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凤雅妈妈（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8年6月6日讯】编按：今天，距小凤雅的死已经整整一个月。凤雅小小的身躯尸骨未寒，舆论却已经经历一重又一重的翻滚反转。身处社会阶层最末端，本应得到的福利常常被层层盘剥所剩无几，而一旦出了错被抓住了把柄，就会被放大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连自我辩解的机会都没有。如今，事态也似乎趋于平静，真相似乎已理清，但事件背后的问题，是否会有人问津？
高墙
我们这个社会，总是习惯性在悲剧发生很久以后，甚至是悲剧已经被忘得所剩无几的时候，才有勇气来直面造成悲剧的社会体制和深层原因。
而有一些人，可能永远也没有这样的勇气。
时至今日，对于王凤雅小朋友死亡的事件，人们还在讨论媒体人的伦理、家人的道德、慈善的操守……
凡此种种，都意味着人们还没有勇气、也缺乏知识，来面对结构性的深层原因。
王凤雅小朋友死亡事件，是城乡差距带来的社会撕裂的众多伤口之一，是社会等级化造就的底层苦难高墙的一隅。
这道伤口是所有社会成员的伤口，这堵高墙是所有社会成员的高墙。
小凤雅妈妈（网络图片）
王凤雅因病去世后，很多媒体在讨论，指责其母有之，指责志愿者有之，指责新媒体有之，指责网民也有之。
但是，要想挽救更多的小凤雅一样患病的农村孩子，仅仅靠这些群体的努力并不足够。给农村孩子配置更多的好医生、提供优质的、低价的医疗资源，才是出路所在。
回溯凤雅妈妈带她看病的经历，会发现凤雅在许许多多的医院接受过治疗：南张楼村眼科诊所、温良口村卫生室、张集镇卫生院、太康县人民医院、太康县人民医院老院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此外，凤雅还曾被送往河南省肿瘤医院，但没有被接收。
在五六个月的时间内，凤雅妈妈带着两岁半的女儿，在这些医院之间辗转来回。
他们在村里得到的诊断是角膜炎和白内障，村里的医生给凤雅输液，成分是消炎药。对于凤雅的病而言，这并没有什么治疗效果。一个多月后，凤雅高烧，村里的医生又给她挂了一个周的吊瓶。
这些都是无效医疗，但村里的医生不会知道。即使知道，他们也会先挂吊瓶试试看。
农村村医的工资收入十分微薄，公共财政给村医的工资水平极低。2017年，我参与了一个云南省的村医调研项目，在项目中接触的云南村医，固定工资一个月只有几百元，工资最高的村医，也只有一千五百元。
因此，门诊费就成为村医收入中的重要部分，虽然每个人的门诊费只有几元钱。一般来说，除非是耽搁不起的大病，村医并不希望直接将病人转诊。
凤雅发烧后，在村卫生室输液输了一个周。一个两岁半的小孩子，输液不见好之后，居然能输液整整一个周。是村医的医疗水平有问题？还是卫生室的医生始终想着“治了试试看”？
当然更可能只是由于这个村的村医数量很少，每个医生每天都要面对络绎不绝的病人，没有时间详细考虑病人的病情。
2014年的数据显示，城镇每一千人，平均拥有9.7个卫生技术人员。而农村每一千人，平均只拥有3.77位卫生技术人员。这还是平均了东部富裕村庄后的数据。在云南省的农村里，两千多人配备一个卫生技术人员是非常普遍的状况。那里的医生从早到晚都在看病，医生身边永远聚集着一群感冒的人。
如果村里的医生更多一些，更清楚地知道小凤雅的情况，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就会建议她去县里深入检查。很多人批评凤雅妈妈没有及时了解疾病知识，但做这样的批评时，需要明白，在农村，村医没有时间告诉病人该去哪里了解信息。
被检查出是癌症后，太康县人民医院对凤雅妈妈说，建议将凤雅转到“大医院”。这是医院的常规操作，似乎很正常。可对于农村家庭而言，转到大医院的建议，意味着医生什么也没说。除了知道应该去市里以外，去市里什么医院，收费多少，治疗效果怎样，有没有可能被医疗诈骗？这些信息都是一片空白。
并不夸张的比喻，一个农村家庭进入大城市的医院，无异于踏进修罗场。你不知道去哪里吃饭，去何处住宿，不知道医院哪些项目要花钱，也不知道究竟要花多少钱。这是一块冷冰冰的陌生之地。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凤雅妈妈听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告诉她，住院要先交两万块钱，一个月做一次化疗。对此，凤雅妈妈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拿不出这个钱。”
研究者普遍认为，我国卫生财政投入总体规模不足、城乡之间分配不均。这一现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个人直接支付部分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特别高。王绍光曾经指出，1978年个人直接支付部分占20.4%，而2002年达到58.3%。“个人负担如此之高，在全世界是极为罕见的。”
