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8･13”淞沪会战，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迷梦。（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编者按：备受争议的台湾政治人物李敖于3月18日因脑瘤病逝，其一生行径荒诞，经常大放厥词，自认反蒋、反日、反美、反台独、反民进党、反国民党，又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其提出的一国两制与两岸统一，认为共产党使中国富国强兵。2011年颜昌海先生曾发文揭开他的弥天大谎，此文厘清事实，带我们透视“民族英雄”蒋介石一生的伟大事迹，天理昭昭，历史自会还蒋公一个公道！
从李敖的弥天大谎看蒋介石的伟大和光荣
不久前，台湾最著名的文化娼妓李敖和台湾著名的文化娼妓陈文茜一唱一和，在凤凰电视胡说八道。李敖在节目中说：现在有股妖风，海峡两岸有一些人头脑不清楚，替蒋介石几乎做了一个翻案的工作；包括龙应台，都美化蒋介石。
李敖出于台独理念和共产思维的惯性，数十年来污蔑、诋毁蒋介石。以前在台湾还有些许市场，但随着台湾民主化进程，他就没有贩卖假货的市场了，只好跑到大陆贩卖，因为大陆假冒伪劣横行，正好沆瀣一气。然而大陆民众也在不断觉醒，台湾的文化娼妓再怎么搔首弄姿，也越来越迷惑不了人了。蒋介石的形象越来越深入大陆民心，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李敖曾污蔑蒋介石消极抗日，且对淞沪会战指挥不利。有大陆学者立即指出：淞沪会战前日本已经占领东北、华北大部分，如果日军从华北平原一路席卷过来，日军将依托东北基地利用华北地区良好的路况进行补给支持，日军将占尽机动，火力，补给，航空的优势。显然中国如果选择华北平原任何一处，集结兵力作为预设战场与日军主力交锋，都是自杀行为。所以中国必须开辟第二战场，分散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并且使日军在华北方向的兵力，无法与第二战场形成合力；而第二战场上，中国一定要拥有不能大大低于日军的补给能力，机动能力，要能形成局部兵力数量上的优势。第二战场一经开辟，中国就应该能掌握整个战局的战略主动权，不能让日军有重新部署翻盘的可能。而蒋介石选择上海作为第二战场有以下几个优势：1、上海离南京近，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蒋介石的自己势力范围，便于蒋介石的嫡系自己指挥——防止地方军阀形成只保自己的现象，并且战线较近便于补给；2、上海有太多的列强利益，蒋介石希望打上一阵后西方列强会出面干涉，或者把英美列强拖进战争来；3、在上海死死地拖住日本，为中国政府积极备战争取时间，为工业内迁争取时间。
所以，从战略上来讲，蒋介石的淞沪会战是有意义的，而且也达到了一定的目标——淞沪会战更多的是政治战争，打破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使得中国老百姓有信心抗战。当然，中国也付出了很大代价：1、蒋介石过高估计了英美的力量，实际上淞沪抗日，西方列强就在那里旁观，甚至日本人轰炸了英美的部分区域，英美也没有干涉。2、蒋介石没有充分考虑日本上海间谍的力量，好多中国的防空炮以及对日军舰的远程岸基大炮都是让日本间谍报告日本空军摧毁的；防谍一直是蒋介石的弱项，他后来败退大陆，很大程度上是败在共谍手里。3、蒋介石没有充分考虑到日本人从杭州湾迂回登陆包抄中国军队后路的可能性。4、撤退后中国军队没有组织好，导致了撤退很多情况下成为溃败。但总的来说，淞沪会战是有得有失，得大于失。而且，淞沪会战本身就说明蒋介石是积极抗战的。反过来，毛泽东却在整个抗战中“在北方积蓄力量日后与蒋介石争夺天下”，几乎没有打过一场大的对日战役，充其量是将农村的日本军队挤到城里去，发展自己的“根据地”。
孙元良为黄埔一期生，抗日名将。1937年在抗日战争“8･13”淞沪会战中，孙元良率部坚守上海闸北阵地长达一个半月，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迷梦。在淞沪会战告一段落后，孙元良又下令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第一营的官兵，固守“四行仓库”阵地，掩护部队后撤，亲手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交给谢晋元团长，是历史上有名的“八百壮士”。
参加淞沪战役时，孙率部在上海庙行镇击退日军，此役被当时国际间评为“国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获宝鼎勋章，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第88师师长。2007年5月25日，孙元良因病在台湾逝世，享年103岁。此前，他对媒体谈过自己的亲历，并称誉“蒋公是千年难遇的民族英雄”。
孙元良畅谈民国21年淞沪血战史实时，恰逢李敖在凤凰电视上说，他囊无孔方时，每天为朋友代改小学生作文一百本，改得自己文章愈来愈臭。孙元良即以抗战健在唯一军长的身分，谆谆教诲了他一番。
李敖诋毁蒋介石的要害之一，就是对蒋介石的评价问题以及所谓“不抵抗主义”。孙元良说，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最高国防会议推举蒋介石委员长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委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罗斯福总统提议组织中国战区，邀请蒋介石出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以及胜利后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主持日本投降签字典礼，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连美国共产党记者白修德，都坦承“蒋介石动员五百万兵力同强敌不断地作八年苦战，为中国历史向来之所无”！
