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中国政府改变态度很难(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7月9日讯】41岁的杨晓是个将近一米九的大高个，北京人。可能是当了19年记者的缘故，讲起话来有股认真劲儿。
大多时候他是乐呵呵的。他有一套朝阳区的中高端商品房，一辆车，三口之家，自称弱势的中产阶级，默默经营生活，很少与邻居打交道。他谨言慎行，对可能违法的事小心处之。
但两张莫名的停车罚单激怒了他。为了撤销这400元行政处罚决定，杨晓花了两年时间状告北京交警，上了三次法庭，最终赢了，法院判交警队支付他400块罚款和100元诉讼费。
杨晓觉得，打官司是想帮他们在执法明示、沟通上改进，“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代表了是非曲直，我较真这理儿。”
以下是杨晓的口述：
停车七年头一次被罚
2016年4月，我坐在报社里，“叮！”交警一条短信飞来，提醒我上网处理前几天的违章停车。我一头雾水。
后来反应过来，北京的风大，罚款条被刮走了。而停车的位置更奇怪，处理书上说，我是在家门口的路边上被罚的。我在那停7年了，头一回被罚，罚二百块。
2009年买房没租车位，现在想租也没了，大家都习惯停门口的路上，一到夜里一排车，路面上有白色停车线，如今模糊了，但7年来一直没人收费。
免费停了7年，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突然就开始罚钱，好日子到头了。我有点恐慌，以后每天都罚二百我怎么受得了。我是做记者这行的，凡事总想弄个明白。过了几天我就请假上交警大队了，在门口被保安拦着不让进。
“您谁啊？”
“公民”
站了30分钟，我亮明身份，说我是记者。他打了个电话，里面就有人来接我进去了，前后用了5分钟。我还有点愧疚，因为有个违章停车去路边上厕所，出来就被贴条的老哥，也想申诉，他在那大喊大叫，一直没让他进，而我进去了。
他们给我领到二把手，一个政委面前，他比我大一些，听口音是老北京，典型的老警官模样。我就想弄明白哪里可以停车，他说地上划了停车线的就可以停，我说我当时停车的地方有线，他说那就可以停，我说那怎么罚了？他不直接回答，说有线就可以停。又绕回去了。
我还问他为什么小区隔壁另一条路没有划线但可以停，他不说。
交警拍的执法照片上看不清地上的线，我自认倒霉，就回去了。但9月又被罚了一次。
这次我很气愤，觉得不可思议，就给贾政委打电话，问他这是怎么回事，言语中可能有点情绪。
结果政委比我还生气，他朝我喊，“你是想让我低头吗？”不是的，我只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他丢给我一句话，让我去别地儿解决。
第二天我就去朝阳支队法制科申诉，觉得自己特冤。交警把照片调出来一看，说两张罚单有一张可以撤销，一张不行。
我不乐意了，要撤就两个都撤了。僵持不下，他让我去法院起诉，还提醒我先去交通大队开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他那儿没法开。
后来才知道，他那儿按理也可以开。只是那样的话，行政处罚决定书落款盖章会是他们，最后上法庭的可能就是他们了。
三次对簿公堂
交警队负责和我打官司的，是法制科的一名警官。40来岁，北京人。他是法律专家，在法庭上和法官对答如流。
我总共见了他四次，三次在法庭上。
前面两次是一审。第一次开庭前一周，我看到家门口有辆压路车，转着滚轮在走，我寻思这是重新把路铺了一遍，把之前的停车线涂干净了。
这名警官庭审时坚持的意见主要就一点：这里从来没划过线。
法庭上，我总感觉他说话有教训人的感觉，可能有职业习惯，不经意会有审犯人的语气，怀疑我打官司的动机。一次我直接提出他有人身攻击的嫌疑，法官让他注意言辞。他挺无奈。
第一次开庭结束，法官说，“这点小事，和了吧”，我同意。警官神色强硬，“不和”，这么来回说了几遍。最后他看了我一眼，说，“好吧，我回去问问领导”。
休庭后他和我说，“我看你工作单位在XXX，我哪天去拜访你去”“行啊，随时欢迎”。但最后没来，挺遗憾的。
2017年2月，法院组织实地考察。助理法官、以及那个法制科的人还有我一起去的。法官根据我提供的照片确认位置。警官一脸不悦，“你就是耽误我的时间，胡搅蛮缠，刺儿我们”，我跟他理论，法官不理我们。最后定位的结果需要签字，我签了，警官说他不承认，没签。
第二次开庭结束，警官对我说，你是党员，又有家庭，一年多的时间你陪家人多好；那么多人被罚，怎么就你那么特殊？我说，做这事挺好的，挺高兴。
他觉得不可思议。之后开庭，我一进去就找他，“警官来了啊”，打个招呼，他就不理我。越往后越像走过场。
警官很强硬，直到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
