觸動，要數中國與韓國最終在1992年實現的關係正常化。很多人認為，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拓展國際貿易的必然選擇。中朝之間用鮮血凝成的戰鬥友誼，就是被這跟稻草徹底壓彎了。
夏亞峰：「所以中國實際上從79年開始，慢慢地到80年代，就慢慢地跟南朝鮮發展一些民間的貿易、民間的貿易關係，特別是80年代的亞運會，86年漢城的亞運會和1990年北京的亞運會。中國跟韓國或者說南朝鮮之間在文化和體育方面已經解除得比較多。這個為進一步的發展，就是到了90年代初相互之間建立貿易代表處，在北京和漢城建立貿易代表處。」
瀋志華：「特別是中韓關係的這種發展，就導致了整個朝鮮半島地緣政治意義發生了變化。北朝鮮對中國已經不是什麼緩衝帶、什麼擋箭牌，它沒這個意義了嘛。相反韓國的作用卻越來越大，其實不僅僅是經濟上。因為中韓交往最重要一個起點，政府之間當然是有一些事件，什麼卓長仁事件，還有飛機叛逃，逼迫著政府之間開始接觸，但是比較重要的其實是體育。88年漢城（奧）運會，到90年北京辦亞運會，後來也是92年又（申）辦奧運會，就是這幾次會一下就把中韓拉近了。」
但是中韓建交也不是一蹴而就，從最初的接觸到最終建交仍然經歷了十多年的時間，主要是考慮到朝鮮的因素。1991年，中國改變長期立場，轉而支持朝韓同時成為聯合國成員國，這為中韓建交掃清了最後的障礙。
瀋志華：「這個事中國一直反對，因為朝鮮反對嘛。八幾年美國就提出來了，韓國也同意，但是朝鮮堅決抵制，說你這是分裂朝鮮半島，要搞兩個朝鮮的陰謀，中國也這麼叫喚。但是91年，中國突然態度變了，90年底或91年初，直接就跟朝鮮談，說我們馬上在聯合國要同意這個議案，因為聯合國每年提，你這每年否決嘛，不讓它提，現在我們要提了，就是朝鮮人沒辦法。而且中國說你要不答應，這次就韓國進聯合國，你進不去。朝鮮就著急了，說那趕快我們就一塊兒進吧。中國也幫著它一塊兒進。但這個步一邁出去就把中韓建立政治關係的障礙徹底排除了。」
緊跟著不到半年，中韓就開始秘密建交談判。實際上，在1991年中國提出朝鮮半島南北雙方同時進入聯合國的時候，朝鮮方面就已經感到苗頭不對了。金日成曾經警覺地說過，「這一步走了，下一步就不遠了。」他也親自前往北京，要求中方不要與韓國建交。
瀋志華：「（金日成）到北京當面問江澤民，說你們去年說那話算不算數了還。江澤民說什麼話，你們不能跟他建交，（江澤民說）算數，我還記著呢這事。又找鄧小平，說還記不記得去年你們保證，怎麼什麼保證？哦行行，含含糊糊的，就沒有那麼痛快。然後跟著不到一年，中韓突然宣布建交。所以這一步照我看，中韓建交無論從它的性質上還是從它的做法上，徹底摧毀了中朝同盟關係的基礎。可以說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朝鮮認為，與韓國建交，這是中國徹頭徹尾的背叛。
瀋志華：「所以到1992年的時候，其實從客觀上看中朝之間這種所謂特殊關係，親密的友誼，同盟關係，已經是歷史上翻過去的一頁了，已經不存在了。而且我覺得從這個時候開始，朝鮮人已經徹底地不信任中國了。在它眼裡，中國才是頭號敵人。這共產黨的原則都是這樣，你想想，這叛徒比敵人更可恨，不是嗎？」
夏亞峰：「當然，在朝鮮內部，金氏父子肯定是恨鄧小平。這是很明顯的，就是鄧小平在1997年去世的時候，金家沒有派人去中國駐平壤的使館去弔唁。這個最基本的禮節他也沒有，就是他從內心是恨鄧的，認為鄧是背叛了社會主義，他們認為，他們是堅持了社會主義。他們不願意搞改革開放，當然中國是希望他們搞一些改革開放，把北朝鮮的社會主義搞好，這樣中朝兩國都不錯。兩國的思路肯定是發生了很大的不一樣。」
那麼中朝之間這種一直延續了幾十年的特殊關係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這要從1945年8月日本在二戰中戰敗投降和金日成的崛起說起。當時，蘇聯在遠東地區的25集團軍要進駐朝鮮。在這個時候，金日成帶著一批親信於1945年10月回到朝鮮，配合蘇軍對朝鮮半島北部的佔領。
