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与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从左至右）合影。（网络图片）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刘少奇一生所有的文章、报告、讲话等，编《刘少奇言论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们先编了八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后来又选编了两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选》，印数很少，大概只有二、三十套，发给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
戚本禹生前曾与担任过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就“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做过深入交谈，对文革时期的一些历史史实做了解释与澄清。并披露了一段刘少奇鲜为人知的整人黑历史。
戚本禹（1931～2016），山东威海人。1949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阎长贵，1937年2月生，山东省聊城市人。1961年人大哲学系毕业，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的机要秘书，是江青的第一任专职秘书。1968年1月被江青诬为“坐探”投入监狱。1975年5月被宣布释放，1979年9月平反。1980年3月重回《红旗》杂志社担任编辑。阎长贵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退休后写了一些回忆和研究文革的文章。
2008年12月上旬、下旬，戚本禹因事来京，我和他见过几次面，谈到“文革”中的一些问题，兹择要整理如下。
一、关于《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的写作及开展大批判的一些情况
阎长贵（简称阎）：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戚本禹（简称戚）：搞批判，或者说搞大批判，这是主席在“文革”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1967年初，江青传达主席的意见：秀才们应该写些批判文章。至于写什么题目主席没说。我是搞历史的，就选择了批《清宫秘史》。王力、关锋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就是他们后来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的那篇《<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姚文元原来打算批刘少奇的文化思想，后来改写《评陶铸的两本书》。我为了写批《清宫秘史》的文章，“大闹怀仁堂”即被称作“二月逆流”的那次会都没参加。
阎：你在文章里说刘少奇讲《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刘少奇不承认啊？
戚：他说过的，这是胡乔木报告主席的。胡一直到死都没否认这点。（笔者按：北京电影制片厂《毛泽东文艺思想》第3期第29页有胡乔木关于电影《清宫秘史》的检查，说：“我在管理《人民日报》工作期间，曾经多次抗拒毛主席的指示。1950年，毛主席指出，美化八国联军、光绪皇帝而污蔑义和团运动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应当批判。……但是我在事前接受了……刘少奇说它（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影片的反动观点，不让批判这部电影。”确实没看到胡乔木作古前否定这个检查。）放的电影有些镜头剪去了。你看电影剧本这点很清楚。八国联军进北京，珍妃跟光绪说，不要走，留下来，要依靠洋人跟（慈禧）他们斗。主席说，这就不对了，这就是卖国主义。
对我写的这篇文章主席一方面说“写得很好”，一方面又亲自做了修改，还亲自加写了极其重要的一段：“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主席为了表示支持当时的红卫兵，把红卫兵和义和团中的“红灯照”相比照，他要我加强对义和团中“红灯照”的叙述和描写，他在我的送审稿上批示：“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这个问题，我遵照主席的批示照做了。我在文章中连历史上一个人名写错（按：即把“赵舒翘”误写做“赵舒饶”），主席都提出来了。（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92-293页）
不仅如此，总理主持召开几次政治局会议，对我这篇文章逐句讨论修改。文章点不点名，点谁的名，怎样点，那都是讨论过的。对刘少奇没直接点名，“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指他。江青极力主张点邓小平的名，我根据大家的意见，用“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陆定一在“彭、陆、罗、杨案”中早点名了，在这篇文章中明确点周扬的名，那是江青的意见。陈伯达要点胡乔木的名，我不同意，康生也不同意，陈伯达坚持，双方妥协，用了“胡xx”，这叫半点名。如果不是中央的意思，或某个大人物的主张，点这些人的名，我能这样做吗？我敢这样做吗？
关于文章署名问题也进行过讨论。我希望以《红旗》杂志社论或编辑部文章的名义，总理说，在外国社论或编辑部一类文章，要比个人署名文章层次高，我们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还是个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我又提出是不是用个笔名，江青瞥了我一眼，我觉得她认为我有害怕的意思，别人没说什么，我也就收回了这个意见——因为文章是我写的，署名当然是我。这样以来关于这篇文章的一切恩怨和仇恨也都集中到我身上了。
