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我为什么在电视上认罪(图)

2018-06-14 08:30 作者: 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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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他们愿意在审判前“电视认罪”? 背后的挣扎和考量是什么?(图:冼颖彤/端传媒)

【看中国2018年6月14日讯】很难用简短的语言说明,上电视接受采访,这期间我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至今难以形容,而且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述。我其实想尝试将详细的过程说出来,但总是觉得很难过,仍然难以克服心理阴影。但我知道我应该说出来,哪怕仅仅以这种简单的形式。

事实上,2015年7月末,我刚刚被抓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当时还在北京的指监(编按: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每天审讯我的警察就开始游说我,让我上电视接受采访,而且有一天还强行把我带到中央电视台,那时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2015年9月8日转到天津指监后,天津的预审也多次游说我,让我上电视接受采访。我仍然拒绝了。

2015年10月10日半夜,我刚刚睡着就被叫醒了。看守我的小姑娘告诉我说,一会儿预审来。我问她们现在是几点了?她们告诉我半夜十二点,我在心里画了个大大的问号。

看见儿子名列嫌犯,当场昏厥

我刚刚穿好衣服,两个预审就进来了,他们满脸的凝重,我们都坐好后,他拿出两页纸递给我。我打开一看,第一页上是云南省公安厅发给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的一份电报,上面写的内容大概是:在云南抓到几名偷渡边境人员,其中一人是内蒙古的,姓名包卓轩,年龄16岁,是乌兰浩特一中学生;第二页上赫然是我儿子的一张大照片,明显是像我们被抓后送到看守所时办理入所手续时,背靠印有标尺的墙壁拍摄的,照片下面写着:犯罪嫌疑人,包卓轩。我看完之后当场就昏厥过去了,不知道多久之后我才醒过来,我当时躺在床上,身边有几个平时为我们体检的医务人员。我这时仍感觉天旋地转,无法呼吸,那几个医务人员看我醒来了,说我血压太高,给了我吃了一片降压药就离开了。

这时,预审进来了,告诉我说,你儿子被反华势力给带走了,但所幸的是,公安人员把你儿子带回来了,现在在云南,你要不要救你儿子,就看你的态度了。我当时真的都懵了,问他们,怎样救呢?他们说要录个视频给公安部领导看,表明你的态度,我说录什么视频?表明什么态度?他们把要我说的内容写到一张纸上,让我背下来,大概内容是谴责某某反华势力什么的吧?记不清了,内容不多。然后,他们打开平时审讯时用的电脑摄像头,并且对我说,你看,这就是给上级领导看的,要是给你放到电视上,那就要用正规摄像机了。过了两天,他们来告诉我说,领导看了很满意,你儿子已经被放回乌兰浩特了。

这是第一次所谓“上电视”的经过,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要上电视,直到我被送回乌兰浩特后,我才逐渐在我父母和朋友处得知,那时他们毁掉了对我不上电视的承诺!

认罪,就能得到“宽大处理”

2016年,大约是在4月份,我当时已经被转入天津市第一看守所,那时我刚做完了乳腺手术,包括看守所的管教和预审在生活上对我都很照顾,特别是管理我那个监室的女管教一直待我都很好,她时常会带我到监室外面聊聊天,或者给我带一些监室里没有的吃的东西。

人那,真的是很奇怪的动物,其实,我们现在想来,这些都是我们应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但由于我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天都被关在屋子里,每天都吃得很差,所以有人给了你一些基本的权利,给了你一点温暖,比之前有了一点点改善,你就会感激不尽。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吧?

预审说如果我能够配合他们的工作,我当然可以得到“宽大的处理”,也就是说,我很快就会被释放。那段时间他们也不再像以前一样,会用“我们明天就把包龙军和包卓轩给抓起来!”这样的话来恐吓我。那时我已经知道了我丈夫包龙军也被抓了。他们不断提醒我:只有我先离开了看守所,我丈夫包龙军才能出去,我儿子出国留学的愿望才能实现。

那么是什么样的配合呢?他们说,你们这批人都需要有一个好的态度表达出来,才能得到宽大处理。过几天会有公安部的领导来,他们要我向领导表态:“我现在已经认识到了我自己的错误,我是被蒙骗、被利用的,要谴责那些境外反动势力,要感谢公安机关对我的教育和帮助。”从那时起,每次预审提审的时候都没有再去提审室,而是在看守所管教的办公室里了,并且看守所还特意布置了一个房间给我,用来吃饭和背诵准备资料。

一而再,再而三重录

大约是四月末的一天,预审把我带进办公室,告诉我说:今天有公安部的领导来了,要让我做个视频,他对我承诺,这仅仅是给上级领导看的,肯定不是放在公共媒体上的,所以让我放心,就按照他们平时给我写的稿子来背一下,而且背不下来也没有关系,可以重新录制。并且他们还说,你们这批人都是要录像的,要等一个个安排时间。我向他们确认了多次,他非常确定的说绝对不是给媒体报导的。但我那时对于录像还是非常抵触的。

大约过了将近一个下午的时间,下午四点左右的时候,我又被带进管教的办公室里。等了几分钟,进来一位大约五十多岁的人,穿着便装,他身后跟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带着一架摄影机。他们进来之后,和我说了一些类似于会给我们出路之类的话。这两年我的记忆力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即使我一直在努力找寻之前的每一个细节,可是具体内容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也询问他,这个视频究竟是给谁看的呢?他也一再向我承诺,确实是给他们的领导看的,绝不会放在公共媒体上。