瀋志華：「這個時候，金日成就開始受到佔領軍的重視。當時，其實我看了看，推薦金日成的主要是蘇聯的二十五集團軍，還有濱海軍區，就是軍方的人，他們比較熟悉金日成。我看了鑑定，裡面對他評價很高，主要就是說這個人在朝鮮人裡面有威望，有組織能力，另外對蘇聯非常忠誠，還加上俄語學得好。」
夏亞峰：「金日成1945年到了朝鮮以後，蘇聯人用他作為蘇聯佔領軍的一個副司令。唯一幫助蘇聯人、維持蘇聯在北朝鮮的統治。他掌握了主要是武警和公安，他的『游擊隊派』。其實軍隊並不是他掌握的。那麼蘇聯人離開以後就慢慢交給他了。」
日本戰敗投降後，中國內戰很快全面爆發。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部隊獲勝並在中國大陸建立了新的政權。金日成在幫助中共打贏國共內戰上扮演了一定角色。
詹姆斯．伯爾森（James Person，美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朝鮮歷史研究中心主任）：「金日成的確與中共合作過。實際上，他提出過，中共的人可以把北朝鮮當作大本營。當時國共內戰正酣，如果國民黨的軍隊進攻，金日成允許中共的部隊越過邊界撤退到朝鮮境內。」
夏亞峰：「金日成這個人應該說還是比較重感情的，特別是跟他一起那些抗聯的幹部，比如周保中他們。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東北打仗的時候環境比較惡劣，比較苦，他是做了不少幫助。第一點就是物資方面，當時四野還有東北局有困難、要糧食、藥品等等。以前和他一起抗日的時候，在東北聯軍裡面工作過的一些老幹部去，他總是要給的。第二個就是槍支彈藥方面，他也給的很多。第三個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裡面受傷的戰士很多送到北朝鮮去護理。第四個就是他讓中共的高級幹部、還有一些『民主黨派』人士從海路，從香港通過朝鮮，安全的到『解放區』。」
伯爾森：「在國共內戰中，有大量朝鮮族戰士與中共部隊併肩作戰。內戰結束後他們仍然留在中國，在朝鮮戰爭爆發前才返回朝鮮。」
幫助中共打內戰的這批朝鮮人實際上就是在一九二、三十年代年代來到中國的。
瀋志華：這批人也是在二戰快結束的時候，就是蘇聯出兵東北的時候，朱德下了個命令，讓他們組織起來集中起來全部回朝鮮。但是這批人回朝鮮沒回去，除了一些高層的幹部以個人名義回去了，大部分部隊中下級的軍官都留下了。蘇聯那會兒不讓入境就留下了，45年那會兒。留下以後就參加了林彪的部隊，這後來就構成了林彪部隊的朝鮮師，就這麼構成的。這批人大概到49年夏天和50年初，陸續又都回到了朝鮮。後來這些人就構成了朝鮮勞動黨內的「延安派」，就是這些人構成的。那金日成那撥人就是勞動黨內的游擊隊派，或者叫滿洲派，大概就這麼一個過程。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儘管最初是斯大林與金日成之間的密謀結果，並沒有徵得毛澤東的同意。但隨著後來戰局的逆轉以及中國軍隊的介入，給中朝關係的發展提供了獨特的契機，也給後來形成的特殊關係奠定了基礎。
1950年春，金日成前往莫斯科，請求斯大林批准他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的計畫。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的計畫，但條件是他必須也要徵得毛澤東的同意。
伯爾森：「金日成徵得了斯大林有條件的同意後前往北京，去徵求毛澤東的意見，但實際上毛沒有選擇。金日成說，斯大林已經同意我進攻南朝鮮，只要你也同意。」
芮效儉：「這讓毛很為難，因為他也需要蘇聯支持他統一臺灣。如果他對朝鮮的統一說不，他再去向蘇聯求援恐怕就不容易了。」
夏亞峰：「那麼毛當時其實比較不高興，因為當時中國正在準備打下臺灣，而且勸他，你等我打完臺灣以後你再打。那麼金日成就講，其實我也不需要你什麼幫助，我們都準備好了，而且會打得很快。所以他走了以後，朝鮮戰爭爆發的時候，根據當時材料的記載，北朝鮮沒有告訴中國，就是說朝鮮戰爭它往南打，整個戰爭的佈置，它沒有跟中國人說。打了以後，過了三天，派朝鮮駐中國使館的一個武官，來告訴中國，說打起來了。據說，毛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是在外電裡先知道，朝鮮戰爭爆發了。」
