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中晒柿饼的台湾农民（BENJAMIN YEH/AFP/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6月9日讯】大陆女作家绿妖的非虚构作品《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由青橙文化策划，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为写作本书，绿妖走访台湾60余位农民、10余个民间团体与台湾当局，细腻地呈现出台湾农民享受生活的农村生态。书中联结台湾农业、历史、经济、民生、环保、社会创新等多个维度，相当丰富地呈现出台湾乡村现代与传统的博弈、结合，农人的尊严、创造与坚守。
绿妖书中的台湾农民，和大陆的农民很不一样。
按照绿妖的观察
“……我所见的农人，尤其是出现在城市里的农人，总有仓皇自卑之色，沉默寡言”；
“在台中乡下，我列席产销班会议，一个乡村的微型社会结构呈现眼前，它内部有利益合作、人情往来、技术学习，是血缘结构之外的另一种补充。我请教其中一人姓氏，该长者微微欠身，‘小姓黄’，举止间的优雅矜持难以言喻。看似粗犷的书记，记录班级活动，竟是一手端丽隽拔书法。七十岁菜农刘胜雄还在大学上农业培训班，跟教授学习，学着接受田里长草的新理念，‘台湾农民都很聪明的，看一眼别人怎么做，就会了。’他眨眨眼，又俏皮又自傲。”
“自傲，这是台湾农人给我的最深印象，不论贫穷富裕，他们都有一种怡然自傲之色。它从何而来，是他们比大陆农民更富裕吗？不见得，大陆农人许多在城市打工，收入可能比他们还高。我试着分辨其成分，隐约是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混合的自我认同。生活中按部就班的规则多，遇到事情，你可以知道自己从哪里得到什么样的支持……不富裕但殷实的生活也支撑了农人的自傲。”
作为县城长大的作家，绿妖的观察未脱文艺女青年的范儿。关于台湾农民的“怡然自傲”，有着更丰富的内容。
向总统候选人挥手致意的农民（ROMEO GACAD/AFP/Getty Images）
首先，台湾农民的私有财产和公民权利，在台湾的民主制度下得到了保障，这是他们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基本来源。
2004年，台湾陆委会邀请于建嵘去访问，于建嵘见到台湾老百姓，都问同样一个问题，地方官员不经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台湾老百姓回答说，不可能，他怎么敢拆我们家房子？于建嵘说，假如拆了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他，那就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会重判这个不经同意拆房子的官员，假如经过我同意赔十万，不经我同意他可能要赔一百万。
于建嵘接着问，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又回答说，不可能，他怎么敢不立案啊，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有房产证，他没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错了，他必须赔。于建嵘说假如发生这个问题怎么办？台湾老百姓说，那我就找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调查完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就会在议会上提出来，这个官员和这个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于建嵘接着问，假如这个议员不管你这个事怎么办？这时，台湾老百姓都烦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这么多假如呢？这种假如怎么可能发生呢？这不是我想让议员做的事，这是议员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议员天天做梦都希望发生这个事，他怎么会不来呢？不可能的！”
于建嵘说有可能，台湾老百姓说不可能，他们有联系议员的那个电话卡，那就打电话试吧！一打电话，那个议员在附近，接到电话很兴奋就赶过来了。但是，于建嵘还是不甘心，他接着问，假如县议员就是不来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他：那很简单啊，他不来，下一次选举，他到我家来拜票的时候，我会把他用脏水泼出去，他就当不了议员！
从台北走到台南，于建嵘得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结论。这个问题，他还问了许多国家的人，包括日本、德国、法国，包括美国的很多人，基本回答都是差不多的，逻辑是一样的。
其次，台湾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差不大。
