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享有特权 斯诺夫人因一事清醒(组图)

2018-04-28 12:14 作者: AMY Q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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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到访中国时,伊斯・惠勒・斯诺和丈夫得到了帝王般的待遇。
首次到访中国时,伊斯・惠勒・斯诺和丈夫得到了帝王般的待遇。(网络图片)

前演员、作家洛伊斯・惠勒・斯诺(Lois Wheeler Snow)生前对中国的人权侵犯问题的诸多批评,在其丈夫、著有划时代作品《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传奇助推下显得愈发有力。

其女西恩・斯诺(Sian Snow)证实了这一消息。她的母亲自1959年起一直生活在瑞士。

1949年与埃德加・斯诺结婚时,洛伊斯・惠勒还是百老汇一名崭露头角的演员。她的丈夫因《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1937)而闻名于世,这本书以赞同的视角描绘了年轻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斗争,向许多西方读者介绍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随后领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物。

“在和埃德加・斯诺相识、结婚后,中国就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斯诺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1970年首次到访这个国家时,她和丈夫得到了帝王般的待遇。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和她一起观看乒乓球赛,与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共进晚餐,尤其值得注意的还有,在国庆游行时,她和她的丈夫与毛泽东并肩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后来,人们才将这一姿态理解为毛泽东向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Nixon)总统发出信号,表示愿与华盛顿重启关系。

七十年代初,埃德加.斯诺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毛泽东和周恩来派出一只由三名医生、四名护士和一名译员组成的团队前往瑞士,那是他们夫妻当时生活的地方。

“我当时是个享有特权的人,出行坐的是有花边窗帘的红旗豪华轿车,”斯诺在2000年接受《时代》亚洲版(Time Asia)采访时说。“我能见到这么多人,就只是因为我是埃德加・斯诺夫人。”

斯诺说:“我当时是个享有特权的人,出行坐的是有花边窗帘的红旗豪华轿车。”
斯诺说:“我当时是个享有特权的人,出行坐的是有花边窗帘的红旗豪华轿车。”(看中国合成图)

但是,在中国政府1989年出动军队镇压天安门抗议者之后,与中国官员的这段曾经热情而充满活力的友谊开始恶化。之后,斯诺开始以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共产党——一个她和她的丈夫多年来一直热忱支持的政党。

“这让我清醒了过来,”她在《时代》亚洲版的采访中说。“我逐渐了解到,这些人的家庭是在被以某种方式迫害的。”

斯诺立即谴责了那次镇压,并发誓再也不会重回中国。多年来,她都会给邓小平等中国高层领导人写信,希望借助她丈夫在中国的声望,呼吁人们去关注被天安门镇压影响的家庭的困境。

“这都不是我该管的,”她曾经这么说,“但我管了,借由命运,承着埃德加・斯诺之名,我觉得有责任在中国利用这个名字。”

2000年,时年79岁的斯诺最后一次回到北京,希望能把一笔捐款转交给一位知名活动人士。

那趟中国之旅,是她的最后一次,和她30年前的第一次到访有着天壤之别。她和儿子克里斯托弗前往葬着丈夫一半骨灰的北京大学墓园,全过程处在监控之下。

活动人士丁子霖十几岁的儿子在天安门抗议活动中失去生命。当他们试图与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丁子霖见面时,至少有二十多名便衣警察将他们包围,秘密拍摄,并禁止他们进入。

丁子霖后来回忆说,她对阻止她们见面的警方说:“她是中国的老朋友。”

洛伊斯・惠勒1920年7月12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父亲是斯托克顿市市长雷蒙德・约瑟夫・惠勒(Raymond Joseph Wheeler),母亲是家庭主妇,婚前叫凯瑟琳・库尔茨(Katherine Kurtz)。在家乡的太平洋学院(College of the Pacific,即现在的太平洋大学)学习了戏剧表演后,斯诺搬到了纽约市。在那里,她在社区剧院(Neighborhood Playhouse)学习,并成为演员工作室(Actors Studio)的创始成员。

作为一名年轻的演员,斯诺参演了多部百老汇剧目,包括《第五季》(The Fifth Season)和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吾子吾弟》(All My Sons)的首演版。1946年,她在俄罗斯战争救援(Russian War Relief)在纽约举行的一场聚会上与埃德加・斯诺相识。当时,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是海伦・大众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他的第一段婚姻以离婚告终。)

两人于1949年结婚。不久后,随着麦卡锡时代开始到来,他们发现自己因为涉嫌通共而被列入了黑名单,得不到工作机会。1959年,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克里斯托弗和西恩移居瑞士,在日内瓦附近定居。

尽管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主要受她丈夫的影响,但晚年,对这个深深影响了自己一生的国家,斯诺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看法。

“即使是我也很难意识到,那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不知道那些侵犯人权的行为,要到天安门事件才让我清醒过来,”她在2000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它就在电视上,在客厅里,在你面前。孩子们,我的子女,都在我身边。我们大叫起来。就像在现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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