戰爭初期，朝鮮打得非常順利，很快將戰線南移，戰爭爆發後僅一個多月就佔領了朝鮮半島90%以上的領土。然而整個戰局在麥克阿瑟將軍9月份指揮的仁川登陸後發生了逆轉。這個時候，中國的參戰就變得非常迫切了。然而，在出兵朝鮮的問題上，中共高層是存在分歧的。
芮效儉：「當時的情況是中共軍方高層反對介入朝鮮戰爭，因為中國沒有空軍，沒有海軍。而美國正對日本實施軍事佔領，在日本有駐軍。因此中國的軍方將領認為，中國參戰注定會遭遇重大傷亡。」
與大多數其他中共高層領導和軍事將領不同的是，毛澤東的態度到1950年8月份的時候就已經很積極了。
夏亞峰：「毛認為，如果不在朝鮮半島打的話，將來要到東北來打，還不如先打。打完了以後再搞建設。所以毛的態度可能是比較積極。」
但對於毛而言，出兵朝鮮半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目的。
瀋志華：「因為中國出兵朝鮮，從毛澤東來講，他的目的很簡單，他就是要取得斯大林的信任。然後才能使自己真正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成為亞洲革命的領導人，才有合法性，才能得到蘇聯的支持幫助，特別是對於中共剛剛取得的政權的穩定。但是作為一個客觀的結果，你中國100多萬軍隊到了朝鮮，毛澤東就取得了對朝鮮半島問題的話語權。」
建政僅僅一年的中共政權，來不及生養休息，便進入全國性的軍事和經濟總動員，興百萬之兵跨過鴨綠江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作戰。在近三年的戰爭中，中國在朝鮮半島付出巨大代價。按照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的統計數字，志願軍在戰場上的陣亡人數為18.3萬，還有38萬人受傷，再加上被俘者，一共減員56.54萬。另據解放軍總後勤部編印的《抗美援朝戰爭衛生工作總結》報告，朝鮮戰爭中國先後出動志願軍135萬，最後健全回國的只有37.2萬。而國際社會公認的中國誌願軍被俘人數則為2萬1千多人。
除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外，朝鮮戰爭也讓中國在戰略上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北京因此錯過了「解決臺灣問題」的歷史機遇，並由此走上了與美國和西方國家隔絕的道路。
美國杜魯門政府在1949年的考量是，如果中共在國共內戰中取得最終勝利，不排除與中共政府建立關係。
傅瑞珍（Carla Freeman，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外交政策研究主任）：「杜魯門政府的實際評估是如果美國不接觸中國大陸，也就是共產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那麼毛領導的中國就會導向蘇聯的勢力範圍。所以說，最根本的結論是，也就是杜魯門早在1950年1月所指明的，那就是美國應該與毛領導的中國接觸，繼續支持當時已經逃到臺灣的蔣介石最終將不再符合美國的利益。」
但朝鮮戰爭的爆發改變了一切。
裴斗虎（Gregg Brazinksy，喬治．華盛頓大學歷史教授）：「從美中關係角度來說，朝鮮戰爭改變了一切。首先，臺灣因為它的地緣戰略位置，馬上對美國變得更加重要起來。當然，中國的參戰使得任何美中和解的希望破滅。」
夏亞峰：「如果不是朝鮮戰爭爆發，如果不是抗美援朝，如果不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消滅了三萬多美國大兵，那麼中美關係很可能在50年代初就會緩和，會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就是說，是一種正常的，中美的對抗不會一直到70年代才出現解凍。」
中朝之間有著「獻血凝成的友誼」的說法便源自這場慘烈的戰爭。但一些歷史學家提出，朝鮮戰爭在某些方面反而使中朝關係變得更為複雜。