再说一点，在这篇文章中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问的八个问题，是在林杰提出的几个问题的基础上加以增加、扩大而成的。说实在话，这篇文章虽然是我写的，但这并不是个人行为，主席看过和修改过，还经过总理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过。如果能查档案的话可以看到总理在这篇文章上留下的笔迹。我这样说，绝不是想推脱责任，而是说明实际情况。到现在为止，我对写这篇文章，当然有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和汲取，但我并不后悔，当时我是积极地自觉自愿地做的，主席修改我的文章，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我的文章，我都感到光荣和高兴。在这篇文章中我说《清宫秘史》的作者姚克是“反动文人”，这是不对的，他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的。
阎：是否请你谈谈成立“大批判组”搞大批判的情况？
戚：为了从思想和理论上批判和清算修正主义错误，在1966年秋冬从《红旗》杂志调了编辑杨永志，从解放军调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廖初江、王道明等成立了一个理论组，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刘少奇一生所有的文章、报告、讲话等，编《刘少奇言论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们先编了八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后来又选编了两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选》，印数很少，大概只有二、三十套，发给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
1967年初毛主席提出秀才们应该写些批判文章的任务后，根据陈伯达、江青的指示于1967年夏天又成立了一个“大批判组”，成立大会是在沙滩大院的教育楼召开的，到会的有大、中学校和北京各界、各个单位的代表，整个教育楼几百人的位置都坐满了，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有陈伯达、关锋、我，有没有王力、张春桥、姚文元记不清了，成员有10人，具体是：杨永志、廖初江（？）、xxx、xxx，你不也是成员之一吗？在这次会上讲话的有陈伯达、关锋和我。内容主要是要开展对刘少奇的大批判。
阎：对，我是成员之一。我因为担任江青的秘书事太多，“大批判组”的事我基本没管。具体负责组织工作的是杨永志，办公室仿佛设在北京师范大学。
记得就是在这次成立“大批判组”的会议上，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简化，并说是不是称“走资派”？从此“走资派”的概念和叫法逐渐而迅速地在报刊和社会上传播开来，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化语。“大批判组”成立后写的第一篇文好像是1967年8月15日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对这篇文章毛主席在8月11日有批示：“此文写得好。但有几处只有谴责，没有印证，不足以服人，请再加考虑。毛泽东十一日下午五时”，“退陈伯达、江青照办。毛泽东八月十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97页）
“大批判组”还组织和写了什么文章没印象了。
值得说一说的，在“大批判组”成立会议后江青叫我写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她对我说：“你能写文章，你也写一篇批判文章吗？”我说：“没时间。”江青有点不高兴地说：“抽时间吗！”如果不是江青布置我写，当时我是不能写，也不敢写的。说心里话，江青既然叫我写，我也想写一篇叫江青看看。这有点表现自己的意思。我找了刘少奇一篇有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内容的文章来批。你还记得不，大概是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出事，我问你：我的文章是否送关锋、林杰看看，提提意见，你很坚决地说：不要了！你也没说原因，我也没问你。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我是在事后五、六天才知道的。到1967年11月份，江青叫我把文章请陈伯达、姚文元修改后给《解放军报》发表——当时江青的女儿李讷正负责《解放军报》的工作。当我把文章送给陈伯达时，他说不看了。姚文元对我这篇文章做了认真的修改，他把我的文章题目《资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改成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加了一个“反”字，其批判力度就大大加强了，此文在1967年11月17日《解放军报》上发表。江青要我把我这篇文章给《解放军报》发表，李讷当然满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见了，也一再表示感谢我对军报的支持。
老戚，另外，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说刘少奇没整过什么人，是这样吗？
戚：不是，不是！华岗不是他整的吗？华岗的儿子华贻芳，是我的同学，他生前跟我说，他原来对刘少奇是很崇敬的，看到刘整他父亲华岗的材料，就再也崇敬不起来了。刘整的人恐怕不止华岗一个人。据说，陆定一就说过，他领导的中央宣传部就是整人，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到头来自己也被整了。客观地说，大概朱老总没整过什么人。
二、关于王关戚事件
