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中国之行，斯诺发现“中国是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国家”，见到中国所有的人都背诵毛的语录。（网络图片）
埃德加･斯诺，因为写那本震撼世界的著作《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这个名字注定要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这本著名的《西行漫记》大大美化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为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争取了不少支持，也使得不少中国青年投奔延安，帮助了毛的革命。毛与中共政府曾称他为“我们的美国朋友”，一度礼敬有加，斯诺曾经获得与毛泽东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国庆观礼的殊遇——这一段故事是中共政府大书特书，还收入语文教科书，中国的中小学生都知道埃德加･斯诺的大名。
如果没有1970～1971年的中国之行，斯诺也许就没有晚年的悔恨。这一年，斯诺偕同他的夫人路伊丝从香港到广州，发现“中国是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国家”。到了北京以后，见到中国所有的人都背诵毛的语录，每天要履行“早请示晚汇报”的政治程序，觉得这就像是一种宗教仪式。然后他去了他当年采访毛泽东的“革命圣地”延安，参观了“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让知识份子与官员“劳动改造”的地方），认为那里的生活就像监狱。这次访华的所见所闻使这位革命的热烈拥护者感到：“在一个地位日益显赫的神权阶层看来，所有不同意见或者补充性的思想都是异端邪说。”然后他再次回到北京，到他熟悉的北京大学参观，听到的介绍竟然是“北京大学在1949年以前是文化帝国主义机构”，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后才获得新的生命。
对这种肆意否定文化传统的言论，斯诺感到非常吃惊。
最后他终于见到了毛泽东，毛对他大骂中国的知识份子是资产阶级，要对他们实行专政。毛还对他说“人民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正当的和必不可少的”。毛泽东那句自鸣得意的话“我这个人是‘和尚打伞，无发（“无法”的谐音）无天’，就是这次对斯诺说的。让他深受刺激的另一件事情，是他的一位老朋友路易･艾黎的儿子艾伦被关押的可怕遭遇。路易･艾黎参加了中国革命并定居于中国。艾伦告诉斯诺，“文化革命”开始后，他就被囚禁于西北，在监狱里，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死于殴打、饥饿、冻馁和自杀，只有他想办法逃了出来，想办法找到周恩来，才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这次大陆之行使斯诺深受刺激，他觉得毛泽东有可鄙可厌的一面，对于当年写《红星照耀中国》颇感歉意。
一年后，癌症夺去了斯诺的生命。伯讷德･托马斯根据斯诺40多年的日记整理成书出版了《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上述内容就是该书透露的。
斯诺如果地下有知，知道其夫人路伊丝以后在中国的遭遇，一定死不瞑目：2000年，斯诺夫人到北京，这次她想做两件事情，一是想将斯诺的遗骨迁回美国，二是想将外国人的捐款送给学生运动受害者家属的团体“the mother of the gate of the peace”。结果她一进中国，所到之处，都有中国的秘密警察跟踪“保护”，行动处处受限制，中国当局既不准迁走斯诺的遗骨，也不准斯诺夫人与任何人接触。当她到中国人民大学想见“the mother of the gate of the peace”的发起人时，斯诺夫人被警察拦阻并强制带走。斯诺夫人深感受辱，对丈夫以毕生之力支持的中国革命极度失望，她从此成为中国人权活动最坚定的支持者。
这是埃德加･斯诺的晚年悔恨。