在戰略問題上，斯大林和毛澤東把朝鮮戰爭看成是東西方兩大陣營的較量，毛澤東還有自己的政治和戰略考量，而金日成則是從朝鮮本國和本民族的利益來看。
瀋志華：「你比如涉及到軍隊指揮權的問題、鐵路管理權的問題、處理戰俘的問題、停戰談判的問題，特別是南下，第三次戰役以後是不是要繼續南下作戰的問題。雙方都有嚴重的分歧和爭執。那斯大林都同意了中國的意見，沒有一個例外。為什麼？因為中國的想法和斯大林的想法比較吻合。比如，中國要把美國人拖在朝鮮半島，這斯大林就想把他們拖在這。而且斯大林很明白，這麼大的戰役金日成怎麼能指揮呢？只能讓中國人指揮。所以不但中國軍隊彭德懷指揮，朝鮮軍隊也得彭德懷指揮。所有這些問題的處理都對金日成有很大的傷害，心理、情感上。」
1953年7月，中朝軍隊和聯合國軍簽署了停戰協定。雖然中國付出了慘重代價，保住了朝鮮金家政權，但是在「基礎牢固」的友誼表象下，中朝兩黨之間似乎有著種種的貌合神離。
瀋志華：「我看的材料，1955年，戰爭都結束兩年了，蘇聯外交部給中央寫了個報告，說為什麼現在中朝關係不好，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朝鮮領導人一直這麼認為，祖國戰爭（朝鮮戰爭）沒有實現國家的統一，就是中國人在搗鬼，他們不想讓我們統一，他們害怕我們統一。所以朝鮮戰爭啊，在中共領導人和中國老百姓心中留下的印象和朝鮮領導人是完全不一樣的。但是另一方面，宣傳，完全是另一個樣子。就是中朝表面上宣傳都是什麼唇亡齒寒啊、什麼鮮血凝成的友誼啊，等等。但實際上內部、高層啊，矛盾分歧是非常大。」
伯爾森：「蘇聯文件記載了很多朝鮮人對中國不滿的事件，還詳細記載了比如朝鮮人甚至都不去就在平壤郊外的志願軍司令部。在北京，據說周恩來在駐外使節招待會上迴避朝鮮的外交官，或許是遷怒於朝鮮人的不領情。這種緊張是雙向的。但對朝鮮人來說，他們的一個主要看法是中國在戰爭期間過於獨斷，對朝鮮主權不夠尊重。」
也有分析人士說，中朝在戰爭期間和戰後雖然有很多不愉快，但總體關係是穩固的。
裴斗虎：「很多歷史學者強調中朝之間的分歧，因此下結論中朝關係即使在朝鮮戰爭期間也不那麼好，兩國領導人之間也有矛盾。但我認為，中朝關係在朝鮮戰爭期間仍然是兄弟般的，仍然是很好的。沒錯，兩國領導人之間的確有矛盾，但如果你去看彭德懷寫的報告，他也說，他認為朝鮮人是勇敢的人民，他們值得中國的同情。」
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國在自身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仍給朝鮮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在朝鮮的戰後重建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這些援助拉近了中朝之間的距離，但1956年一場席捲整個共產主義陣營的「去斯大林化」、反對個人崇拜的運動在朝鮮引發「八月事件」，金日成藉機將朝鮮勞動黨內親北京的「延安派」清洗，給此後兩國關係的波折埋下了伏筆。
夏亞峰：「八月事件其實是朝鮮黨內的一些其他高級幹部對金日成本人的個人崇拜準備進行批判，甚至有想法要把他換掉。這個大的歷史背景是1956年2月蘇聯出現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否定斯大林，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造成巨大的反響。在這之後，朝鮮黨內，特別是莫斯科派和延安派，他們就開始談金日成本人的個人崇拜，批判金日成的個人崇拜。」
伯爾森：「整個1956年，朝鮮勞動黨內對金日成有很多批評，包括他的經濟政策和個人崇拜。金日成認為，這些批評背後是蘇聯和中國的影響。他認為，必須要除掉這些人，否則他們會對自己的施政構成挑戰。」
1956年6月1日到7月19日，金日成前往蘇聯和東歐訪問，前後大約50天不在朝鮮。在這段期間裡，一些反對金日成的幹部就加緊活動，搞串聯，甚至聯繫在平壤的蘇聯和中國大使館。