年轻人准备好摄像机,年纪大些的人开始向我提问题。具体是什么内容我忘记了,但基本上都是平时预审教我说的内容。我说得很不好,一方面我的记忆力真的特别糟糕,另一方面我对此也还是有所抵触。有些问题因为我的回答很差,他们会反复问,让我反复回答。大概过了三四个小时他们才走。

大约过了二十天左右,那位所谓的公安部领导又来了,说上次录的效果不行,要重新录。

但重新录制之后,过了两天预审说,效果还是不行。这次他们拿来了摄像机和电脑,他们把要求我说的内容都放在电脑上,并且放很大的字,就让我直接对着摄像机读电脑上录制好的文字。通过多次录制后,他们终于认为合格了就离开了。但过了两天他们又来了,说还是不合格。要我重新录制。但这次录制后过了几天他们说还是不行。

期待“领导”信守承诺

大约到了六月初,好像是端午节的前一天,预审特别把我从监室里带出来,告诉我说,他们的一个领导来了,要和我谈谈,我是否能离开那里,就全凭我的表现了。

我们在那个房间里等着,不久,进来两个着便装的年龄大约五、六十岁的男人,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两个进来后居然和我握了握手,这让我很奇怪。后来得知他们是天津公安局的副局长和处长。他们简单的和我聊了聊最近的生活和我的身体状况,然后就让我对自己做个简单的评价。我对自己的评价当然是我认为我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好律师,为人处事是以善为标准,工作中我非常敬业,一直都被当事人所认可。那之后,他们经常到看守所把我带到管教办公室里聊天,同时进一步游说我,要我接受电视采访,我都拒绝了。到了七月初,我已经忘记他们来了多少次之后了,我们在管教的办公室聊完,预审又单独找我说,你好好想想吧,你要是不同意上电视,你能出来吗!你丈夫包龙军能出来吗!你儿子能出国留学吗!

我陷入了几昼夜的苦思冥想。我当时考虑到,我和我丈夫都被用这种方式关押着,和外界没有一点联系,这种情况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我们那可怜的小儿子一个人在家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虽然预审告诉我说他已经被释放回到了乌兰浩特,可是他也可能受到严厉的管控,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他今后怎样生活呢?另一方面,来和我联系的两位所谓的“领导”看上去还不错,应该是会遵守承诺的,经过这么多天的沟通,我认为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可信程度的,而且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他们并不像我刚被采取强制措施关押在北京时那样凶恶,而是对我逐渐有了比较好的态度。

最后我决定冒险答应他们这个条件。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非常渴望见到我的儿子,我想,如果我不出去,我儿子就不能出国留学,他在这里会受到怎样的伤害?我不知道!但肯定要受到极大的伤害!即使多年以后我会出去,但那时的孩子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了?他的这个年龄正值青春期,一旦受到伤害就会终身有阴影。我要尽一切努力,争取让儿子摆脱当前这种困境,让他能到自由的国度去学习生活,避免他受到更大的伤害……那样,就只有我出去才办得到!我深怕我的儿子的一生都被毁了,他必须走,他必须离开这国,这就是我当时最为迫切的想法。所以,不管我受到怎样的委屈,我也要拼命去试一下。

为了见儿子,只能认罪

之后,我答应了他们这个上电视的要求,但要求在离开看守所之后才接受电视采访。就开始按照他们准备好的稿子背,同时他们还安排了多次的排练,差不多在离开看守所之前,每天都要进行排练。最后,2016年7月22日他们为我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带我离开了天津市第一看守所,到了位于天津市蓟县盘山脚下的天津市公安局培训基地,在那里,我待了大约十天左右,然后搬到了天津市和平宾馆。大概是8月3、4日那两天,我在天津市和平宾馆附近的一个小洋楼里接受了采访。

我那时都是完全受他们的控制和安排,虽然我百般的不愿意,但一想到我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通过这个方式见到我的可怜的小儿子,才有机会为他筹划相关事项,我也就只好这样继续下去了!

8月4日中午,我在他们的安排下接受完采访后,下午四五点钟见到了我的小儿子,他搂着我大声的哭了很久,我也搂着孩子默默的流泪。回来之后,我逐渐了解到了孩子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受到了怎样的伤害,而且,残酷的现实还让孩子患上了较严重的抑郁症。

8月5日,我和儿子见到了刚被取保的他的爸爸包龙军。

那之后,我一直都非常压抑,我们一家随后被软禁在乌兰浩特,我不知道外面的信息,但我儿子和他父亲经常就我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时说的话嘲笑挖苦我,我一直都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压力。有一次我忍不住了,问我儿子:儿子,你说你是要妈妈忍着委屈上电视,然后就和你在一起了;还是要妈妈不上电视,现在还在监狱里呢?儿子果断的说,我要妈妈和我在一起!

有了儿子这个想法,我想我无论受了多少委屈和伤害都是值得的。因为当时我能和儿子在一起的唯一途径就是这样做,那我就只能这样选择。

我所做所思所想基本就是这样,我已一一做了说明,我不企盼得到世人的谅解,我仅仅想说,孩子是我的一切,当时那种情况,也许我只能选择那样做!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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