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时举世欢腾，唯独遭受苏俄伤害最甚的中国，响起震耳欲聋的哭嚎。（网络图片）
当年，苏联解体之时，举世皆欢笑，唯独遭受苏俄伤害最甚的中国，响起震耳欲聋的哭嚎。我当时就觉得纳闷：被称为“头号敌人”，乃至于老毛不得不联手“万恶的美帝国主义”来对付的“社会帝国主义”，它的完蛋本该举国欢腾，就像抗战胜利、49进城以及“四人帮”完蛋时那样。怎么反倒如丧考妣，哭声震天了呢？
哭一阵也就罢了，悲情总是不该持续太久的。没料到十年后在《南方周末》上瞧见黄苇町先生大作《苏共亡党十年祭》，当时的感觉是：十年后还来哭丧，够孝顺的。于是作文《也谈“苏共亡党十年祭”》跟进，要义在这句话：“如果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的悲剧的话，这个悲剧并非一个世界大党的覆亡本身，而是它居然可以残害人类的文明与良知达七十年之久！”贴上网不久就被“和谐掉”了。次年11月加了点后缀再贴，遭遇仍不好，一搜索，全是黄先生之大作，拙文仅有被转帖如“360文库”尚有残余，别的都跟苏共一样，亡掉了。
又过去十年，《共识网》头版头条居然赫然再现黄先生新作《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如今早已无人还记得这个日子，独黄先生情有独钟不忘祭扫，孝心不可谓不深重。唯不知他是否有恒心坚持逢十必祭，一直哭丧到“去见马克思”那天才罢休。当人性被党性吞噬，这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是足够顽固的。
不要以为我给他扣帽子，这篇新作中黄先生称：“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事业最大的悲剧，苏联党和人民，已付出惨痛代价。”在他眼里，列宁下令杀戮数十万民众、斯大林杀害数以千万计民众都算不得“惨痛代价”，倒是俄罗斯人基本不流血的变革，欣欣向荣国泰民安，反成“付出惨痛代价”了，难道不是人性被党性吞噬才可能如此不顾事实想事的么？
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答《消息报》采访时再一次强调：“如果谈到应如何评价斯大林时期的统治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从新的俄罗斯诞生以来，这个评价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斯大林针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虽然说他在管理国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虽然在他的统治下，前苏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对于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
梅氏此论是基于人性以人权为最高准则作出的评判，而黄先生则不然：“我认为，斯大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前曾8次被捕，7次遭流放，6次在流放中逃脱。残酷的斗争炼就了他坚强的性格。”人性与党性，泾渭分明。或许黄先生自有他的道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倘若沙皇也像列宁主义者那样践踏人性，斯大林还可能有“8次被捕，7次遭流放，6次在流放中逃脱”的机遇吗？那些“大清洗”的罹难者哪一个不是第一次被捕就杀掉的？即使延至人类文明已经大步前进的七十年代，遇罗克、张志新能有“8次被捕”的待遇么？斯大林得以“8次被捕”，证明了沙皇时代的人性远胜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时代；证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人类文明战胜兽性法则的历史必然，只有丧尽天良者才会认为是“最大的悲剧”！
尤其是，黄文接着列举了斯大林及其体制的一系列灭绝人性的罪行，却冷漠地说成“固然有领导者个人的责任，但本质上是权力缺乏制约监督的制度缺陷的产物。”相反，对“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则憎恶毕现，人性被党性吞噬后那种变态心理，跃然纸上。
这种变态心理的顺延，自然而然惠及老毛，作者颠倒黑白地说道起“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来。历史的真相绝非作者扭曲的那样，国共两党大开杀戒的始作俑者即毛泽东是也！1926年12月，正是毛亲临湖南指导农民运动，批判李维汉等“右倾”，指示湖南于次年2月设立“省特别法庭”，大张旗鼓地捕杀“反动文人”叶德辉等三人，拉动了“大革命”时期滥捕滥杀狂潮。仍是毛，为了维护其在江西苏区的统治地位，无中生有捏造“AB团”冤案，又开内部冤杀先河；再经共产国际推广，约十万苏区军民成冤鬼，比斯大林“大清洗”还早！黄先生挑了一个“人头不是韭菜，割错了就长不出来了”说事，怎么不拿“反革命杀了一百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一百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来说事呢？怎么不拿“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来说事？毛之杀与不杀，完全取决于他对形势的判断，也即黄先生所谓“慎重”。至于“一个不杀”，从来就没有这回事。