夏亞峰：「等金日成回來以後，8月2日他們召開了勞動黨中央全會，一些反對金日成的幹部，包括徐輝、包括尹公欽，包括樸一禹啊，這些人都公開出來批判金日成。但是金日成的支持者更多，包括崔庸健，那麼他們就把這些人在會上就壓下去了。壓下去以後呢，據說當時徐輝、樸一禹他們這些人回到家以後，就是四個延安派的幹部回到家以後，發現家裡的電話被取消了、被砍斷了，他們就發現自己有安全的問題。所以就趕忙找到一輛軍用吉普車，就開往中朝邊界，就逃到中國。這就是所謂的延安派幹部逃到了中國。」
瀋志華：「但是他們跑過來以後這個事兒呢，導致毛澤東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了。我看了看他……因為是周恩來接見的嘛，周恩來和羅瑞卿開始接見的他們幾個人。最早跑過來四個部長級幹部，後來陸陸續續的也有部長級的，也有司局長，大概有十七、八個，二十來個人。反映的這個情況毛澤東就非常惱怒。說這個金日成是越搞越不像話，本來嘛，就對他不滿，不滿嘛算了，既然蘇聯支持，他在黨大陸位也挺穩固的就拉倒了。但是現在這些幹部來一反映這個情況，毛就非常生氣。就給蘇聯寫了封信，而且把材料都轉給赫魯曉夫了，你看看朝鮮這事怎麼處理。」
蘇聯方面接到毛澤東的告狀信後便借參加中共八大的機會，派部長會議主席第一副主席米高揚率領一個代表團到北京。雙方會後決定，派中蘇聯合代表團赴朝鮮，對「八月事件」進行調查。
伯爾森：「他們派米高揚和彭德懷率領蘇共和中共聯合代表團去朝鮮調查。彭德懷曾任中國誌願軍司令員兼政委，本來在朝鮮戰爭期間就與金日成有很深的矛盾。」
瀋志華：「（兩人）逼著金日成承認錯誤，重新召開中央全會。開除黨籍的全部恢復黨籍，撤職查辦的全部官復原職，抓監獄的都得放出來。金日成當時就照做了。照做以後他們就走了，但走了以後，這個金日成陽奉陰違。就是他表面上說都同意，老大哥老二哥嘛，能不同意嗎，但是中蘇代表團一走，他又開始秘密調查。特別是在全國開始了黨員登記，就是清黨運動。然後又搞肅反，在全國搞肅清反革命，清查這個宗派分子。其實就是針對這些反對他的幹部。後來又開除黨籍，從監獄出來的又都抓回去了，搞得非常嚴重。」
夏亞峰：「這樣到了11月份的時候，毛澤東就覺得非常的失望了。他覺得他對北朝鮮的局勢已經失控了。所以當時他就找了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和他有一個談話。而且現在能看見這個記錄，在11月30號。他大概講，金日成他這個人啊，他是一棵小樹，你們把它種下去了，美國人把它拔上來了，現在我們又把它種下去了，現在好了，它長大了，不理我們了，就是不聽話了。我有40萬大軍在朝鮮，怎麼辦呢？一個就是說，我們徹底不管，我們把40萬大軍撤回來。我覺得這個時候毛在試探蘇聯人，他並沒有說我們要去採取任何的手段，去把金日成搞下來，他在試探蘇聯人。但是蘇聯，我覺得態度非常堅決，就是不要搞掉金日成。」
雖然毛澤東最終並沒有動手除掉金日成，但八月事件仍為中朝兩國的深刻猜疑種下了種子。
伯爾森：「金日成一直沒有放下這件事。我們看到幾十年後，金正日回憶起這一事件時，特別提到中國的所作所為，以及這一事件如何成為朝中關係的重要轉折點。不僅如此，這件事也是朝鮮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金日成從那開始走上了獨裁的道路，不到十年就建立起了一個絕對的集權體制，就像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夏亞峰：「干涉對金日成的影響是非常的大，就是說他後來一直提，反覆提這個事情。反覆提這個事情，就是說對他心裏的陰影，造成很大的陰影，就是說這些老大又來干涉管理他的這些事情。所以毛以後也不斷道歉。比如說，彭德懷廬山會議倒臺以後，在1960年，當時金日成非常積極，就是說我要趕快來北京見毛主席，彭德懷我早就看穿他了，他就是一個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分子。所以呢1960年，金日成到北京見毛的時候，毛就把責任推給了彭德懷，說當時聽了他們的話，才會出現。所以這確實給毛和金日成之間的關係造成一定陰影。」