2017年6月30日，一审结束，判决还没出来。我出差回来，突然发现家门口那条路上，又出现了崭新的停车线。
我心想，哇塞，你又划上了！太可笑了。我很生气，拍了一组照片发朋友圈。讽刺他们“擦了罚钱，划了收钱”，实在忒任性了。警官在法庭上说了半天那边是没有停车线的，结果又有了，真是哭笑不得。我把照片作为新证据提交给法庭。
10月，新的线又被涂了，但还有痕迹。他们终于愿意开调解会。我因为一直在发朋友圈，之前还写了篇公号文章，法官说，对方说了，网上的信息对他们造成了影响，如果接受调解就不能再发了。
我争辩了一下，放弃了，说，好，那我不发了呗。
调解会上，我拿出新证据质问警官，结果你猜他怎么说？他说，经过调查那是非法停车线，我们也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了。
我觉得奇怪，那车上贴的停车收费单还有公司名字呢，看着像规矩经营的。可惜我没保留下来。他说，欢迎把收费单给他协助破案。
我当时特诧异，好吧，合着交警也是弱势群体。协管员每天贴罚单路过也看不见，非等到我说了才知道。
但之后调解没了下文，继续开庭。庭审时，警官改口了。
第二次开庭、二审都提到了重新划的线，警官在法庭上说，那是合法的线，但不是他们划的，而是有关部门划的，法官问是什么部门，警官的回答，我不记得了，感觉他也没说清楚。
我在法庭上说，“我帮您回忆一下，之前调解会您可是说报了警了，是非法停车线”。这个我之前还录音了。
警官看着我不说话了。一提这事他的态度明显变缓和了。二审的时候解释了半天，我感觉警官就像是认错了，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他是个很直接的人，当时感觉是说谎挂了相，声调也不高，低头解释。知道自己是改口了。
二审，交警提交的上诉状上写着，我的行为“公然挑战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恶意诉讼，浪费司法资源”。开庭时对方架势很足，又来了一个年轻人，一共来了4个人。
他们提交了一段新的视频，想证明现在没有线了，我说不对，还有，举起A4纸大的照片，这是我前几天照的，上面还能看见线。但法官说这些证据都是最近的，跟一审是否合理没啥关系。我有点紧张。
二审结束有个小插曲。我站起来走到警官面前，好声好气地说，我有证据，现在去还是有痕迹，没有擦干净，很多人会误解继续停车，现在还继续有罚单。下次把证据给你们，去看看怎么处理。
警官说，不用了，你留着就行了。结果边上一个官儿，冲我“哆！”地喊了声，我没听明白，问了两遍，才知道，是“坐下！”的意思，他想再跟我聊。
我心想，你们跟审犯人似的，还聊什么呀，就走了。生气之余有点寒心，我两年帮助你们，怎么这个态度。
刚出法院，小法官给我打电话，“和了吧”，我说，“我都赢了为什么还要和”，她口齿伶俐，语速很快，说那是初审，二审可不一定。我想了想说，“要和也可以，我也不要他们道歉了，但他们得感谢我这两年给他们指导工作”。小法官一听，说“算了，人肯定不同意”。
一个人告，有点慌
初审我很兴奋，原本门都很难进的交警队，人就坐我对面，我还是原告。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打官司。第一次去朝阳法院，用A4纸自己手写了一份起诉书，字怪难看的。主要还写错了，把两份罚单写在一份诉状里，诉求写得也不专业。我回去拿电脑重新打印了两份起诉书，把诉求改成“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起诉书重新递了进去，法院说要了解情况。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什么事儿不都写里面了吗？是不是不打算立案了？那我可没辙了。
幸好，是固定程序，我把事情经过再说了一遍，很快立案了。当时我就觉得，这很好了，我都没打算赢，至少能平等交流了。诉状上要写详细的个人信息，我的住址、工作单位，当时还有点担心。
刚决定起诉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谁知道最后花了快两年时间。
2016年11月24日，第一次开庭。开庭前我做了不少功课。查了法律资料，整理打印出来，还自己写了法庭陈述。我歪歪扭扭在纸上写了需要列举的证据和辩论逻辑，猜测对方的说辞，提前想好对策。“如果以前有停车线……”“如果没有停车线……”“如果说无关……”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过往的判例，结果很沮丧，根本没有人能赢。但我搜到一句话，“法无禁止即自由”，顿时觉得有了底气，说的多对啊。
结果上了法庭，我气吞山河地说“法无禁止即自由”，但这太原则性了，辩论时一点用没有。