戚：王力、关锋出事后，检查我不能不写，因为我和他们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和关锋（阎插话：记得当时你跟我说过：“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这点，人们，特别是造反派红卫兵都知道。当时我在造反派红卫兵面前说话比王力、关锋说话管用（阎插话：“文革后，我跟关锋议论，我说‘从你们三个人当时的作用看，好像不是王、关、戚，而是戚、关、王’。”关锋不同意这种说法，不知为什么他后来变了，跟采访他的人也这样说）。1967年9月7日主席对我的信即我的检查做了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12页）。批示内容是：“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告知关、王二同志。毛泽东九月七日。”
此信和批示江青阅后，是你告诉我：江青要我向王力、关锋传达，我马上到钓鱼台二号楼向他们传达了。从主席的批示看，这本来是当作内部矛盾，不知为什么到1968年1月份又变成了“抓”？这变，肯定也是主席变的，但究竟为什么，仿佛还没人说过。现在的书和文章讲到王关戚问题，都是根据《微行》（按：指权延赤所著讲述杨成武1967年7～8月随侍毛泽东到武汉、上海的一本书），那本书很多胡说八道。关于这件事情该书所写，和杨成武当时跟我说的完全不一样。杨成武从武汉回来报告总理、江青后，就到我这里跟我说，他在主席面前说了我许多好话，我还向他表示感谢。他说，主席要我参与处理王力、关锋的事情。实际上，很多事情也确实是我处理的。比如，把王力、关锋隔离在钓鱼台二号楼就是我把他们送去的。我把他们送到二号楼后，跟警卫战士说，他们还是首长，你们要好好对待他们。我回到十六楼会议室汇报了这件事情，谁都没说什么，后来总理走了，江青大哭一场。文革后我跟关锋说到这件事，关锋相信江青哭是真的，所以关锋对江青始终没有什么反感。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后，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办事组的人也都是请示我怎么办或怎么答复。说实话，王关戚事件到现在还是一个没说清楚的谜。你能说清楚吗？
阎：你都说不清楚，我怎么能说得清楚？我只能根据一些材料研究，做些分析。我认为，王关戚是“抛”出来的，不是“揪”出来的。
戚：对。而康生、陈伯达等不这样看。他们把王力、关锋说成江青“端出来的”，即说成江青的功劳，这不对，对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江青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康生、陈伯达以及姚文元等这样说恐怕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
阎：主席为什么把你们抛出来？是不是为了安抚和稳定军队？你们三个人都是为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抛出你们三人对毛主席来说恐怕也是“挥泪斩马谡”吧。
戚：主席抛出我们三人，特别是王、关，确实是为了安抚和稳定军队。武汉“七二零事件”后，军队很乱，全国到处游行示威，冲击军事机关，喊“打到陈再道式的人物！”“打到xx地区的陈再道！”等等，报纸上也是铺天盖地这样的报导和宣传，主席肯定认为这样下去不行，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而要解决，就要找人负责，也就是找人当“替罪羊”，这就找到王力、关锋了，因为他们借“七二零事件”宣传“揪军内一小撮”，造成全军的混乱，他们要负责。
顺便有一个问题我告诉你，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说，主席经常单独接见他，这是瞎吹；说他经常在主席面前说邓小平的好话，这是为了讨好邓小平——实际上，他批判邓小平是很早的，并积极地写材料。“邓矮子”就是他说的。邓小平原来准备用王力，和关锋处理不同，后来为什么不用了，这里面肯定有原因——仅说陈云反对恐怕还不行。王力给中央递了很多建议书，据说后来邓连看都不看了，原件退给他。这是不是有人向邓反映了王力说“邓矮子”的事情。对这个说法邓是很敏感和反感的；文革前，我就知道这点。
王力还说什么，陶铸成为党内四号人物是主席根据江青意见定的，这是瞎说；实际上，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和排位次序都是主席和总理商量定的。说实话，主席在“文革”前一直到他发动“文革”的时候，组织部门都被刘少奇掌握了，当时刘说话，比主席还管用，我在办公厅工作有亲身体会。凡是刘少奇批的文件，那要马上办，而有的主席批的，就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因为刘掌握组织部，省委书记的任命，组织部说了算，主席是不管具体的。但军队是主席掌握的。军队不能乱，这是主席的一条重要的或者说根本的原则。抛出“王关戚”，后来又搞了“杨余傅”（即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海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这也是一个平衡。杨成武这个人很张扬，树敌也比较多，主席和林彪都不怎么喜欢他。
阎：你为什么被“抓”？
戚：说不清。大概你送错那封信，是你被抓的导火线，也是我被抓的导火线。
阎：是吗？我第一次听你这样说。
戚：一点也不错。那封信你没看清，没看懂。那个写信的女演员，原来不是叫“江青”，而是叫“江菁”，即带“草”字头的。这个字不念“qing”，而念“jing”。这个女演员是参加过“军统”的。江青生气、发火恐怕也在这一点。
阎：哎呀，这些我都不知道，不记得了。那封信很长，我由于不断地接电话和收发文件，不是一次看完的，我对这封信的内容误会了。
戚：这封信，当时江青叫我看了。这封信你不该送给她，你送给她以前应叫我看看，我是你的领导吗！当然，我说这封信是导火线，肯定也不是仅仅因为这封信就抓我，大概江青已经对我积累了很多不满。而这不满是什么？我说不清。
阎：不满就抓人啊？这是什么法律？
戚：当时“砸烂公检法”，已经没有法律了，江青等领导人说一声就可以抓人。
阎：像你这样“大人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说一声，就能抓吗？
戚：一定还要经过主席。主席为什么批准抓我，我想不清楚，说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