「八月事件」的風波結束後，中朝關係得到了很大改善，特別是到1958年10月，自朝鮮戰爭停戰以來一直駐紮在朝鮮的中國誌願軍全部撤出朝鮮。這讓金日成感到非常滿意。
瀋志華：「沒有一個人像毛澤東那樣對待金日成，因為中國軍隊40萬人在那兒，本來是控制朝鮮，就一般國家來說，它本來就是合法的，人又沒讓你走。你完全軍隊可以在那兒，你主動把它撤回來，就是收買他的人心。所以金日成心裏非常明白，如果志願軍不撤走，哪兒有他的天下，這是不可能的。」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中國在國內和國際上都面臨著巨大的困境。在國內，人民公社運動和「大躍進」失敗，經濟衰退、工農業生產一片混亂，中國國內出現了嚴重的生活必需品短缺和飢荒。在國際上，中蘇矛盾不斷加劇而且公開化，導致1960年7月蘇聯撤走全部在華工作的專家。
朝鮮則藉機提出要和中國解決敏感的邊界劃定問題，要求把位於中朝邊界的長白山主峰和整個天池劃歸朝鮮。
歷史學者瀋志華認為，自1956年的「八月事件」以來，毛澤東對朝鮮一直採取寬大和容忍的政策。
瀋志華：「因為中蘇矛盾在毛看來是一個無法化解的問題，甚至涉及到對中國的安全的威脅，所以他一定得拉住金日成，他就作出了更大的讓步，主要就是這個東北問題。不但把長白山和天池給了朝鮮，而且跟金日成講說將來東北我就交給你管了。當時金日成非常激動，而且他真的就到東北來視察，63年就來了嘛，毛澤東就還讓鄧小平來陪著他。三個省，遼寧、吉林、黑龍江，輪流接見司以上幹部，向他匯報工作。金日成回到朝鮮還辦了個東北領導幹部培訓班，把東北的幹部都拉到朝鮮去好吃好喝，然後向他匯報工作。所以那個時候金日成感覺非常好，他覺得東北就是他的了。」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國進入十年浩劫，中朝關係也再次跌入低谷。
伯爾森：「文革或許導致中朝關係跌入最低點。當時，除埃及以外的絕大多數國家都召回了駐華大使，紅衛兵在報紙上公開詆譭金日成，號召朝鮮人也發動文革推翻金日成。這主要是因為朝鮮當時在中蘇分裂中保持中立。紅衛兵罵金日成是牆頭草。」
夏亞峰：「到文革的時候，中國外交的激進化更加影響了中國和北朝鮮的關係，主要是中國國內，中國的高層認為北朝鮮現在和中國走得不近了，北朝鮮和修正主義走近了，所以北朝鮮是不是也變修了，朝修。高層一個比較明確的說法就是朝修，跟中國跟的不緊，跟蘇聯搞得近了。另外從社會的層面，紅衛兵公開地罵金日成，包括最典型的就是罵他是一個fat revisionist，就是長的很胖的修正主義分子，因為那個年代長得胖是吃的好嘛。」
儘管如此，中朝關係並沒有徹底鬧僵，中朝高層仍然為未來關係的改善留有空間。
瀋志華：「文革的時候鬧起來主要是老百姓之間，紅衛兵啊造反派折騰。你看毛說過金日成的壞話嗎，一句都沒說過。」
夏：「北朝鮮的媒體也從來沒有公開攻擊過毛和周。我認為，他們之間的這種兄弟關係，或者我們學者用的『特殊關係』，這種感情還是存在的，所以大家都不願意把這個關係徹底撕破。」
1969年，一系列事件使中朝關係的改善遇到契機。3月2日，中蘇在珍寶島爆發武裝衝突，蘇聯向遠東地區大規模增兵，中蘇戰爭看似一觸即發。4月份，朝鮮人民軍在朝鮮附近海域擊落一架美國電子偵察機，機上31名機組人員全部喪生，再次觸發朝鮮半島危機。對安全的需求使兩國又走到了一起。當年10月1日，也就是中共建政20週年的時候，金日成派崔庸健率領朝鮮代表團到北京出席慶祝活動。
夏亞峰：「就是9月30日的下午臨時決定邀請朝鮮代表團，這個目的其實就是想改善同朝鮮的關係嘛。下午3點鐘發出的邀請，晚上6點鐘朝鮮就說我們派代表團，派崔庸健，晚上11點30朝鮮代表團就到了。第二天崔庸健和毛登上天安門廣場的城樓進行了很好的交談。」
雙方的關係就此改善。1970年春，周恩來訪問了平壤，半年後金日成秘密去北京進行了回訪。然而，此後美中兩大國的關係開始解凍，使中朝關係再次受到衝擊。
芮效儉：「尼克松總統與毛主席在1971年和1972年實現突破，很明顯對蘇聯和朝鮮構成巨大衝擊。這讓朝鮮的立場變得很尷尬，但當時朝鮮仍然得到蘇聯支持。而中國則失去了借朝鮮對抗美國的興趣。地緣政治的格局發生了變化。」
