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组图)

2018-05-05 06:16 作者: 毕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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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国立中央大学重庆沙坪坝旧址。(网络图片)

偶尔看到一位南京大学的学生写的校内日志,读来叫人心酸:

——1956年,北大北师大成为全国重点大学时,这所学校不是重点大学。这所大学的老校长在国家教委门前的雪地里坐了一夜,才侥幸与北大北师大一起办起了研究生院。

——霍金访华的时候没有去过这所大学,尽管他的论文中曾经数十次引用过这所大学天文、物理系发表在《science》、《nature》上的论文。

——这所大学的学生不能确定自己的母校是不是被国人尊敬。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年风雪交加的元旦之夜。先校长曲钦岳先生在校广播里致新年贺词和辞职声明:“国家对教育口惠而实不至,我已身心疲惫,万难继续校长的工作。”学校的党委书记因为全校帐上只剩下5万块钱,不得不四处借款给老师发工资。

——这所学校20年前动工兴建的新校区到现在还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用建筑工棚组成的阅览室。新校区里的很多建筑和景观都是历届师生义务劳动建设起来的,里面的一草一木,国家没有投资一分钱。

上面说的这所大学就是南京大学,我的母校。她曾经是民国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这就是她的原罪。(此处引用时对原文作了压缩)

“这就是她的原罪”——正是帖子中的这句话引发了我对国立中央大学的兴趣。当了解了她的短短几十年的历史之后才明白,原来她才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最高学府!


1932年,罗家伦就任中央大学校长。(网络图片)

一、罗家伦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后指出:大学应该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中央大学的目标应该是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这些国立大学里一流的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名副其实的中国最高学府。

这里说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而不是民国时期,是因为民国时期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为北洋政府时期,首都为北京;后期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首都为南京。前期中国的最高学府应当是北京大学,后期的中国最高学府才是国立中央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的近代校史肇始于1902年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国立江苏大学几次更名。前身主流意见为南京东南大学,建校历史一般从1915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算起。南京东南大学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张謇、蔡元培、蒋梦麟、黄炎培等人士上书教育部后建立的。当时她是与北京大学并驾齐驱的著名综合性大学。司徒雷登曾称称其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学府。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6月,以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并入原由该校衍生的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和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及江苏境内四所公立专门学校,在首都南京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5月16日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学府,也是整个民国时期国立大学中规模最大、系科设置最全的大学。

如蒋梦麟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创建国立中央大学的关键人物是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浙江省绍兴人。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等人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习历史,又转往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深造,1925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翌年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党务学校代理教育长。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蔡公时等18名中国外交人员遭日军惨杀。罗家伦时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蔡为外交处长),受命与日军的师团长交涉,其胆识为世人所称道。三个月后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时,被任命为首任校长,时年仅31岁。

1932年,罗家伦35岁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至1941年去职,任职长达10年之久。这10年,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发达鼎盛的10年,而罗氏便是这一时期中央大学整顿和发展的总设计师。

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此时的中央大学是一个烂摊子。因为经费及学潮等原因,四年之中已五易校长,以致校政无人,陷于混乱。最高当局甚为震怒,为此一度解散了中央大学,教育部派员接收中大,教员予以解聘,学生听候甄别。罗家伦原本不想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无奈前任中央大学校长、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一再登门力劝,“以国家及民族学术文化前途的大义相责”,出于爱国心,罗“不忍在国难期间,漠视艰危而不顾”,于是抱定“个人牺牲非所当惜”的勇气,挑起了这副千斤重担。

罗家伦能够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固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同时也与他“五四”学生领袖的形象,济南“五三”惨案善后处理中的个人魅力乃至其独特的留学经历有关。这样的校长易为学生所接受。于是,中大的“易长风潮”便以罗家伦的到任而告平息。

罗是天生的大学校长。1932年10月11日,上任伊始的罗家伦在中央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题目为“中央大学之使命”。他认为,“创立一个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学若不能负起责任来,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一个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创造,一定要趋于灭亡,被人取而代之的”;他由此提出:“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 

罗家伦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他心目中,这些大学都是各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代表了各自“民族的灵魂”。他长校中大,志在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他为中大设立的目标是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这些国立大学里的一流大学。而要负起上述使命,他认为一是要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协调在这一共同意识之中。

他以柏林大学为例,当日耳曼民族受到拿破仑的军事挤压时,一代学者积极配合政治改革,再造民族精神,贡献綦大而影响深远。在有了这样的意识之下,罗家伦宣布了他的6字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这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他预计每个时期大约需要3年,同时又辩证地提出,“在安定的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就是到了发展时期,也还应当安定。”

他为国立中央大学撰写的校歌歌词为:“国学堂堂,多士跄跄;励学敦行,期副举世所属望。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器识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增加人类知识总量。担负这责任在双肩上。”并从歌词中取出“诚朴雄伟”四字作为新学风。“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它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作无目的的散漫动作,守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地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力避纤巧浮华,反对拿学问充门面,“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就是无惧无畏的气魄,改变中华民族柔弱委靡的颓状,善养吾浩然正气,男子要有雄风,女生须无病态;“伟”,就是伟大崇高,力避门户之见,敢做大事,能成大器。“诚朴雄伟”后来被定为中央大学的校训。

适值国家内忧外患之际,罗家伦激励中央大学师生学习柏林大学前辈,“建立有机的民族文化”,葆有独立精神,复兴中华民族。要引导师生回归到学术中去,校纪就不可松驰,为此他采取四项措施:一是“闹学潮就开除”,二是“锁校门主义”,三是“大起图书馆”,四是“把学校搬到郊外”。

罗家伦本身是五四学运领袖,靠闹学潮起家,现在却反对学生闹学潮,且措施极为强硬,这恐怕是他对学潮的反思所致。此举确实耐人寻味。这让人想起五四运动时蔡元培对学运的态度。蔡元培对于学生运动一向抱有“成见”,所以五四刚过,立即请辞北大校长。因为他预见到五四之后的北京大学已经难于走上“研究高深学问”的道路了:“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就难以满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蔡氏对于学生运动自有一种难言之隐,既同情,也不满。罗家伦现在反对学生闹学潮,与蔡元培自有一致处,不过他比他的老师更强硬。其中的是非当另作别论,但在由于学潮等原因四年之中已五易校长的中大,也确是“安定”学校局面的必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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