高昂的治疗费用，足以让这个家庭倾家荡产，而他们还要负担其他几个孩子成长、上学。当记者问为什么不带孩子继续去大医院看病时，凤雅妈妈说：“我觉得我做不到啊”。换到任何一个人身上，这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凤雅妈妈终于找不到可以看病的地方了。去郑州，他们没有钱。去北京，他们不相信志愿者真的能够帮她女儿治病。去县城，县城已经明确告诉他们没有治疗的可能。所以，她只好把孩子安置在镇里的卫生院。
与其指责凤雅妈妈不够尽力，不如追问医院本身：如果县里的医院能够搜集一些“大医院”的信息，并告诉凤雅妈妈？如果市里的医院替他们想一些减免或者赊账的措施？如果能够把医疗价格限制在农村家庭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一句话，如果能够降低农村家庭外出求医的门槛，凤雅妈妈还会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把孩子抱走吗？
真正阻断他们求医道路的不是别的，是农民看病时面对的高昂费用。
集体
凤雅一家，两个孩子都是大病，可谓是遇上了天大的事。在志愿者和媒体介入后，又有无数问题接踵而至。面对从未接触过的状况，他们毫无经验，手忙脚乱，但从头到尾，大多是一家人独自应付。
如果村里能有一些熟人组成的团体，建议积极求医，分担一些经济困难，凤雅妈妈很可能就不会把孩子从市里的医院带走。在面对媒体的攻击时，凤雅一家人也不会孤立无援，如此被动。
农民家庭，在市场经济里，本身应对危机的能力很弱，一点风浪就容易把他们淹没。他们非常需要相互团结，互相帮助。
可是现在，基层的组织大多名存实亡，作为农民互帮互助的集体溃败了。农民正在被割裂成为原子化生活的个体。
农业文明里的熟人社会被半熟人社会取代，社会主义时期建立的基层组织也丧失了活力。当单个的农民家庭遇到困难时，他们能依靠的只有他们自己。这时，很多人都会像凤雅妈妈那样，觉得自己根本无力面对重大变故。
凤雅妈妈既想拼命救自己的孩子，又感受到自己能力的有限。她带着孩子东奔西走，四处求医，但是一遇到困难她就会踌躇犯难。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这个小家庭承受不了这种变故，又没有更大的集体来帮助他们。
如果说中产阶级的原子化，只是加剧了他们的孤独感和不确定性的话，那农民生活的原子化，真的会把他们抛入到危险的境地。
农民生活去组织化的严重后果，不仅仅在得了大病的紧急情况下体现出来。近些年，农村黑社会猖獗，正气不张，风气不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互帮互助的农村集体抑制黑恶势力。农村老人自杀率很高，一些老人自杀后很长时间没人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也该归罪于集体力量的缺失。
2016年，我曾考察过内蒙古的一个村庄。村里的农民成立了生产合作社，一起劳动，选出代表与粮食公司议价。村子里的风气很正，感情好，各家各户的事情相互都知道。这和没有集体组织的村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气。
农民有着天然的原子化倾向，在这种背景下，尤其应该鼓励农民自建互帮互助的基层组织，遇到困难一起出主意，家里有事相互帮忙。在凤雅的悲剧事件里，至少会有更多人去接待志愿者，而不至于把凤雅妈妈逼到这个地步。
城乡
在志愿者和网友眼里，凤雅妈妈对女儿的治疗措施难以理喻。
在北京治疗无果后，凤雅妈妈把孩子带回了家，在镇上的卫生院住院。志愿者对此十分愤怒：“杨美芹带着小凤雅已经回家，他们赶到了太康县，确认了当时凤雅还活着，在张集镇卫生院。兔唇的儿子在北京高档医院，垂危的女儿在乡镇卫生院，筹款花到谁身上了？”（《王凤雅小朋友之死》，有槽公众号发布，原文已删除）
但对于凤雅妈妈来说，连北京都已经去过了，她已经没有办法了。作为农村家庭，离开当地后，哪怕进入县城，也无依无靠。如果不是有人帮忙，她们在北京根本没办法照顾好孩子。
在志愿者眼中，凤雅妈妈让重病的女儿在乡镇卫生院输液，等同于放弃了对她的治疗。
可对凤雅妈妈来说，乡镇卫生院比村里的诊所更高一级，收费也会更贵。如果不是在乡镇卫生院输液，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安顿孩子。
志愿者眼中，是一个吝啬的母亲让小凤雅在乡镇卫生院输液。
但在这位母亲眼里，她正在花掉自己所有的积蓄。
在城市中产的世界观里，十五万只是一年或两年的工资，并不难募捐到。
