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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8年7月7日讯】苏俄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初衷是反阶级压迫，追求人类公平、解放及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消除私有制及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这与西方早期的乌托邦理想一脉相承。
但正是试图建构乌托邦式、充满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的天堂之路将这个星球的一部分人群引入通往饱受奴役之路。建立极权主义的政治、社会及经济制度。
对于传统及现存制度的破坏，人类历史上遭遇过极左的共产主义及极右的纳粹法西斯主义的破坏。它们不仅破坏与毁灭一个民族的传统及文明，试图建立起一整套通过洗脑、大一统方式建立起来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系统，建构如米塞斯所及的墓地里的永久的、和平的制度。
这一切看上去多美妙啊，取消了、推翻了旧有的制度、阶级压迫、实现了公平、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自由！仿佛这一切只有在《圣经》所及的天堂里才能看到。这种乌托邦的愿景无疑吸引了大部分共产主义运动的受众去努力通过暴力破坏既有存在着种种不公、压迫的制度，去努力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其破坏及毁灭的力量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
由于极权主义政治取消了合约制度下自由退出的个体选择的权利，缺乏个体自由和权利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导致大面积的饥荒、死亡，演变到极致，由于公权力没有界定行使权力的边界和范围、不能有效制约和制衡公权力以及不能保障个体的自由和权利，最终，大范围的公权力腐败、权力滥用和对民众的压迫不可避免。
苏俄红色帝国实际上是个等级森严、上层以贵族面貌出现的共产主义极权政权。列宁曾把苏俄的布尔什维克比作贵族。事实上，1917年加入苏俄共产党就如同社会阶层的攀升，它能带来精英地位、特权、优先获得的官位，以及成为党国的一部分。当苏俄内战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已占据政府所有的主要职位。随着苏联生活全方位陷入党国的控制，官僚机构急剧膨胀，到1921年，苏俄官僚人数是沙皇时的10倍，共有240万党国官员。其人数超过苏俄产业工人的两倍，成了苏俄共产主义极权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
阿隆・索尔茨在《政党伦理》（Party Ethics）中把布尔什维克与沙俄时的贵族做了比较：“今天，我们成了统治阶级…….我们国家的习俗，将以我们如何居住、穿着、行事、重视何种关系为准。”
1927年，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尤里・皮亚特科夫作为托派被开除，但是，他为了能重新回到党内，其决心放弃自己的信仰。他的朋友指责他已成为懦夫，但皮亚特科夫辩解，这仅仅说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放弃自己多年信奉的思想。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早已把自己的个性彻底融入“党”的集体意识之中，愿意做出必要的努力，抛弃自己的意见以及信念……如果党有需要，他愿相信，黑是白的，白是黑的。在苏俄的共产主义极权社会中，信仰是一个公共问题，并不属于私人。在西方的概念中，良心是与自我的对话，但共产主义道德对此是不予承认的。1917年以后的苏俄，俄语中的“良心”（sovest）一词，几乎从官方使用中全部消失，被soznatel’nost’所取代，表示有觉悟和能力。它在布尔什维克的话语中还表明已经获得道德革命的较高逻辑，即马列主义思想。这再一次验证了米塞斯所及的墓地里的永久的、和平的制度。
苏俄的共产主义极权政权就像一个被布尔什维克贵族式统治者不断吹大的肥皂泡，其社会基础只不过建立在少数特权阶层及官僚阶层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广大民众的基础之上，并且缺乏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在苏俄帝国的末期，民众对布尔什维克的命运漠不关心，取而代之的是冷嘲热讽。
“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大权终于从斯大林主义的受益者那里旁落到新的、相对没有经验的领导人手中。他在外交政策中首次提出了‘新思维’，并很快成为彻底重估意识形态的同义语。像戈尔巴乔夫这样带有理想主义和天真气质的政治家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大概只有我国历史上的王安石和日本历史上的平清盛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吧。戈尔巴乔夫宣布放弃全球性的权力游戏，承认苏联的安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是不可分割的，也是可以部分共存的。他计划彻底改变苏联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体制，并使苏联真正地对外开放。对于苏联的解体，祖博克在《失败的帝国》一书中认为，戈尔巴乔夫负有最主要的责任，他认为苏联失败的原因有三：一是、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没有计划和步骤，行为缺乏连贯性，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戈尔巴乔夫则是希望一蹴而就地转变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二是、激进的改革使苏联社会内部制造出种种失控的政治离心力。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国内经济与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当时的学者和政治家都认为不废除苏联的旧制度，就没有办法进行改革，但这种激烈的“休克”疗法的后遗症是非常巨大的，在叶利钦执政的时候，共产党的书记和部长们摇身一变，成了银行家和富有的寡头。三是、苏联领导层内部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从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开始的，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俄从民间到官方，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早已失去兴趣，他们明白了苏俄永远赶不上欧美发达国家。”
截止1990年，苏共差不多有2000万党员，苏共垄断了新闻并发行上千份报纸与杂志，它还拥有几十万名宣传工作者，苏共还控制着国家所有的电台和电视台。此外，苏共手中握有巨大的财政和经济资源，并统治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和国家安全机构。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突然间由于并不猛烈的冲击开始削弱和瓦解，说明苏俄这座红色帝国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其内部结构也有诸多缺陷。如果苏俄共产主义极权大厦的基础被冲毁和削弱，如果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这样一个看上去无比强大的庞然大物轰然坍塌、解体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苏俄共产主义极权政权轰然坍塌以来自布尔什维克高层革命的角度阐释：“由一些特权阶层精英执掌大权是不持久、不稳定的。这些掌权者最终意识到，维护社会主义不符合自己的利益；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同时，他们又握有实现转向资本主义的权力。”
实际上，苏俄共产主义极权政权是一个不断产生新的特权阶层的体制。
《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一书作者祖博克言及：“冷战是两个远房表兄弟之间就实现这个世界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最好道路问题而展开的竞争”，其实美国的政治自由与市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跟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具有一种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和自以为救世主的性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一体两面，没有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如何克服资本主义天生的残酷和不平等的缺陷？没有市场调节的经济和民主、法治的保障也注定社会主义不能长治久安。祖博克认为西欧成功之处在于：“将市场的好处与社会规划结合起来。在经济一体化以及最终在政治一体化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做得也比苏联集团的所有国家成功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想把苏联反对资本主义的试验与西式的民主融合在一起，虽然失败了，但从历史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反叛的表弟扣着远房兄弟的门，要求和解。
苏俄红色帝国的崩溃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无尽的遐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