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8年5月7日讯】99年前的5月4日，发生了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导的学生运动。学生们示威游行、罢课请愿，抗议在刚结束的巴黎和会中，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被转让给日本，而北洋政府对此没有作为。
1939年，5月4日被定为中国青年节。在一些人看来，青年，似乎成了理想主义的代名词，他们理所应当会承担起推动社会改革的重任。
我曾向往的青年生活也是这样的。记得二十出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香港。整夜看多年前的视频和照片，泪流满面。我觉得自己生不逢时，渴望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在群情激昂的人群中，感受到自己“活过”“活着”。
十年过去了，我对“自己向往的青年生活”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让我感受到自己“活着”，让我对青春无悔的，是日常生活的点滴，其中最关键的，是保持同理心，体察他人遭受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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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苦难最初的感知，是在七岁之前我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的时候。那是八十年代，我们住在西安城内社会阶层比较低的一个社区。我对那个阶段的印象已经很模糊，只依稀记得一户人家，爸爸在车间里失去了右手；妈妈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行动有些不便；孩子是捡来的，有些小偷小摸的习惯。记忆里总残留着那个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她经常在搓板上跪几个小时，被她爸爸暴打一顿，一群孩子在旁边哄笑。
后来那片社区被改造成楼房，因为子女争房产发生了一系列悲剧。奶奶有时会和我讲，哪个老人跳楼了，哪个老人被子女撵出了家门。不知什么缘故，她讲的时候表情和语气都是淡淡的，寥寥几句话，我也总是当成故事来听，并没有从中体会过多么大的悲痛。
但我一直认为，童年“听”来的这些故事，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
直到2004年，我在大学组织了一个暑期社会实践考察队，才对苦难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我们在江西调查村民土地被征收之后的生活状况，走访了很多人家。不少水田被当成荒地征收，一亩地只能得到大概9000至1.5万元补偿，政府转手就能以数十倍的价格卖给企业。上访的一些村民被拘留数月，其他人只能拿着钱另寻出路。不少村民再花钱买地，盖房，土地补偿款很快就花光了。他们在镇上打零工，一个月赚三五百元，过着比原来更贫困的生活。还记得看到一户人家的井水时复杂的心情，因为缺少基础设施，村民只能在新房子旁自己挖井，水发黑褐色，打上来沉淀几个小时，就用来做饭洗衣。
井水
整个考察中，我觉得很难过而无力，但还夹杂着好奇和同情的复杂情绪，以及和同学们一起出行的兴奋劲儿。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是很肤浅的，写了一份报告，通过学校递交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没什么下文了。
但那段经历，我自己全情投入的状态，和我感受到的苦难生活，极大的影响了我的价值观。
又过了几年，512地震后两年多，我到公益机构工作，做北川地震重建后的工程项目。那一段经历让我体会到，对苦难的感同身受，需要一种同理心，对事件的了解，甚至是想象力。北川老城，我坐车穿过上百次，两侧是坍塌的废墟。
北川老城
有时我会想，那废墟下，不知埋葬着多少尸骨，他们当时，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但走的次数多了，沉重也慢慢减轻了。那时重建项目已经接近尾声，在工作和生活中和居民们聊天，因为种种原因，大家也并不会刻意提起地震的那段过往。
几年后当我读到张良写的《汶川地震168小时》这本书，记录了一个个真实的人物和故事，关于北川老城的记忆就迅速涌上来。不再夹杂着好奇或同情，而是一种感同身受的复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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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间，我还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它们发生在不同的地方，而一些公益机构和个人，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曾经读了一本书《Half the Sky》，现有中文版《天空的另一半》。作者记述了他们在亚非拉地区看到女性遭受的各种暴力和苦难生活，她们被迫卖淫、被强奸、生育时死亡、失学、遭受家庭暴力，等等。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她们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这触发我去柬埔寨首都金边一个保护妇女儿童的机构工作四个月。这个机构专门帮助遭受家庭暴力、强奸和人口贩卖的受害女性和儿童，给她们提供长达一年的住处和一些技能培训。这期间，通过翻译，我和很多受害者有直接的交流，了解她们的需要。
记得有一个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她的丈夫喝醉酒以后，用刀在她和女儿的脖子上划下十几厘米长的口子，她们差点没被抢救过来。她和我谈起自己的经历，眼神中流露出麻木和绝望。等翻译离开，她有些激动的和我说了半天，比手画脚才让我明白。她希望我把她的小儿子带到中国抚养。我当时就泪流满面。一个母亲，要经历多大的伤痛和绝望，才愿意把自己深爱的孩子送给别人。而我，也没法满足她的期望。
