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率先停妻再娶，抛弃贺子珍而与江青同居。（网络图片）
中国作家鲁直人曾在《动向》杂志撰文揭露，中共自建党以来，高层利用权力满足淫欲致使性关系紊乱是一贯的，始乱终弃，在延安时就流行这种风气。
抢占他人妻子的“第三者”
鲁直人阅读已经过世的原外交学院院长陈辛仁（1915～2005）的回忆录，得知中共早期党魁之一的凯丰，曾横刀夺爱，充当过破坏他人家庭婚姻、抢占“革命干部”妻子的“第三者”。
陈辛仁是1935年与妻子房纪在东京结婚的，一年后生下女儿阿英。当年陈辛仁20岁，房纪17岁。抗战爆发后，陈辛仁到新四军任职，房纪则到西北大后方的宝鸡工作。分别后三四年时间里，陈辛仁也曾接到过女方的四五封来信，但一直没有实现把房纪调到新四军来工作的愿望。一天，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突然找陈辛仁谈话，开门见山地劝他并可以批准他“另外结婚”。陈辛仁当时觉得十分可笑，自己为什么要“另外结婚”呢？饶漱石直截了当的说：“现在改名王茜的房纪，早已经被调到凯丰的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了，与此同时，也兼私人秘书。他们已经结合到一起，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
听到这番话，陈辛仁才知道自己的家庭发生了婚变，悲愤之下表示不理解。就在与饶漱石谈话之后，陈辛仁收到了化名王茜的女方寄来的一封信，简单写着几句话：“别来数年，不知音讯，相见无期，请另觅伴侣，善自珍摄。”地址上是让何凯丰来转的。
接到这封信后，陈辛仁才清楚地断定，那个改名换姓的房纪，已经高攀大树做靠山了。后来又得知，凯丰在占夺房纪的同时，还凶狠地抛弃了与其同甘共苦的发妻廖似光，廖本人竟是被凯丰命令警卫员把她赶出家门外的，也是一个婚变的受害者。
中共高官在延安的第一轮换妻潮
“文革”期间，受到审查的陈辛仁从项目组口中得知，凯丰到了关外之后，为了另娶新欢，又像抛弃发妻一样地把房纪给遗弃了，房纪又成了凯丰喜新厌旧的牺牲品，凯丰同时对外还散布“王茜已经死了”的谎言，不过化名王茜的房纪并没有死，仍孤独地活了很多年，直到1971年患癌症病故，时年才52岁。
事实上，中共自建党之后，高层利用权力以逞淫乱是一种常态，从曾任中共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的回忆录《革命与恋爱》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长彭述之先是与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后来又与罗亦农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后，蔡和森又夺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而罗亦农后来又夺去了贺昌的妻子诸友伦；李一纯则先后与杨开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组成过家庭；而与朱德的前妻（朱敏的亲生母亲）私通者，正是供出罗亦农的人，后遭中共暗杀。他们之间关系的混乱，到今天都很难梳理清楚。
毛泽东等人到了延安不久，中共高官开始了第一轮换妻潮，毛泽东首先停妻再娶，抛弃贺子珍而和江青搞在了一起；黄克功求婚不成，竟连开两枪杀害陕北公学只有16岁的女学生刘茜，而且事后还大言不惭地反诬“刘氏狼心恶毒，玩弄革命军人！”
邓力群趁着李锐在延安整风时挨整之际，趁虚而入，占有了后者年轻的妻子范元甄。这些都是当时延安流行的一种风气，所以，作为文化人的王实味、丁玲来到延安之后，看到了封建性的专横与野蛮，这才写下了《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抨击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等乱象。
第二轮换妻潮是1953年，中央文件明确指出：凡过去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属于封建婚姻，不算数；因此，1953官场大离婚开始，不离婚的是极个别现象。第三轮换妻潮是“改革开放”以后，先富起来的人们纷纷换妻……
有一个史料，贺龙从前线来到延安，冲着王实味这帮子文人大骂：“老子在前方卖命，你们在后方骂娘！”现在看来，那些骂娘的，是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出发，讲出了一点真话，结果给自己带来了惨遭砍头的杀身之祸。而像凯丰这样的中共“高级干部”抢夺民女的流氓行径，没人批判，“延安整风”期间，凯丰不仅没有为自己的丑行受到惩处，反倒成了整风运动中督促学习和检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就连被他欺骗抢夺来的房纪，后来也成了骇人听闻的“抢救运动”中的一个牺牲品。到了今天，随着权力的不受约束和金钱的腐蚀毒化，中共官场上淫乱更为变本加厉，无以复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