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多次游长江，其中长江武汉这段水流湍急。（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亲自指挥文化大革命。此前两天，他在长江游泳，《人民日报》报导其创下超越奥林匹克冠军的记录，轰动全球！此举当然引起许多质疑，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在警卫和护泳人员的陪伴下，游泳速度竟然比世界冠军还快！？毛泽东游完泳之后登上一艘快艇，在长江激流中迎风驰骋，意气风发的向在岸上观看的群众挥手致意……
这是怎么回事？从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捧腹的答案。但接下来李志绥写道：对我来说，毛的长江游水意味着他自我放逐的结束。这也表示毛不满中央领导，正发出战斗的讯号！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游长江。（网络图片）
节录《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搅得翻天覆地后，又开始隐居起来。
《五･一六通知》通过后，毛跟我说：“让他们去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是毛一贯采用的以退为进法，好整以暇地隔山观虎斗，静待他的敌人一个个现出原形。
我们便避开政治的纷纷扰扰，在杭州待了下来。
毛的以静制变使党领导群龙无首。文化大革命需要毛的领导。我想此时毛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仍让领导之间摸不着头绪。
六月初，刘少奇和邓小平到杭州来过一次，向毛汇报文化革命的情况。刘、邓走了以后，毛曾经说：“让他们去处理运动中的问题，我还在休息。”
我当时听了毛的这两句话，立刻感觉到，毛似乎置身事外，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那么北京乱起来，不正是必然出现的结果么。
在杭州住下来，仍旧是每星期两次舞会，有时候去爬爬丁家山。我看他沉思的时候多，说话少了，但是精神上却显得很好。
六月十五日由杭州动身，乘火车西行。十八日到湖南省湘潭县，改乘小车驶向韶山。
一九五九年六月，毛回到韶山时，到山下的水库游泳，曾说过：“等我老了退休，可以回到这里搭个茅棚子住。”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决定，自一九六〇年开始，在滴水洞修建了别墅。这就是毛的“茅棚”。
这里四面环山，长满了青翠的乔木和灌木。附近没有居民，是个远绝人世的山谷。毛说：“这里我小的时候来放过牛也砍过柴。大石鼓上有一块大石，叫石头干娘，小的时候，每次路过都要拜一拜。另一座山上有个虎歇亭，我小时候常到这亭子里来躺着。”
住到滴水洞宾馆以后，消息更加闭塞。每隔两三天北京派来机要通讯员送文件一次。他们带来北京的报纸，我也从他们口中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他们说北京现在各学校都乱了，学生们闹得很厉害，没有人管得了。我想再问时，他们也不愿意多说。
但我听说了傅连璋的事。他在文革初就被斗。一九五八年傅已被强迫退休。由于以前所施行的保健制度，他树敌不少，领导同志没有一个喜欢他。但主要对傅怀恨在心的是林彪。解放初期，傅劝林戒毒瘾不听，傅向中央写了报告。又一次，林患肾结石，傅组织会诊，叶群要求查小便，傅不同意，是一位医生私自去化验后才确诊的。因此林、叶对傅恨之入骨，想方设法要置傅于死地。自一九五八年后我就很少听说他的事。他挨斗后，给毛写了一封信来。
毛说：“傅连璋告诉我，有人斗他，自杀一次，救回来了。他让我救救他。其实傅连璋这个人是好人，已经退休不管事了，还有什么斗头，这个人要保一保。”又说：“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
事实上毛的这个保一保，是白说了。到一九六六年底，总后勤部革命造反派的一些人，将傅抓到西山，此后音信皆无。
我们到韶山十天后，六月下旬，湖南天气很热。滴水洞因在山谷中间，每天闷热潮湿，没有冷气设备，只靠几台电风扇，解决不了问题。毛于是决定迁移到武汉。
到武汉后，和外界的连络频繁多了。机要通讯员每天由北京来一次，带来大量文件、报纸、杂志和信件，我收到娴的一封信，我们已经有一年没有见面了。毛在武汉隔岸旁观文化大革命在北京的发展，十分高兴。他的敌人正逐渐落入他的圈套，他趁此养精蓄锐，准备击溃他们。从我与他的谈话和他给江青的信中，我都暗暗感觉到这点。
起初毛对文革并没有计划。但由这封给江青的信可以看出毛对当时局势的看法，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对今后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都做了分析，特别充分肯定了他自己在这些方面所起的作用。而毛向江青，而不是别人，讲出了心里话，更加抬高了江青的政治地位，表明毛对江青的信赖。我认为这封信，极为重要，可以看成是毛在政治斗争中的宣言，也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发出的遗嘱之一。
毛在武汉的遁隐生活中写道——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了。你还是照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即上海）住一会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六月十五离开武林（即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即在滴水洞）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即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讲政变的问题。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不行了。在重大问题是，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信中的几句话：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对于朋友（指林彪）的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讲的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的本意，为了打鬼（指毛在党内的敌人），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减，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知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接近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而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楣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军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改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这信先交给周恩来及康生。江青获信后，欣喜若狂。虽然信中也有涉及对她的批评，她仍将信在少数核心领导人中印发流传，以求进一步巩固她目前的政治地位。毛知道后，命江青收回，禁止流布。我在将信还给办公厅前就抄了一份下来，保存至今日。
以后二十五年中，我常常回想这封信的内容。今天，亲身经历过那些政治动荡，仍觉得此信足以证明毛在政治上有他自己的真知灼见。毛从未完全信任林彪。毛只是暂时利用林来借刀杀人。林没多久后，背叛了毛。毛死后，所谓的右派终于夺回权力。
每次政治运动时，我都尽量躲避，免得惹祸上身。这次我本来想，同毛在外地，可以不搅到运动里去了。现在看来，要躲是躲不过的。
七月初，毛已经离开北京有数月之久。北京一片混乱，他正准备要回去。他对我说：“北京现在热闹起来。我在这里再住下几天，你先回北京去看看，只看文件和材料不行，要亲眼看看，才能分清好人和坏人。你准备一下，明天回去。”毛要我对北京的文革活动进行调查，然后向他报告。他一月不让人回石溪时，口中所说的“事”，就是这件任务。
我说：“从送来的材料上看，政治局和书记处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现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弄不清楚。我回北京去以后，找什么人才好呢？”这时中共的领导们都在手忙脚乱。在这个政治的大漩涡中，到北京后找谁呢？
毛沉吟了一下，说：“陶铸调到北京。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你去找他，就说是我叫你去的。让他给你安排去看看群众的革命造反活动，和张贴的大字报。等我回来以后，你讲讲你的看法。”
我仍然不怎么放心。在毛的保护下，我可高枕无忧，一旦单独行动，去调查一个根本不了解的运动，心情真是如履薄冰。毛几周前和我说过：“我看，这次要死个千把的人。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
我不愿见到天下大乱，文革使我提心吊胆。第二天，我在离开北京一年多后，坐飞机回到了北京。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我正在北京。那天，毛在长江游水，轰动全球。我跟毛游过好几次水，因此几乎没有注意到这条新闻。我当时并不知道许多抱着怀疑态度的外国人，对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能创下超越奥林匹克冠军记录的惊天动地之举，觉得不可思议。我并不以为然。长江武汉那段水流湍急，毛仰游在水面上，浮起的大肚子可一路顺流而下，一下就漂过好几十里。
对我来说，毛的长江游水意味着他自我放逐的结束。这也表示毛不满中央领导，正发出战斗的讯号。两天以后，也就是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整装亲临政治斗争的前线，又一次重大的灾难正式揭幕了。他开始亲自指挥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