除了遭受暴力，很多人的生活环境也很糟糕。
金边郊区的一个简陋小屋里，一共十几平米，住了大约二十人。他们靠捡垃圾为生，每天都担心被政府赶走。
住了20人的小屋
他们三十多年前从越南来到柬埔寨，被当作非法移民，成了没有国籍的人。但那段时间，政府已经贴出了要清除那片地区的通知，他们担心自己不久后就会流落街头。我采访过一些街头的流浪者，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女性会被强奸，需要不断贿赂警察，依然只能捡垃圾，每天收入2-3美金。警察不允许流浪者在街头做饭，他们只能吃最便宜简陋的食物。
柬埔寨的贫困人口
在柬埔寨的乡村，很多家庭每天的收入不超过2美金，存粮顶多能吃一个星期。我在靠近泰国的边境采访过一些柬埔寨人，因为泰国的日工资能达到6-7美金，他们每天找蛇头带自己偷偷过境，有的干完活儿偷偷跑回来，有的打工一段时间会被泰国警察遣返，还有的做最危险的工作，比如去海上捕鱼，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每一天，泰国的警方都会遣返几卡车柬埔寨的非法劳工，他们会被在泰国拘留几日，身上的钱和物品全部被没收，落得一无所有；但他们告诉我，第二天，他们又会找贿赂了边境警察的蛇头带自己过境，因为在柬埔寨，他们根本无法生活。
这样的苦难，也不止发生在贫困国家或地区。
前几年，我跟着公益机构去台湾考察当地的创新教育，参观了花莲的五味屋。
花莲的五味屋
五味屋是一个二手店，其实也是一个公益机构，创始人是在高校教书的顾老师。十几年来，她帮助和陪伴当地社区一些最贫困家庭的孩子们，他们往往来自于失能家庭，爸爸经济贫困，可能酗酒或者很暴力，很多妈妈是从东南亚的贫困国家拐卖来的媳妇，生下孩子，有些就离开了。顾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关于暴力、抛弃、冲突、绝望，很难想象，这些孩子都经历了怎样的童年。她也讲了自己怎样和每个家庭沟通，怎样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最终让很多孩子重新建立自信和对人生的希望。
这样的苦难，也同样发生在中国大陆各个角落。
我的朋友李旸和他的丈夫安东，八年来，在云南靠近缅甸边境的乡村办了一个公益机构，叫榕树根。
两年多前，我去那里住过两个星期，帮着做做饭，陪孩子们玩耍、学习，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那个地区毒品泛滥，很多孩子的家长因为吸毒被抓或者去世；当地教育质量不高，很多孩子也不愿意上学。榕树根并不是全日制的学校，而是孩子们在放学后和周末可以聚在一起的地方。记得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基本每天都逃学，他在学校和家里都遭受暴力，除了榕树根，无处可去。我和他聊天，能感到他内心的复杂，也能感到孩子的纯真。如果没有榕树根，很多孩子，会像当地很多人一样，早早辍学，混社会，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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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讲的故事，或许对你来说并不陌生。这个世界上，在各个地方，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在承受苦难。
有人说，正是对这些苦难的同情、同理心，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但是，人们真的会对别人的苦难感同身受吗？对此，我是怀疑的。有很多人，其实并不关心。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一个原因是，很多人离得还不够近，像过去的我，信息只来源于新闻报道。
《娱乐至死》的作者认为，我们处在一个一切都被娱乐化的世界，包括新闻。死了几十人，甚至上千人，不过都是新闻里的数字。主持人面无表情的报道，大家听听也就算了。
等我亲身接触社会中弱势的群体，用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去关心和感受，我的认知才不断被刷新，头脑中的偏见才被颠覆，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才不断被冲击。
不过即使在一线接触，看到的苦难多了，人也可能会变得麻木。我在公益行业工作的几年中，也见过很多麻木的例子，这也曾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让我深刻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是发生在柬埔寨的一件小事。
我在当地有一些朋友，来自各个国家，都在公益机构工作。在一次聚会中，讨论起为什么自己会来到柬埔寨，每个人轮流分享。大家就谈到，自己经历了某个事件，或者不喜欢过去的工作，等等。然后轮到一位来自印尼的女性，她在公益行业工作了30多年。她就谈起在很多曾经工作过的国家的小故事，巴布亚新几内亚，孟加拉等等，当地的人遭受着怎样的苦难，过着怎样的生活。
我开始听得很困惑，这和当天讨论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但是随着她讲一个个的故事，我看到她眼角的泪花，突然明白了：只有她的故事里，那个“自我”是最小的。她看到的，记下的，依然让她心动的，是别人的苦难。是这些苦难，是别人的需要，自然而然把她带到了柬埔寨。
这些年，我一直以此提醒自己，希望减少个人的好恶，减少那个自我，真正去关注别人的需要，关心社会的问题。
或许可以用我最喜欢的罗素的一句话结束这篇文章，“有三种简单而强大的情感主宰着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真理的探求和对苦难大众的悲悯。”
对我来说，这是我所理解的，让我感到“活着”的意义。
让我庆幸的是，在我身边，还有很多关注着他人苦难，关注着社会问题的年轻人。成立C计划后，我们和3ESPACE联合举办C讲坛，每月都会邀请这样一些可贵的年轻人，和我们的社群分享他们的故事，他们在世界各地听到的、看到的苦难，以及他们为此做出的行动。我们也不断倡导与呼吁，理性的公共讨论，切实的公共参与，身体力行的推动社会进步。在又一个五四青年节，与你共勉，成为这个时代，珍贵的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