造谣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在大陆官修的史书中铺天盖地。其实，9･18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南昌指挥剿共，闻讯即于9月20日回京，次日召集党政军首长会议，决定“一面诉诸国联以求和平解决，一面准备自卫以谋抵抗……到忍无可忍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可见蒋介石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是张学良；日军紧迫锦州时，蒋介石令张学良部积极抵抗，张却不战而逃。而中共中央却于9･18后两日即9月20日下达决议，号召“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消灭国民党统治，武装保卫苏联”，不是将9･18看作日寇侵华，而看作“反苏战争的序幕”。
在《张学良口述自传》中，张学良多次重申：“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令不抵抗，就是不要跟他们冲突！”长期以来外界都传说张学良的不抵抗日军，是奉了蒋介石的“铣电”，而最先提出所谓“铣电”的，就是那个惯于撒谎吹牛的作家李敖，原载于其編著之《张学良研究续集》，这一论调延续于李敖其他有关《蒋介石研究》系列丛书以及他与汪荣祖合着的《蒋介石评传》。李敖称“铣电”发于1931年8月16日；然据当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杨天石教授等断言，无人见过此“铣电”，而李敖也始终未明示该“铣电”典出何处；张学良则斩钉截铁地表示“没这回事，瞎说！”
《张学良口述自传》出版后，洛阳纸贵，于是极左人士又竭力渲染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丧权辱国”。孙元良说，这3个协定是暂时性的停战协定，是处置紧急事件的方法，与外交无关。冀察政务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管辖，从该会成立至7･7抗战爆发，北平完全受命于南京国民政府。倘这3个协定导致“半壁江山沦入日寇手中”，哪还会有以后的“张北事件”、“香河事件”、“丰台事件”以及芦沟桥事变的发生？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直指：“自9･18至7･7，这5年零9个多月的时间，是蒋介石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聘用德国顾问，将陆军典范令修订公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之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至飞机6百架；又积极督导修建各省公路，完成粤汉与浙赣两线。共军西窜后，中央军因进剿而将力量推移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使之成为抗战后期之大后方；又改革币制、推行法币、白银国有、实施兵役法，才为全民抗战打下坚实基础。”当时国家政令不能统一，在中央有宁粤分裂，胡汉民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在地方，大小60多个军阀割据自雄，中共又在赣湘鄂皖等省建立“中华苏维埃政府”，用尽方法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在乡间任意没收乡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且将有产者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凡此种种，当前线官兵闻悉乡间的父老兄弟惨被清算斗争、姐妹遭受凌辱、家中屋宇被烧财物没收，又怎能安心投入抗战？！所以，蒋介石提出“先安内后攘外”国策，是正确的。而极左人士竭力渲染的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的签订，只是个苦肉缓兵计而已。
华南师大历史系左双文教授也指出，1928年后南京国民政府一味忍让，是为了争取国际同情，“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以当时中国的实力，面对日本那样凶狠狡诈的强盗，不可能有什么天才豪杰，不可能有什么锦囊妙计，能够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立刻摆脱屈辱扬眉吐气。它只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劫难逃的中华民族，只有经过炼狱般的磨炼，才有可能重获生机”；“如果是为了整合内部力量，调整对外关系，加紧国防建设，有一些暂时的妥协，作出一些局部的牺牲，尽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锋，特别是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不给无事还要生事的日本强盗以扩大侵略的口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当国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动不动就破釜沉舟，在准备很不充分的情况下轻易决策，举一国之生命财产投入于战争之中”，“如果是这样，反而是不可想像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