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8年6月5日讯】
一
现今从一些时尚学者到市井爱国人士，一提起自己国家，就以“共和国”三字替代。似乎用了“共和国”一词，不仅显示出几分自豪，口气也倍感亲切。由此自然衍生的，还有“共和国旗帜”、“共和国土地”或“共和国卫士”等等，估计若有人称“共和国贪官”、“共和国地沟油”也不能算错。当民营中小企业向银行求贷难于上青天的时候，许多人把央企或国有大企称为“共和国长子”。当然还有人被赞为“共和国脊梁”，何以能获“脊梁”之美誉，是因为在“共和国”的政协会议上从未投过反对票。不久前网络传闻，这名被诩为“共和国脊梁”的节目主持人己移民美国。至于“共和国黑煤窑”、“共和国二奶”之类，大概也就不便多说了。复旦大学一名中年教授（据说又是北大某教授的关门子弟），某次在电视银屏上大谈本国之教育，谈吐中反复不厌其烦地左一个“共和国”、右一个“共和国”，仿佛缺少“共和国”一词的修饰，其学者成色亦将受损。由此也令我辈大开眼界：原来无知也可公开卖弄。
其实我们这个大中国，从1949年起全称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因为在1979年之前的30年间，似乎名号归名号，未见有人单独称“共和国”。官方文件、社论或官员作报告，习惯也多用“我国”二字。这也难怪，30年的时间内，自上而下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与“共和”二字好象总有些格格不入。大饥荒的年代，你能说成“共和国大饥荒”吗？若将1957年知识分子遭遇毁灭性打击，称“共和国反右斗争”，将十年文革称“共和国浩劫”，听起来都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总之，无论是“共和”、“共和国”，抑或是“共和政体”，对炎黄子孙而言，既熟悉又陌生。
二
市井小民不懂“共和”与“共和国”的含义，这也难怪。最早提议将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者，是著名学者张奚若在1949年6月政协筹备会上的发言。张奚若的这一提议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首肯，于是一锤定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沿用至今。其实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初在老根据地江西瑞金使用的国名，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战时期毛泽东一心想着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国名虽与时俱进，但“共和”二字绝不会放弃，可见“共和”二字意义之重大，使得任何人也不敢随意抹掉！
张奚若是崇尚民主政治的学者，早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学位，深服卢梭的政治哲学，后在清华大学讲授《西洋政治思想史》，与金岳霖、徐志摩等同为太太（林徽因）客厅的常客。作为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张奚若对西欧共和政体颇有研究，当然不会不清楚共和政体的含义。上世记40年代，他在文章中即曾指出：“中国要有光明前途，只能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提议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国名，究竟是否贴切也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朝代更换时期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仿佛是个谜，他们既想在战乱结束后的安定时期潜心学问、建功立业，又想与新政权保持良好关系，选择留大陆也许本来就是一种观望。其实张奚若在知名学人中算是敢讲话的了，在1957年初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张奚若以为真的可以帮助党“整风”，居然直言指出执政党与政府的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未来。”这一席话若出自别人之口，是彻头彻尾的反党言论。但张奚若竟无惊无险，原因是毛泽东很清楚：张奚若仅仅口头议政，不愿参政，更不愿当官，所以属“无政治企图”的“好人”——想胡说两句就让他胡说吧！这使张奚若在知识界获得“不死鸟”之称。
不过即便是张奚若这样的“不死鸟”，要求他“知无不言”也不现实。所以他提议使用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中“共和”二字的含义，他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对策。也许在私下里与知交畅谈时免不了流露真知灼见，免不了会谈到“共和”二字的真谛，但这也只能是猜测而已。于是在30年的时间内，这位自由主义学者所看到的，要么是全民在大饥荒中受煎熬，要么就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全民丧失理智地大搞“阶级斗争”，知识分子普遍遭受厄运。
三
与此现象对应的是，国内各种媒体、刊物，长期以来对“共和”、“共和国”与“共和政体”等词组，也一律保持缄默。不仅是媒体或刊物，从1949年以来的60余年内，在大、中学校的课堂上，也绝无教师对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和”二字作出解释。一代一代读书人从小学读到大学，全然不知“共和”是什么意思。直至本世记初，才出现一部题为《走向共和》的电视剧，把延续2000年的帝制，由苟延残喘到寿终正寝的过程展现出来。《走向共和》的最后一集中，孙中山有一段演讲，对人们理解“共和”有明显启示，却很快被“共和国”的文化管理部门删除了。这对“共和国”而言，不啻是一种嘲弄；“共和国”的臣民，要想弄懂“共和”的含义，真是不容易。