瀋志華：「那麼這個事呢，從客觀上講，應該對中朝關係造成很大影響。為什麼呢，你想，朝鮮是跟誰打仗呢，不是跟美國嘛。那麼你現在越過朝鮮去跟美國人握手言和，那麼對朝鮮來講不就是一種背叛，一種損傷。再一個對蘇聯的關係，也是中朝完全分裂了。朝鮮是依靠蘇聯了，那中國是堅決要反對蘇聯的。也就是說，朝鮮是依靠蘇聯抗擊美國，中國是拉著美國抗擊蘇聯。所以它們的外交方針已經發生了根本的分裂。按說對中朝關係會產生很深刻的影響。」
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大陸後，周恩來親自赴平壤向金日成當面解釋為什麼中國要緩和與美國的關係。
夏亞峰：「周恩來總理去北朝鮮跟金日成講，其實我們改善跟美國的關係，主要是為了和美國人民一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你們也應該一起。就是說，和我們一起就可以實現由你領導的統一。我們要利用這個機會推動南北統一。」
瀋志華：「周恩來到平壤去，金日成態度非常寬容。沒問題，跟美國可以沒問題，你只要能保證我的利益，跟誰好都行。所以他採取了一個比較……你不要在美國接觸當中傷害我的利益，反而能夠保護我的利益，當然這個也是周恩來跟他解釋，說其實我們跟美國接觸呢反而幫助你解決問題。那金日成呢當然很高興了，說那你給我解決什麼問題。金日成提出了幾條，什麼撤銷聯合國韓國復興委員會，解散聯合國軍司令部，美國撤軍，從南朝鮮。中國全答應了。後來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確實在幫助朝鮮跟基辛格談。」
然而從客觀上講，中美關係的緩和勢必動搖了中朝關係的根基。到1970年代中期毛、周去世前，中朝之間的分歧已經開始顯現出來了。
瀋志華：「中國不再堅持美軍必須撤出南朝鮮，這個是有變化的。這個在毛和周的時代……就是原來中國是一貫主張，必須撤，不撤怎麼可能。後來再跟美國人談判的時候，基辛格提醒了，說我們撤可以啊，不過我們撤了，朝鮮半島成了真空，日本人會進來的。這個中國非常擔心，所以後期談判中國就不再強調，撤嘛說還是說，早晚要撤，但強調就是不能讓日本人進來。所以後來中國把美軍在南朝鮮的存在作為一種朝鮮半島穩定的因素，這是個比較大的變化。第二個比較大的變化，不再支持朝鮮用武力統一半島，這個是很明顯的。原來中國不管，北朝鮮統一就行，沒有特別提出。但是中美關係變了以後，這個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再一個比較大的變化就是，中國和美國都承認在朝鮮半島上，中美的戰略利益是一致的。」
有了這些歷史因素，再看那批朝鮮米格戰鬥機在瀋陽飛機製造工廠經歷的冷遇，就順理成章了。自那以後，中國的改革開放讓中朝之間的特殊關係漸行漸遠，兩國的差距也越來越大。
金日成1994年7月8日逝世後，他的兒子金正日成為朝鮮最高領導人。在金正日上臺後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中朝關係一度十分低落。
中朝關係在江時期很親密。
江派周永康與朝鮮關係親密。（以上皆爲網絡圖片）
傅瑞珍：「金正日一開始和北京的關係很差。他上臺後長達七年，雙方的關係都非常緊張。雙方沒有互訪。後來金正日看上去被說服了，他認為搞一點中國式的改革，朝鮮政權不會垮，可能反而還會更好。但接下來，中朝關係因為朝鮮謀求核武器而再次陷入低谷。」
中朝之間的那種特殊關係在1990年代壽終正寢後，朝鮮核武器和導彈技術同時進入快行道。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危機一直持續到今天。
傅瑞珍：「（中共總書記）習近平2013年說過，中朝關係是正常的國家之間的關係，不再靠中朝兩黨之間聯繫，而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關係。這是中國對朝政策的降級，是一個重大變化。」
朝鮮「金家王朝」第三代金正恩2012年上臺後更是加緊優先發展核武器和遠程彈道導彈技術，朝鮮已經進行的六次核試驗中有三次是在金正恩掌權後進行的。