对方说，根据北京的法规，只有停在白线内或有“P”字停车标志的地方是合法的。法官也认可他的说法。
我全程都有点紧张，毕竟没经历过。有些法律用语我不懂，什么“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就问她，“法官女士，对不起我也不是专家不太懂，能不能用普通用语，看我能不能理解？”法官用口语解释了，我就很踏实了。
另外我老想说两句，法官说，你别说，还没到你。态度很好。我还假模假式地把材料铺了一桌，结果法官一问我就懵了。我就没想过找律师，这事太小了，不会有律师为了500块的标的干活吧。
后来我从准备的资料里提出一点：我停车的位置是有线的，只是模糊了。交警提供给法庭的资料是黑白的，看不清地上的线。我就拿笔记本电脑给法官看我翻拍的交警的彩色照片。法官看完，对交警说，“这（可）是你们提供的证据”。气氛不一样了！
这些模糊的白线，还有他们后来又划上去的新线，是赢官司的关键。
官司打了整两年，集中起来大概占用了我十天左右时间，但大多时候是等待，很煎熬，总有挫败感。
印象最深的是，去年10月的调解会后，交警说回去再商量，一个多月过去了也没消息。有天回家，一溜儿车停在门口那，都被贴了罚单。我当时给小法官打电话，说一个多月了，交警那边到底什么态度，对方说去问问。我心想，如果和解，我承诺不能再发表言论，作为媒体人连这我都同意了，但邻居一直在被罚，我做这事的意义在哪？
但着急也没用。一开始打官司只为了自己争口气，要坚持下去很难。之后我就当做公益事业做了。
中间我发过一次牢骚，法官说，“你要知道，政府机关改变态度是很难的”。
2017年10月初，我在门口停车又被贴了一张罚单，这次我立刻又起诉了。法官说，“你罚他告，还有完没完了”。我估计是这次起诉推动了进程。
我的家人一直不支持我。岳母说我，社会上混这么多年跟没在社会上待过一样。最近我在朋友圈发维权的事，我妈在下面回复“撑的你！”
大多朋友还是支持我，说我“牛”。儿子上三年级，他也支持我，为我骄傲，但有次他说，怕警察来抓我。
他们总觉得我想让他们“低头”
2017年12月19日，判决邮寄到家里，赢了两个输了一个。我特高兴。最后那个输了，因为当时停车的地方交警把白线用黑色颜料涂了黑线。我认为黑线也算停车线。但其实直到今天，那边还有一些白线依稀可见，总有车停着、被罚。如果车主真要较真，还可以告交通大队。
我跟别人不一样，是很认真的人。我很守法，尊重法律，所以也很少被罚。因此一旦被罚都比较较真，一次去王府井北京饭店，要从长安街上拐进去，必须得跨越公交车道，被罚了。我去东城支队法制科理论，人家酌情给取消了。还有一次在大厦门前停车，停在“P”字的标志下面，但被贴条了，对方说那指的是旁边的停车场，不是你这儿。我照了照片去理论，最后罚单也取消了。
赢了官司我挺兴奋的。我觉得打完官司我也是专家了，到了分享成果的时候，我花一礼拜写了篇7000字的停车攻略《北京路边停车不被罚的正确姿势》。结论是，路边停车无论在哪都有被罚的风险，最安全的是停在有“P”字标识的停车场里。
但是，停车场正规车位远远不够。文章里我写到，到2016年底，北京全市城镇地区全部停车位总缺口有129万个。129万个停车位缺口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北京至少要有129万辆车必须行驶在路上。理论上说，夜深人静亦如此。这是一个涉及公众利益的事情。
去年底为了写文章，我在上班路上拍照收集素材，当时发现三里屯那边的路上有一辆执法车总占着非机动车道。今年5月份，我骑车上班，发现车还在那儿。另外，工体北路北边的非机动车道内还划了一排停车线。我还特地数了，上班路上10千米有300辆占道。我打过官司后知道这是不合法的，就打电话给交通队反映。
第二天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感谢我，确实发现那条路上有14个非法停车位。我特高兴。又过了一个月，我发现那辆执法车也挪地方了。
案子赢了，但钱还没拿到手，本以为对方会主动把钱给我，已经过去3个月了，没动静，哪天还得去法院执行一下。我一直没有去，总怕他们误会，也想给他们留些余地。
我是想帮助他们在执法明示、沟通上改进，他们总觉得我想让他们“低头”，我不依不饶，弄得我好像特在乎这几百块钱。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代表了是非曲直，我较真这理儿。但作为一北京大老爷们，几百块钱我不那么在乎。
可能在他们眼里，我是“刁民”。但我不是。
我们总觉得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对我们来说就像小区的物业管理者。我自认为是以建议者的姿态在做事。我甚至期待哪天我们还有机会握手言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