翻开权威工具书《辞海》（1989年版），居然同样没有对“共和”的诠释，只提到青海省有一县，名“共和县”；再看发行量达几十亿的《新华词典》（1981年版），对“共和”一词的简单注释是：
共和——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定期由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
恕我直言，《新华词典》对“共和”的诠释，完全属似是而非的胡说八道。
最早通过电视媒体，让家家户户熟悉并使用“共和国”三个字的，是军旅歌星董文华。1979年中国政府对越南实施“自卫反击”，这个被称为福建“红楼女主人”，其实也即“共和国二奶”的董文华，紧紧把握机遇，用歌曲《血染的风采》鼓舞士气，其中反复咏唱的副歌是：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从此，“共和国”一词随着《血染的风采》传遍大江南北。当无数士兵因听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而热血沸腾，冲进枪林弹雨的时候，谁又会想到那位“共和国二奶”正躺在“红楼”里寻欢作乐？邓小平南巡，深谙投资机会的董文华，又立即奉献一曲《春天的故事》。若非“红楼”东窗事发，等到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得手，我猜度人们在电视旁又将听到她歌颂“共和国打黑英雄”的妙音。董文华不仅是“共和国二奶”，她的声乐“艺术”也早就是“共和国”政治的二奶。然而谁又会想到，30年来人们对于“共和国”三字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突然之间竟因了一曲《血染的风采》，从学者到市民，都以口称“共和国”为时尚。
四
共和一词最早源自古罗马。共和的含义是指不同政治权力依靠制衡而形成的和平共存。古罗马的共和制，也许受古希腊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当一个物体沿某方向运动时，若要想制止，唯一的方法是依仗另一个质量相同、方向与之相反的力的作用，这就是制衡。当这种制衡的共和政体消除以后，罗马共和国走向罗马帝国，古罗马的灭亡也就注定了。18世记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按传统方法，将社会政体形态划分为三种：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暴君）政体，其中共和政体又分民主共和制与贵族共和制两种，民主共和政体是由全体民众拥有最高权力的体制，贵族共和是一部分人拥有最高权力的体制。稍后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又称古典共和与现代共和，无论古典共和制抑或现代共和制，本质上强调的是权力制衡。
1789年法国大革命突然爆发，巴士底狱的攻占成了大革命的光辉标志。次年通过《人权宣言》，两年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宣布建立。再接下来一年，随着路易十六被推上绞刑架，雅各宾派专政也已形成，共和至此名存实亡。法兰西民族比我们更懂得为权利而战，却不懂对权利的理性维护。雅各宾派的领袖们，除了响亮的革命口号，没有留下丝毫有关共和的真知灼见。真正的共和，是一种权力遭遇另一种权力的阻挡或制衡，使革命衍变为妥协的结果。整整200年后的东欧天鹅绒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对法国革命中浪漫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警惕。
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对共和也作过精准的诠释。在他看来，上世记前期以北大为核心的“五四”运动中，提出“民主”与“科学”的诉求，却不懂由权力制衡导向的共和，才是人类文明史上更重要的大智慧。杨小凯认为，共和与民主不一样，民主的含义是把选票交给臣民，其中含少数服从多数的意味，由此极易导向多数人暴政；而共和是依靠制衡形成，恰恰是对少数的保护——共和是对民主的不信任。简言之，共和就是容许不同声音存在，共和就是权力制衡。共和国没有臣民，只有公民。
共和，是人类最高政治智慧的结晶；民主共和政体，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终结制度。共和在世界范围的光辉实践，迫使极权主义者们不敢公开站在反共和的位置上，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打着共和的旗号抵制共和，把一个与“共和”风牛马不相干的国家，包装成“共和国”，再借助意识形态垄断和信息敞屏，行反共和之实。如曾经是极权主义罪恶统治的苏联，全称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差不多同时寿终正寝的东德，也曾经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连世袭君主极权制的朝鲜，至今也依然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当人们热衷于将“共和国”一词挂在嘴上唱的时候，还有多少人在意自己的“共和国”，究竟是真共和，还是假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