裴斗虎：「朝鮮政權認為，它需要核武器來生存。他們看到了美國在伊拉克、在阿富汗的做為。美國的政策是，在美國認為有威脅的國家內，推動政權更迭。所以對朝鮮來說，他們認為，能夠防止美國對朝鮮實施政權更迭的唯一辦法是要擁有威懾力。朝鮮一直擁有的一個威懾力是對準首爾的大炮。即使沒有核武器，朝鮮也能夠給韓國帶來巨大損失，幾個小時就能造成數十億美元的損失。但朝鮮認為他們還需要一個更強大的威懾力。」
對於朝鮮的核導試驗，中國雖然口頭上表示反對，但在實際行動上並不積極，一直是說的多做的少。
夏亞峰：「中共領導人可能認為，朝鮮核問題這是美國的問題，可能小金跟美國鬧鬧，對我們無害，還好一點，對我們有利。」
直到2017年，美國新上任的川普(特朗普)政府加大對中國的施壓力度，以貿易議題為籌碼，要求中國出手解決朝核問題。與此同時，朝鮮不斷試射、試爆導致中國面臨的戰略環境惡化，也給中國東北地區的環境構成嚴重威脅。
然而，在中朝特殊關係早已不復存在的今天，中國對朝鮮是否還有任何影響力？
夏亞峰：「一點我們可以肯定，就是中國人不能跟北朝鮮說，你要停了核試驗。朝鮮不會聽的，這是肯定的。中國人不能告訴他不能做什麼，中國人不能幹涉他的內政，這個是肯定的。」
瀋志華：「你說，他不聽，都談了二十年了。談得它核武器技術越來越高，談出什麼水平了。從雙方會談到三方會談，到四方到六方，你再談也沒用，它不會聽的。你中國人說，它能聽嗎？不可能，沒政治影響。」
2017年，中國在聯合國框架下加大了對朝鮮的制裁，也在聯合國追加對朝鮮制裁的所有重大決議案中投了贊成票。這進一步加劇了中朝之間的緊張關係。朝中社5月3日發布措辭極為強硬的社評，多年來首次點名批評中國，而且還明確表示，朝鮮可以不需要再依靠中國。
瀋志華：「就是實際上如果我們已經看到朝鮮把中國作為主要的敵人，那麼將來一旦發生核戰爭，一旦發生什麼重大變故的話，恐怕中國是首當其衝。未必就是韓國，未必就是日本，這個中國是有擔心的。而且為什麼它不能把它逼的太緊，恐怕就是擔心朝鮮人；你活路都不給我留，我也不讓你活。有沒有這可能，太有了。」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國內對朝鮮也逐漸呈現出迥然不同的兩種看法。
傅瑞珍：「簡單來說，一部分人依然看重中朝過去在意識形態上的背景，還有兩國共同抗擊日本、特別是抗擊美國的歷史。另一部分人更多地是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中國的外交政策。這些人並不一定是主張棄朝，而是呼籲真正地重新審視對朝政策。」
瀋志華：「是不是在決策圈也會受到這兩種態度的影響，我想這個因素是存在的，不好下決心，要做很多工作，甚至要做很多輿論工作。」
夏亞峰：「那麼中國有沒有籌碼？中國的籌碼可能就就是，當中共領導人認為，北朝鮮的核武器項目已經將會嚴重危害中國東北地區、甚至更遠的範圍之內的中國的國家安全，比如說出現嚴重的核泄露，比如說出現嚴重的核安全方面的事故，危害到中國。這個時候，中共領導人下定決心，就是說徹底砍斷中朝之間任何的貿易啊、糧食啊、原料啊的來往，斷了你所講的斷糧。這個是第一步。第二部就是中國要真的認為，有必要和美國、和韓國、和日本一起，共同來解決朝鮮的核問題。那麼這樣的話就是有希望的，是能做成的。但是，要走到這一步，非常難。到現在為止，中國還有很多其它方面的考慮。」
瀋志華：「可能的出路其實還在於中美雙方來共同處理這個問題。無論從戰略層面講還是從技術層面講，如果沒有中美雙方的配合這個事情是解決不了的。而中美雙方配合的前提就是戰略互信。戰略互信就不是單獨解決朝鮮半島的問題，中美必須在全球的框架下來形成一種戰略的互信和利益的分割。就是雙方都有自己的核心利益，你的利益在哪兒，我的核心利益在哪兒，把這個認清楚了，雙方才能做這種交換和讓步。因為互信的基礎就是利益嘛，利益平衡，利益一致，才能達到互信。」
2017年9月，聯合國對朝鮮的新制裁生效，中朝之間的貿易量繼續大幅下滑。除了已經不再從朝鮮進口的煤炭、鐵礦和海產品外，中國也停止了向朝鮮出口柴油、汽油和玉米。半年前還十分繁忙的「中朝友誼橋」變得愈發冷清起來。這座連接中國丹東和朝鮮新義州的大橋甚至一度關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