这里我们需要再次提及“人命数据化”的问题，斯大林在二战结束前对丘吉尔说：“死一个人是一场悲剧，死一千万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据了。”堪称此论之经典描述。恪守人性者，尊重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当人性被党性吞噬，就如黄先生一般“仁慈”，以“绝大部分挨整者都挺了过来”为成就。也不新鲜，无非老毛那个著名的“5％论”之复述罢了。希特勒杀犹太人，德国56.6万犹太人中被害14.15万、奥地利185万犹太人中被害5万，比斯大林杀掉302万苏联犹太人中的110万比例还低；波尔布特灭绝种族也只害死柬埔寨不过30％人口，是否都可以说“绝大部分挨整者都挺了过来”了呢？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多少还有一些人性残留的话，发展到列宁主义就已经属于党性灭绝人性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形成精英领袖层，推举核心领袖；铁的纪律即“部分服从整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灌输教义，禁锢思想；动员和组织群众，必要时不惜暴力胁迫；组建一支行使暴力的党卫军；不择手段夺取政权。实质上就是一个规模化的黑手党，组织的利益至高无上。鉴此，人性就是党性的天敌，党性只能在消除人性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并巩固，消除得越彻底效果也就越好。这样，列宁主义就把马主义的人性缺失扩展成反人类了，在此模式下惨酷的人权灾难不是什么“未能避免”，而是必然结果。
正因为如此，在完成对于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性残留为宗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之后，进入二十世纪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潮流取得一系列进展：从列宁、墨索里尼到斯大林、希特勒，再到毛泽东稍带金日成、胡志明，延续至卡斯特罗、阿萨德、萨达姆乃至波尔布特，社会主义大旗成了独裁专制者最理想的招牌，而人权灾难也愈演愈烈。这些灾难包括斯大林的“大清洗”在内，都是列宁主义反人类秉性注定的必然。
之所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得以成功，根本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氛围同样具有人性缺失之秉性。从孔夫子的“克己复礼”到程朱理学之“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要求“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故中国文人或多或少皆有此情结，苏俄钦差来中国便如鱼得水，从人性缺失向人性灭绝发展顺理成章，“彻底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成了崇高目标。
反倒是赫鲁晓夫担纲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苏共领导层决心以去斯大林化清算反人类罪行，毛说他们“搞修正主义”也好“复辟资本主义”也罢，确实都属于“走回头路”，从灭绝人性回归人性缺失。老毛刚上道尚未成正果，正过瘾时苏共来这一手，于是分道扬镳，老毛说他们要“丢掉两把刀子”，似无大错。毛决心操起这“两把刀子”继续前进，做世界革命领袖决心把灭绝人性进行到底。其成果是赖不掉的，尽管既得利益的接班人刻意掩盖。“大跃进”留下几千万饿殍，接着重新挥舞“阶级斗争”这件反人类利器，继续搞“四清”直至文革。
黄文向我们复述了邓小平的话：“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自己又认识得多深刻呢？“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充其量不过五十步笑百步，文革之所以算“十年浩劫”盖因本应整人者却被整了，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亦不过从灭绝人性回归到人性缺失地步就要打住，完全回归人性，党性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不能允许的。那一年赵总书记坚持人性，反对党性践踏人性，下场不妙自不待言，党卫军也就灭绝人性捍卫党性了。
黄先生接下去那些老生常谈我们就没必要跟着他唠叨了，黄先生想充当一党专制的裱糊匠。窃以为，前面我已经从人性之角度把问题剖析过，也就不必跟着去讨论哪个窟窿该补哪个窟窿不用补。黄文最后小标题叫“苏共可以给中共镜鉴”，一共三项，其一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听上去悦耳其实空泛。辛亥时中国人就在喊民主口号了，文革之别名也叫做“大民主”，结果呢？民主了百年皆“为民做主”。其二曰“密切联系群众”，具体解释为“这就是一种眼睛向下的目光，一种心系群众的情怀，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本色。”除了延续空泛之外，还表达了深一层意思：党在群众之上，党性必须控制人性。其三曰“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要冲破既得利益者的阻滞。”我从不怀疑任何朝代之帝王都想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以免官逼民反。李世民不就讲过“载舟覆舟”么？大清朝廷眼看就要覆亡了还调库银赈灾民哩！要害在于：既得利益者是怎样炼成的？党就是既得利益者之组合。共和国恪守着苏俄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不过降低了些许垄断程度，“举国体制”至今仍被称颂，依附于公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层出不穷，只需看看那些落网的贪官与日俱增就该明白，谁冲破谁的阻滞还是个未知数。
黄先生的文章说到底是基于党性而作，本无可厚非。只是，在今日世界，任何政党要存在、要执政都必须回归人性，为实现人权而努力。游离于人性之外，甚至敏感于人权二字，出再多高点子也无济于事。当然，我党现在奉行的还是苏俄那一套，黄先生一再探讨苏俄经验，大抵是为继续坚持这一套修补些皮毛而献策。只想告诉黄先生的是：背离人性迎合党性是不可能想出什么好点子的，苏俄传授的一党专制本身，就已经把自身置于岌岌可危的地位上了，每日里忧心忡忡生怕被别人拱下台。
（文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