根据绿妖的观察，台湾和大陆走过的轨迹是相似的，前几年没有年轻人回到乡下。这几年，全球经济放缓，大城市失业率增加，乡下成为了降低失业率的缓冲区，年轻人陆续回到乡下。台湾也有政策给农民一些种地的培训，种地的机会，他们也有这样的渠道回去。
最重要的是，回到乡下，收入不比在城市低很多。绿妖采访的一个农民，在乡下种香菇，收入比他在台中市做电脑工程师收入还要高。做工程师的时候，每个月收入3.5万台币，他要生小孩了，觉得负担很重。回到乡村之后，半年就赚到了他以前一年的收入。虽然做农民收入低一点，但是居住的地方大，环境更好，考虑综合指数的话，年轻人回到乡下，就可以接受。
种植马蹄莲的台湾农民（PATRICK LIN/AFP/Getty Images）
第三，台湾的农民，有受到法律保护的结社权和利益表达机制。
绿妖在台湾看到，台湾的农民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分别担负各种不同的功能。台湾的农民过60岁，每个月就有7000元新台币的补贴，并且还会随着物价波动调整。这一福利并非从天而降，是农民上街游行争取到的。
台湾官僚机构在制定农业政策时，也会出现想当然的情况。比如，政府推出一个休闲农业的法规，最初规定要有50公顷的地才能做休闲农庄，台湾人均是1.1公顷，很难达到这个要求。政府很尴尬，优惠政策没人领，而农民自己的休闲农庄遍地开花，这一法规10年当中调整了四五次，不断贴近农民的实际情况。由此可见，台湾民主制度下的政策法规，具有高度的弹性和灵活性，它顺应农民的要求。
第四，台湾农民有受到法律保护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他们能够保有精神上的自给自足。
台湾有大大小小的庙，他们拜各种各样的神，大道公、妈祖等等。哪怕种地没那么挣钱，但是他们还是怀着感恩的心拜皇天厚土，厚土就是土地公。他们甚至拜果树，因为果树养育了人。另外，台湾农民稍微大一点的姓都有祠堂，祠堂传了好多代，到现在还有人去清扫、上香，这其中有一种绵延、恒定的东西在支撑着。绿妖觉得，这不是封建也不是迷信，而是一种情感。
在绿妖看来，台湾也很现代。她去的那个地方叫新社区，在山里的乡下，要爬山。火车不到，出了火车站还要再转汽车。在那里，想去7-11商店也是有的，台北屈臣氏里看到的面膜，女孩喜欢的化妆品这里也都有。美浓也是乡下，有一批知识分子回到乡下重建社区。这里有台湾乡土文学杰出的奠基人之一钟理和的纪念馆，虽然不是很大，里面有他的手稿、生平，去世时候戴的破旧不堪的眼镜。
绿妖认为，美浓很文明，“你在那里行走，当地的民宿争奇斗艳。我们住的地方就是一边种着睡莲，环境很好，房间里还挂着艺术品，因为这是一个画家来经营的。设计完全是农民自己设计的，他们这一代五六十岁的农民，都是走南闯北，出过国的，眼界很广。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审美是不俗的，民宿非常精致，不是说很豪华，而是说有审美在里面，住在里面很赏心悦目，院子很宽敞，有湖，有青山，晚上散步觉得心旷神怡，我就觉得很文明。”
作为一个在大陆农村生活多年，户籍至今仍在农村老家的北漂，我深刻地理解大陆农民的仓皇自卑。在农村，我多次见过，由基层政府组织、地痞流氓参与的“执法队”，拆掉违反计划生育农民夫妇的房子。我也曾见过，农民不愿意种棉花，基层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就去铲除农民的水稻秧。
我父母在乡下，这几年才能享受到一部分医疗费用报销的福利，以及责任田的微薄补贴。在农村种地的农民，收入远远比不上进城打工或做小生意。最关键的是，世世代代耕作的土地，到现在产权不明。而他们的基本权利被侵犯时，常常“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此外，农村成为了城市排污的出口，老家村庄附近的幸福渠，成为县城居民和一些工厂排污的臭水沟。
老家的乡亲们，到现在为止，依然不得不依靠子女和后辈养老。而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很多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或者在城镇居住。子女每月按时足数给老人支付生活费这样就已经算不错了，有的子女对于老人不管不问，也不给或者克扣生活费，让老人难以维持基本的生存所需。我的一位堂奶奶有四个儿子，因为平常照顾她最多的儿子在六十多岁后去世，她80多岁的高龄，从病床挣扎到旁边的水塘投水自杀。
大陆的农民，被城乡剪刀差困顿多年，迄今为止，他们中的一部分依然被国家遗弃，老无所依。即便现在可以进入城市打工，户籍的藩篱仍然无法让他们就地安居。他们不能享受和市民同样的福利待遇，子女也不能在当地高考。最发达的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也是歧视他们最甚的地方。在农村，他们不能自行组织农会，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城市，他们无论是打工还是经商，也不能组织自己的工会或商会，保护自己的权益，为孩子争取平等的教育权。
权利有保障，利益表达有出路，经济上很殷实，精神上有信仰，文化上有寄托……这些即便不是台湾农民“怡然自傲”的全部来源，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如果消失，农民怎能不仓皇自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