但凤雅一家人的朋友圈很狭窄，第一次募捐，只有一万多。多次募捐，在多个平台上求援，他们一共也只收到三万八千多元。
所以，在听到医生说孩子只能进重症监护室，每天费用一万多的时候，凤雅妈妈选择了回家。她很明白地知道，她们家的积蓄连十天都撑不过去，而这是一个无底洞。
但在志愿者看来，这是因为凤雅妈妈非要医生回答能否治愈，而医生显然给不出这样“非黑即白的回复”。于是，不讲道理的凤雅妈妈带孩子离开了郑州。
志愿者和自媒体平台发布的文章中，对于凤雅妈妈的举动，他们不仅是愤怒、不解，字里行间还夹杂着鄙视的情绪。他们鄙视凤雅妈妈吝啬，一直让孩子在镇里输液。他们鄙视凤雅妈妈文化水平低，不理解现代医疗规则，想要从医生那里得到承诺。
志愿者们和凤雅妈妈的沟通很不顺利。凤雅回家后，明明知道凤雅的地址，他们还贴出寻人启事，希望用舆论压力来迫使她和他们合作。志愿者的鄙视心理悄悄渗透在这些细节里，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有反思过。
大概也正是由于这种潜藏的鄙视，志愿者们一再强化对凤雅妈妈的邪恶想象，最终写出了这样的谣言：“（杨美芹等）利用小凤雅存活的希望行骗。小凤雅在最后一个月里，躺在卫生所的病床上，吊着毫无意义的生理盐水，一分一秒地煎熬着，而她的亲人，都希望她快点死去。只有她死掉，那笔捐款才能落到实处……”（《王凤雅小朋友之死》，有槽公众号发布，原文已删除）
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了解了凤雅妈妈的困难，知道她并没有诈捐后，这些鄙视依旧没有消失，误会还是没有解除。
在5月29日腾讯新闻的一篇文章后面，点赞最高的网友留言是这样的：“根本没有所谓的反转，王凤雅的家人除了没有挪用捐款给家里的男孩看病之外，其他的行为都是消极的不作为的。”（今日话题：《批评王凤雅妈妈的做法，并非把城市精英的道德强加在农村人身上》）
可实际情况却是，王凤雅的家人带着她从村里、镇里、县里到郑州、北京，跑遍了他们所能想象和接受的地方。凤雅妈妈自学了软件，到处募捐，为她两岁的女儿流尽了眼泪。
这些事情，网友都知道，但网友还是认为，她的求医过程非常消极。
凤雅和妈妈
腾讯新闻的文章《批评王凤雅妈妈的做法，并非把城市精英的道德强加在农村人身上》，更是指责凤雅妈妈“顺应命运”的农村伦理，不能原谅杨美芹不听从医生和志愿者建议，不积极求医的态度。文章说：
“只要有救治家人的决心，很多文化水平不高的人都能‘久病成医’。”
“‘眼球摘除手术大概几千块钱，装一个假眼义眼一万多，化疗每次三四千加上所有住院费不会超过5000块钱，做4次化疗，包括交通食宿五万块钱也就够了。’这并不是一个大到难以让人接受的数字。”
发出这篇文章时，腾讯新闻已经知道，凤雅妈妈阅读能力很差，一开始她连“双侧眼球内母细胞瘤“是癌症都不知道。她女儿的病根本没有给他“久病成医”的机会。
腾讯新闻也知道，文章里说的五万块钱，不是医生告诉凤雅妈妈的数字。如果不是记者找关系联系上了一个好的医生，医生决不会慢慢坐下了跟你谈，你的孩子多少钱能治好。他们只会说，先去交钱吧。而凤雅妈妈没有那么多钱。
腾讯新闻还知道，在他们引用的材料后面，还有一句被他们忽略的话：“保眼治疗贵一点，费用大概是十几万。”对于每个月收入只有两千多元的凤雅的家庭来说，这个价钱并非不是“大到难以让人接受”。
在许许多多的新闻报道之后，“城市精英”们依旧难以理解杨美芹的苦衷。他们无法理解农村，难以理解底层。这并非是城乡伦理道德的冲突，这只不过是城乡撕裂的一种表征，一道伤口。
如果人们的记忆没有那么快被时光洗涤，或许还记得甘肃的杨改兰，那个杀死四个孩子又自杀的农村妇女；或许还记得云南的小龙，那个除夕夜自杀身亡的留守儿童；或许还记得广东的许立志，那个风华正茂却匆匆逝去的青年工人。他们残酷的选择没有那么难懂，他们只是被福利体系的网络遗弃，他们只是被高速前进的社会抛出。
在一片喧嚣中，杨美芹的丈夫王辉甚至没有在家多做停留。他匆匆忙忙外出，去建筑工地打工了。他并不是脑子不好用，他恰恰是深刻知道，抓住工作机会，存一点钱，才能真正守护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但，城市精英们，还是不懂这一点。
城乡之间的互不理解，正在成为农村的严峻挑战，也一直是整个社会的顽疾。
参考：
《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5》。
杨林等：《城乡医疗资源非均衡配置的影响因素与改进》，《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9期。
王绍光：《巨人的瘸腿：从城镇医疗不平等谈起》，《书摘》，2006年第2期。
作者：熊成帅编辑：默默然美编：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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